北川：司法生态重整
北川：司法生态重整
北川法院迅速恢复审判，对当地受灾群众来说无疑是一个加重稳定信心的砝码—— 地震后大量出现的离婚、财务纠纷等民事案件和盗窃等刑事案件，都急需一个处理的平台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王开 | 四川报道
北川县城处在一个几乎封闭的山谷之中。这片0.7平方公里的废墟，似乎依然凝固在一年前的那个震撼瞬间。断壁残垣，满目的瓦砾和垮塌的房屋，没倒塌的楼房以怪异的姿势矗立着，似乎摇摇欲坠。而地震那一刻砸进居民楼的巨石，至今仍令人惊心。
清明节过后，在一片俯瞰整座县城的山头上，绵延数十米都是残留的香灰。
北川县政法委的一位工作人员指着一片长满杂草的地方说，那就是北川县法院和检察院，两座楼挨着，原来都在山坡上，如今，都被整体掩埋在几十米深的地下。当时正在这两座办公楼工作的39名干警，38名遇难，仅有一人重伤生还。
“派出所没人了”
北川县政法委书记张周凯被埋了76个小时，他所在的政府大楼未能在地震中幸免。地震发生仅仅10秒，这座建于2000年的“北川最好的楼房”，瞬间从6层变成了1层，下面5层全部陷入地下。
张周凯对《瞭望东方周刊》说，被埋在地下的第一天，他能听到楼上楼下、前后左右都有呼救声。76个小时后，当他和两个同事被救出时，才知道整座政府大楼只生还了他们三个。
灾后的统计说，5.12大地震中，北川全县干部有436人遇难，而政法系统237名在编干警中遇难86人，超过三分之一；政法委、公检法和司法局领导班子成员9人遇难，几乎所有的干警都有亲人离去。与此同时，公检法司的案件卷宗和档案资料，也全部掩埋于废墟之中。
5月15日晚被救出的张周凯，5月17日即从绵阳404医院步行赶到北川。5月18日，在北川中学的水泥乒乓球桌上，张周凯组织召开了第一次政法委员会。“我得尽快把幸存的干警组织起来。”张周凯说。
当天的会议，整个北川县政法系统仅组织起了11个人。他们的救灾任务，是去抢救“有枪、有钱、有机要”的关键单位。
“你相信吗，我们当时就睡在尸体旁边。”张周凯说。那段时间，他们挖出了100多支枪、100多万现金和不少重要档案。
直到地震半月后，北川政法系统的人员状况才大致搞清楚。246名政法干警，只有73名能够立刻工作，除去遇难者，其余都在地震中负伤。而这时，北川政法系统已开始下乡统计灾情。
北川的百姓几乎都去了绵阳，与县城繁忙的救援场景不同，乡下是一片寂静和狼藉。人走了，牲畜家禽满山乱跑，还有些遇难者的遗体暴露在外。
5月20日之后，张周凯连着去了几个乡镇派出所，都是空无一人。“公安干警要么遇难，要么离开了，本来乡镇派出所的人员就少，灾后维稳状况可想而知。所以，我们组织了三支政法工作组。”他说。
这三支政法工作组，实际上可以叫做联合办案组。每组17人，包括了公检法司四个机关的工作人员。他们可以当场办案而不需要汇报；他们需要把留在当地的百姓组成治安队员，把受灾群众的财产管理起来；还要负责巡逻，对人员进行登记。
“我确实理解我们的人的心态，很难啊，一个是去山里确实很苦，再就是干警自己也是受灾群众，只身下去救灾，难免会记挂家里。”张周凯说。
但是，工作组的方式却一直延续到了2008年10月份，三支工作组都下乡三次。
特殊时期只能这么干
北川法院副院长李芝军是其中一支政法工作组的领队，这位地震中的传奇人物因救灾表现突出，被最高人民法院授予一等功。他的母亲和妹妹都遇难了。
作为北川法院仅存的两位班子成员，李芝军在结束了抢险救人之后，带队到了11个边缘乡镇，与基层派出所、乡镇党委、基层司法所一起研讨如何化解灾后不稳定因素。
“这11个乡镇，我跑了3次，每次都待上一周左右。”李芝军说，当时乡镇的状况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5.12大地震后形成的唐家山堰塞湖，在9.24洪灾中导致北川禹里乡和漩坪乡两个乡镇淹没在水下，镇上居民全部避险撤离。
但在禹里乡，李芝军看到失控的一幕——一些城镇周边的农户居然冒险到淹没区的居民家里去拿东西。“这样的案子不少，受灾群众反映很强烈，这种行为说得严重些就是偷盗。”
但禹里乡派出所当时只有3名干警坚守，警力严重不足，虽然抓住了一些人，但都不知道如何处理。因为当时法院的功能还没有完全恢复，如果把这些案件上升为刑事案件，需要送往绵阳，来回就要2天。
“现场抓住的这些人也是受灾群众，当地派出所很发愁，他们也不知道该如何处理。”李芝军与禹里乡派出所所长刘兴顺商量，对性质特别严重的要严厉打击；对于一般性质的，加强法制宣传。而具体的方式，李芝军给出的意见是“示众，让老百姓看看”。
他觉得，这种做法在正常状态下显然不合适，但在那个特殊时期，只能这么干。
李芝军负责的这11个乡镇，维稳工作也十分顺利，95%以上的纠纷都是乡镇司法事务所调处解决。“如果我们调查组不到乡下去做工作，恐怕很多案子都要涌向法院。”
此时，遭受重创的北川法院正在艰难重建。
北川法院是这次地震中受损最严重的政法机关，全部43名干警中，27人遇难，3人重伤，5人轻伤，包括院长在内的审委会成员半数以上遇难，民庭5名法官全部遇难。在幸存的16名干警中，几乎人人都有直系亲属遇难。全部诉讼档案被掩埋，全部办公设施被毁坏⋯⋯
在帐篷里恢复审判
至今寄居在一所驾校地盘上的北川法院，仍然工作在板房里面，原本围绕在四周的受灾群众安置点已经搬出。
马勤贵是北川法院的挂职副院长。2008年6月6日，绵阳一次性选派了102名干部支援北川，他是其中之一。
“我是当天下午2点半到北川擂鼓镇报到，随后就被北川法院一部车子带到了这所驾校。当时北川法院只有16个人，7顶帐篷，没事的时候，大家就坐在床上发愣。”马勤贵说，由于事出突然，一周之后他才回到绵阳家里拿了换洗衣服，并与原单位绵阳涪城区侦查监督科交接工作。
6月15日下午4时，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庭庭长魏宗久接受了市委组织部的命令，紧急赶赴法院临时办公点报到，由他担任法院党组书记、副院长，主持工作。至此，北川法院新的院党组领导班子开始正常运转。
“从2008年6月30日开始，北川法院正式受理新案。”李芝军说。
目前，北川法院已有5名院长，干警总数30人，但原来49人的编制数仍然未满。而且，重新区划之后，再加上受灾严重，北川法院的工作量成倍上涨。更为棘手的是，诉讼档案灭失，加剧了工作的强度。
按照绵阳市法院的考虑，由于震后北川法院幸存的16名法官中只有9人具有审判资格，可以把大部分案件移交给绵阳中院，或者指定给兄弟法院。但北川法院并没有这样做。
“我们考虑到需要给受灾群众一个熟悉的环境。而且由于档案灭失，如果交给其他法院审理，可能会出现问题。”李芝军说。
其实，地震后第三天，北川县法院就在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内成立了临时办公点。5月下旬，北川县法院将临时办公点搬到安昌镇一所驾校内的蓝色救灾帐篷中，并将幸存的9名具有办案资格的法官和书记员组成三个合议庭，为灾区民众继续审案。这座没有办公地点、没有羁押场所、也没有足够法警的法院，一直发挥着作用。
北川法院迅速恢复审判，对当地受灾群众来说无疑是一个加重稳定信心的砝码——地震后大量出现的离婚、财务纠纷等民事案件和盗窃等刑事案件，都急需一个处理的平台。
据魏宗久介绍，从2008年5月12日以来，北川法院共受理各类新案331件。而对于案卷档案灭失，北川法院想尽一切办法，将当时知晓的2007年12月31日以前该院受理的未结执行案件，逐一登记造册。
面对十万受灾群众
“经过了地震，记忆力下降了不少。”李芝军说。在接受《瞭望东方周刊》记者采访的过程中，他不断翻动着手里的笔记本，让记者稍等片刻。北川政法委书记张周凯也是如此。
但艰难重建中的北川政法系统，面对的是十万左右“一无所有”的受灾群众。“他们在地震中失去所有的财产，各种社会关系也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亲人、朋友、同事，好多人都见不到了。”张周凯说。
尤其是被地震整体摧毁的北川，县领导班子目前只能暂居原本属于邻县安县的安昌镇，而本县受灾群众则分别在涪城、游仙等邻近的县区安身。“很多人至今还是不能适应现在的环境，家不是原来的家，县城也不是原来的县城。”张周凯说，受灾群众的情绪一旦不稳，政府工作很容易被动。
北川县从去年7月份开始，对灾区所有矛盾纠纷进行排查，专门建立了特殊群体信息库，比如遇难学生家长、民兵家属等等，他们的基本信息都在北川政法系统的掌握之中。而张周凯自己，每天都要接听许多来自遇难学生家长的电话。
受灾群众的心理尚未完全恢复，因失去亲人之痛、失去财产之苦，使他们中间的一些人不能自拔。
安置十多万受灾群众的任务，使得北川基层干部压力重重。张周凯特意关照大家多照顾丧偶的同事。“我们现在都是租房子住，丧偶的同事在单位还好一些，回家之后难免会感觉凄凉。”张周凯说，北川法院的干警，不少人有过白天审案、晚上痛哭的经历。
现实是，“三年任务两年基本完成”的重建工作，正进入提速阶段。而受灾群众的安置容不得半点马虎。
在张周凯的规划中，北川23个乡镇都将成立法律事务中心，所有的村都将设信息员，一般由村组干部兼任，治安与稳定方面的信息都将通过他们收集起来。“等我们的基层网点建起来，将有176个村设有法制工作室，将有1741个信息员。”张周凯说。
北川的司法环境已经恢复，而接下来需要面对的是具体、复杂的灾后重建，灾难伴生的无数法律问题，还在等待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