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离疫城

　　一个身处风暴眼的国度，一架执行特殊使命的客机，决定了一群乘机人的不平凡命运。

　　当中国在神秘病毒面前不再手足无措，取而代之的是拒敌于国门之外的紧张。不管是否情愿，身处前沿的人们必须被这种强大的紧张氛围驱使，并过上一段迥异于常的生活

　　本刊记者/陈晓舒

　　文/王婧(发自上海、广州)

　　不以为意的重灾区和一架高度警戒的B-777

　　5月1日这天，魏晨曦和宋毅聊天——她们都是复旦大学派到墨西哥的2006级交流生——沮丧地说着自己买的回国航班被取消了。在此之前两天，各学校突然宣布停课，包括魏晨曦在内的许多中国留学生打算提前回国——不是担心流感肆虐，而是觉得呆着无聊。

　　宋毅并不急着回去，她很早就预订了6月8日回国的机票，并计划先到首都墨西哥城去游玩几天，领略一下这座超大城市的特有风情。

　　流感病毒刚开始蔓延的日子，宋毅上网聊天，国内朋友纷纷提醒她：“在墨西哥要当心。”她感到莫名其妙，问自己的墨西哥籍室友：“我的中国朋友说这里在流行‘猪流感’，很严重么？”室友轻描淡写地说，最近确实有流感，但没什么。

　　宋毅自己也没太在意，倒是远隔重洋的家人急得要命，不断打电话催促她回国。

　　4月26日，墨西哥卫生部公布，全国已有103人死于确诊或疑似“猪流感”(后被世卫组织更名为甲型H1N1流感)。正是在这一天，成都海外旅游公司的导游王帅带着22个中国旅客进入墨西哥城，开始为期十天的墨西哥古巴之旅。在机场，王帅发现身边的外国人全都戴着口罩，他们也从旅行包里翻出备用的口罩——这是出发前的唯一准备；进到市区，商店大多正常营业，只是马路上车辆稀少，显得很冷清。这一天，墨西哥政府宣布全国进入“卫生紧急状态”。

　　一天以后，墨西哥卫生部发布的死亡数字升为152人，当日，该国还发生了里氏5.6级地震，宋毅家人的担忧迅速加剧。

　　宋毅所在的瓜达拉哈拉是墨西哥第二大城市，四季如春，到了4月底，街道上戴口罩的人依然不是很多。

　　5月4日，宋毅从魏晨曦那得知，中国马上要派来一架包机。她意识到，这也许是回到中国的唯一机会，她决定改签机票，在蒂华纳与魏晨曦一起搭乘包机。出发前，墨西哥朋友还劝她：“别回去，没什么大不了的。”

　　离开蒙特雷理工学院的时候，宋毅感觉校园里跟往常一样平静，各国学生们坐在学校草地上看书，或晒着太阳。

　　此刻的万里高空上，一架南航波音777-200客机正飞往墨西哥，走过学校草地的宋毅当然还无法知晓，客机上有着怎样的类似临战的紧张气氛。

　　客机上的机组是个临时团队，但阵容堪称豪华。首席机长由南航飞行部副总经理王世山担任，而南航客舱部副总经理徐娟娟“亲自挂帅”，担任乘务长，4名机长，3名副驾驶，一名机械师，以及12名乘务人员，王世山说这个属于“2套加强机组”。机组人员的选拔标准首先是政治素质过硬，徐娟娟更是把自己的团队称为“党员乘务组”。

　　随机人员还包括了上海临床中心副主任卢洪洲教授和一名航医。卢洪洲对宽敞的机舱进行了划分，头等舱为清洁区，经济舱为缓冲区，经济舱最后三排为相对隔离区。

　　机组不准备在墨西哥进行航油之外的任何补给，配备了充足的餐食和饮用水，以及达菲胶囊、N95口罩、一次性标准外科口罩、连体防护服、防护眼罩、免洗手消毒液、一次性医疗污物袋、含氯泡腾片、水银温度计、红外体温计……

　　机组人员也有一些有趣的自带品——王世山带了一公斤新鲜大蒜，他说这是多年的习惯；刘建机长带的是板蓝根；副驾驶麦仲霖带的是妻子自制的两大瓶中药。

　　王世山坦言，尽管准备还算充分，启程前后依旧内心忐忑，他担心疫情的传播，相比之下“责任考虑得更多一些”，这方面的压力也更大。对于这个临时团队而言，全然陌生的航程和高原机场，也是一个挑战。

　　2000年6月至今，南航四次派出波音777包机执行特殊任务，前往所罗门群岛(先后两次)、赤道几内亚和泰国，接回安全受到威胁的中国公民或侨民。但这一次的任务，无疑更加艰难而特殊。

　　被不断改变的行程

　　4月28日，王帅带着旅游团按原定行程飞往梅里达。那里尚未发现确诊病例，情况比墨西哥城好许多，街上戴口罩的人也非常少。当时尚无一例疑似病例的中国，对甲型H1N1流感的恐慌却已爆发，公司副总王涛不断打电话“骚扰”王帅：“游客情绪怎样？”

　　虽远在异国，游客们还是从国内各种渠道了解了疫情的严重，情绪倒真的波动起来。有8位游客希望马上回国，其他人则要求继续旅行。这让王帅很为难：按规定，这样的组团出境游必须团进团出，不许分团。

　　好在他们也没僵持太久，4月29日，王帅接到通知：国家旅游局要求他们整团撤离墨西哥。于是全团23人的机票改签到5月1日，直飞上海。

　　还没来得及飞往墨西哥城等候回国的航班，又一个通知就泼下了冷水：中国民航总局取消了墨航飞上海的航班。

　　5月1日，魏晨曦拿着登机牌过安检的时候，才被工作人员告知航班取消。留在机场等消息期间，她上网搜索甲型H1N1流感，才知道4月28日一班飞往上海的航班上，有一名确诊患者。随后她获悉，中国会派包机接回在墨华人。

　　魏晨曦联系驻墨大使馆，包机的消息被确认，但没有具体时刻表。

　　墨西哥城这座2000多万人口的城市变得人心惶惶，魏晨曦也有点害怕，转飞到较为安全的蒂华纳继续等消息。

　　王帅的团队被迫在墨西哥城留宿一夜，游客们渐渐焦躁起来，在他们的要求下，王帅带着大家赶到200公里外的银城，这里的疫情较轻，为避免被传染，23人主要在室外逗留。

　　关于包机的消息几经反复，先是说要安排东航包机，后来改为南航，接着说是要晚一天到，随后又有过“南航包机也取消了”的说法。对所有辗转数日等候包机的人来说，这无疑是最大的打击。

　　就在王涛在国内为23人团队办好了转飞东京的一切手续后，他又得到了南航包机即将出发的消息。经与旅客们协商，他们愿意改签，只希望更简单地回到国内。

　　此时的他们并不知道，等待自己的将是24小时的机上时间，以及168小时的医学隔离。

　　CZ0998接近墨西哥城的时候，徐娟娟要求在每个座椅后放置好特制的垃圾袋，连耳机都预先插好，为的是尽量减少与旅客的接触机会。她们还把许多小国旗插在客舱里。

　　“长长松了一口气”

　　5月4日，宋毅赶到蒂华纳机场和魏晨曦汇合。候机室里有20多个等候中国包机的华人，个个神情严肃。

　　候机室里没有人戴口罩。在这里，让人焦虑的并不是病毒的传播，而是飞机何时到达。因为蒂华纳的大雾天气，包机不得不降落在就近的洛杉矶。真是一段一波三折的航程。

　　终于等到包机了。宋毅听领事馆官员的要求，戴上口罩。每个人在登机前签署了一份《告知书》，上面写明搭乘包机的旅客到达上海应当配合接受七天的医学观察。

　　通过红外测温仪的第一道关口，遇到的是机舱门口迎接的空姐，她们戴着口罩和手套，努力在眼角流露出笑意。宋毅收到一盒“达菲”、一面小国旗、一个N95口罩和一瓶免洗洗手液，换上新口罩才能登机。

　　与以往的任何一次登机经历完全不同，这一次，宋毅感觉自己像是在进入一个无菌实验室。

　　机舱很大，乘客并不多，他们被安排间隔着就坐，每一排只坐三个人。

　　“有点着急，但并不恐慌。”这是王世山对他的这批特殊乘客的第一印象。怀有4个多月身孕的董女士倒是比较紧张，一直担心孩子会受到病毒的感染。

　　坐定之后，包机并不忙着起飞，卢洪洲教授又向在蒂华纳登机的旅客简单介绍了防护知识，播放了随机携带的防疫宣传片。

　　宋毅听得并不仔细，她在机场熬了一天，已经昏昏欲睡。醒来的时候，看见桌上多了一个苹果。

　　客舱内人员需要全程戴口罩。当然，绝对的隔绝难以实现，毕竟人们要摘下口罩吃东西。机组吃完饭，徐娟娟就会提醒：“快快快，把口罩戴上，有传染病！”

　　13小时的飞行，两餐都是广式点心，戴着口罩、手套的空姐每隔一个人分发一份，宋毅吃饭时，边上的两人不能解开口罩，就这样轮流进餐。

　　几天的折腾让人心力交瘁，机舱内交谈的人很少，许多人一路睡到了上海。偶尔有人睡觉时觉得憋闷，把鼻孔露在口罩外面，乘务员赶紧过去纠正。“乘客们都很配合，这让我很欣慰。”徐娟娟说，去程的时候，她还在担心会有乘客拒绝全程戴口罩。

　　航程中一共测了四次体温，这不包括下飞机前的那一次。北京时间5月6日16时32分，南航包机停在了上海浦东机场的远机位。飞机停稳后，上海卫生局的工作人员穿着雪白的联体隔离衣出现在机舱里，他们拿着红外测温仪给每个旅客量体温，收回了他们在机上填写的《健康申报卡》。

　　一切检查完毕，旅客每8人一组下飞机。第一个离开飞机的男乘客戴着口罩，墨西哥草帽上插着一面五星红旗，一出机舱就张开双臂，蹦跳着走下舷梯。

　　被问及抵达上海的感受，王世山和徐娟娟的回答非常一致：长长松了一口气。

　　来接机的王涛被隔在警戒线外，只能与王帅电话问候。宋毅坐上大巴，隔着车窗看着远处迎接他们的人群。离得很远的地方，有人在摄影，一个扛摄像机的人站在了警戒线以内，穿着连体防护服。

　　这种被关注的场面是宋毅没有想到的，魏晨曦甚至觉得“有点小题大做了”。大巴在浦东机场边上的三甲港一家酒店停下，三层楼高的酒店门口大横幅张贴着“欢迎您回到祖国怀抱”。

　　“宅男宅女”

　　在那间与世隔绝的宾馆里，包机乘客成了一群标准的“宅男宅女”，一天测两次体温，还会见到送餐和打扫卫生的人，都是全副武装，相互并无交流。

　　王帅住在三楼，她显得比带团旅游时还要忙，每天要在QQ上接受纸媒记者采访，每隔几小时就有广播电视记者打电话来连线，回国之后，她被媒体评为“史上最美导游”，连自己在四川龙泉驿的母亲也有记者登门采访。

　　每天早上8点钟，宋毅收下早饭，量完体温，然后回到床上继续睡觉，直到中午的两荤两素送来。

　　她醒来拉开窗帘，窗外是一片湖。她并不太愿意靠近窗台，因为每天有各种扛着摄像机的人对着探出脑袋的窗户拍摄。

　　他们被隔离在远郊区，却成了这段日子上海新闻的主角。关于南航包机的“传奇”经历，许多细节宋毅还是在网上得知。

　　烦闷时，宋毅会打开电视，几天的隔离，她说自己几乎成了广播电视报，知道每个台每个时段在演什么节目。“苦娘，奶娘，电视里的片子都和娘有关。”

　　情绪不佳时，她就给国内的朋友打电话，也会和住在隔壁的魏晨曦煲电话粥。每天必须给远在山东的父母报平安，母亲还是像之前哄着她回国一样告诉她，家里准备了许多好吃的。她觉得母亲把事情想得太过严重了，毕竟“重灾区”墨西哥都没那么恐慌。

　　朋友、记者的电话也不断打进来，宋毅的手机被打到了停机。到了5月11日，连一向自认为很“宅”的宋毅也有些耐不住了，她说很想出去走走，回到正常生活。打开电视，一条新闻正被滚动播出：一名四川籍的中国留学生由美国经东京回国，目前已被确诊为中国首例甲型H1N1流感患者。

　　5月6日傍晚，王世山带着他的豪华机组离开上海，飞回了广州南航总部。那里的欢迎场面比浦东机场隆重得多。领导向机组人员发放了慰问品——由他们所在部门的同事代领了。王世山说自己得到一个礼品袋，里面装了七本书，其中有一本叫《明朝那些事儿》，一个MP4，身为飞行部副总经理的他，还有三本有关“科学发展观”的书籍。

　　机组成员被安排住进一个度假酒店，接受7天的医学观察。一路上警车开道。

　　乘务长王蓬讲述了大巴开动前的趣事——一名工作人员上车，非常严肃地宣读了医学观察纪律和注意事项，汽车上气氛顿时紧张起来，这时眼尖的机长突然笑起来：“您好面熟啊！是不是负责我们空勤人员医护室的L医生啊？”大家仔细一看，在厚厚的口罩后面辨认出“一个熟悉的额头”，顿时感觉亲切了许多。

　　在度假村里，机组人员生活安逸舒适，不过与那些被隔离的乘客并无本质区别，每天面对的只是电话、电脑、电视。唯一能见到的是送物品、测体温的工作人员，衣服厚重，只能隐约看到一双眼睛。

　　徐娟娟说，自己以前没这么被隔离过，但她愿意配合。人们在房里通常不戴口罩，但只要出房门，就要戴上。徐娟娟和王世山的阳台相隔十多米，“我们还是会戴着口罩打招呼。每天闷了，就喊一声，然后聊一聊。”

　　王世山说，最初要接受很多采访，随后有渐渐产生寂寞的情绪，但是“要对自己负责对大家负责，所以(隔离)也可以理解的”。生活用品都有人送货上门，穿着防护服，戴着口罩、手套，王世山说，经历过SARS了，也没觉得太新鲜。

　　那架编号为CZ999的波音777客机，完成了飞行距离28498公里(接近于绕赤道一周)的特殊航程，在上海浦东机场降落后接受过一次消毒，到达广州后，飞机维修公司的机务人员身着隔离服进入机舱，又进行了全面彻底的清洁和消毒，还对空调系统进行了清洁通风测试。

　　它也要接受“隔离”，度过至少一周的假期。这架机长和翼展都超过60米的庞大飞机，安静地停在广州新白云机场远离停机坪的一个特定区域，面对着飞行生涯里少有的大段落寞时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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