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重治疗、轻防疫”的观念6年中被改变，数百亿资金投入到疫情防控体系中，疫情信息在CDC、传染病医院、综合医院之间共享

　　文/王婧

　　6年前的那场疫情至今让人心有余悸。源于中国的SARS病毒感染了世界，5327人被确定为非典或疑似患者，349人因此死亡。

　　当时中国混乱的疾控体系，被认为是致使疫情失控的主要原因。在北京市人民医院—— 一家三级甲等医院，由于没有设立专门的发热门诊，感染者和健康人被圈在了一起。“我就是在那里被传上SARS的，”一位叫做罗行的非典患者说。当他因高烧不退被转移到某医院时，处于慌乱中的医生根本来不及顾及这个患者，被烧得几乎昏迷的他“在自己的排泄物中躺了好几个小时”。

　　当时中国的某些官员则在花大力气隐瞒疫情。当SARS病毒在北京蔓延时，时任市长的孟学农仍宣称“可以放心来京旅游”。这名本有着大好前途的部级官员与时任卫生部部长的张文康，之后因此去职。

　　“这些教训，促进了中国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医疗救治体系和疾病预防控制体系的升级。”一位医学专家表示。

　　中国卫生管理体制曾长期沿用前苏联模式。这是建立在计划经济体制之上的，政府大包大揽，国家和国有、集体医院承担完全责任。1998年，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CDC)模式被引入中国，上海市率先成立了CDC——1988年，甲肝大流行感染了30万上海人。而2003年，上海的SARS感染者只有几例。

　　2000年，卫生部肯定了这个模式，并从省到县先后成立CDC。这个机构的主要职能包括：制定全国疾病控制和预防战略、公共卫生检测和预警、突发事件应对，还包括公共卫生专业人员培养。

　　但中国人“重治疗、轻防疫”的观念在SARS之前，从未得到改变。卫生部副部长王陇德曾对媒体表示：“一个省长跟我说，SARS以前我们就不知道CDC是个什么单位，之后才知道这个单位是干什么的，是值得重视的。”

　　国家发展改革委有关负责人表示，从2003年底开始，突发公共卫生医疗救治体系建设正式启动。大量资金被投入到中心城市之外，重点是改造中西部省市县三级传染病医院和紧急救援中心。这次总投资达到了114亿元，共支持2306个项目建设，3年完成。

　　2003～2005年，中央财政又安排了公共卫生专项资金92亿元，用于支持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医疗救治体系、疾病信息网络体系、卫生执法监督体系、疾病预防控制体系建设和重大疾病预防控制工作。2006年，公共卫生体系建设的投入被进一步加大，中央财政安排公共卫生专项资金51亿元。

　　在巨资的保障下，2006年底，卫生部宣布中国疾病防控体系“基本建成”，疫情信息报告系统更是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中国的传染病疫情直报系统，目前已覆盖全国95%的县和70%的乡镇医疗机构，报告速度由过去的近1周提高到现在的0.8天。”日前，全国政协委员、CDC首席专家邵一鸣说，“可以有把握地说，中国已经建成了领先世界的疫情直报系统。”

　　这套系统保证了传染病信息的快速传递，包括狂犬病、麻疹、破伤风、甲肝等37种法定传染病。

　　中国疫情报告的传统模式是： 医生诊断传染病例后，填写纸质的传染病报告卡片，交医院保健科。保健科通过邮局邮寄到所在区县卫生防疫站。区县卫生防疫站审核汇总，上报到地市卫生防疫站。地市卫生防疫站统计汇总，每旬一次上报到省级卫生防疫站。省级卫生防疫站再统计汇总，每月一次上报到卫生部——从医院发现传染病例，到县卫生防疫站收到疫情报告，平均就要5天时间。

　　2002年，国家曾投入两亿元建设疫情信息报告系统，建设起了疾控系统疫情传递计算机网络。但系统传递的，仍只是病例数字。应对SARS时，卫生部紧急启动医院直接上网报告SARS病例及其疑似病例机制，在第一时间就看到了具体病人的完整情况，并指导其密切接触者的追访工作。SARS过后，卫生部快速规划建设全国“网络直报系统”，2004年1月投入运行。

　　中国官方也正在努力把通报的结果及时向民众公布。2003年5月9日——SARS恐慌达到顶点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颁布。其中第二十一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对突发事件，不得隐瞒、缓报、谎报。2009年满一岁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则规定：公开范围的包括：突发公共事件的应急预案、预警信息及应对情况。

　　“信息及时的公开对全社会来防控疾病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北京佑安医院院长助理、新闻发言人金荣华说，“首先，把你知道的东西科学地客观地公开地告诉大家，大家不会因为谣言和其他的误传而恐慌到极点；第二，把这些告诉大家，有风险沟通的味道。”

　　事实也证明，此次虽然在五一期间公布了甲型H1N1疫情，但并未造成民众生活的异常。

　　作为北京最大的传染病医院的有关负责人，金荣华直观地感受到了国家对传染病医院投入的增加。这个医院的门诊大楼和呼吸科大楼——包括设备，总投资超过了4亿。同样，10个亿的资金，被用于北京另一家传染病医院——地坛医院的建设，在这个医院里，常备2万套防护服、2万副口罩。

　　理想的模式是，疫情信息在CDC、传染病医院、综合医院之间充分共享——前者是预防，后两者是救治。全国人大代表、浙江省台州医院院长陈海啸说，应该在三者之间建立一个行动指南，面对重大疫情和公共卫生突发事件，“以最快速度作出反应”。他还表示：“在这个整体的防控网络里，前期的预防和快速反应以CDC为主，后期的治疗由综合医院和传染病医院主要承担。”

　　要建立三位一体的防控网络，中国疾控中心艾滋病首席专家邵一鸣认为：人才缺失是目前的最大问题——一线人员技术能力弱，中枢机构领军人才储备不足。此前邵一鸣曾指出，经费不足也是问题之一，全国疾控体系人员工资的1/2、工作经费的1/3，都要靠做与公共卫生无关的服务来弥补。即便是国家疾控中心也存在这个问题。截至2008年年底，拥有近2000名职工的国家CDC的人员经费赤字已达9900多万元。

　　而资金问题或许在最近会有所好转——国家总理温家宝在有关会议上部署，中央财政将安排50亿元专项资金用于疫情的保障防控工作。

　　目前，中国疾控体系的进步已经被国际初步认可。2009年5月4日，世界卫生组织驻华代表韩卓升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总体来说，我们认为中国政府在应对甲型H1N1流感方面的工作是做得很好的，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中国具备了从SARS和禽流感这些病毒爆发当中取得的既往经验，中国在很多方面都做出了正确的选择。”      ★

　　从1918到2009：悲剧不再

　　即使出现具有1918年那次流感同样传播能力和致死率的病毒，人类今天也应有足够的能力应付，而将死亡数字控制在一个相对很小的范围内

　　本刊记者/ 蔡如鹏

　　甲型H1N1流感确诊病例已超过4000例，波及的国家和地区接近30个。病毒学家却认为，尽管目前疫情还没有得到控制，但出现1918年疫灾的可能几乎没有。

　　爆发于1918年的流感疫情，曾造成世界性的流感大流行，至少有2000万人死于那场灾难，比当时第一次世界大战战亡的总人数还多。有人说，如果那样的病毒现在再次流行，那么全球将有超过3.5亿人口病死。

　　但事实上，90年后的今天，医学水平和医疗条件都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1918年的悲剧肯定不会回来了。”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甲型H1N1流感防控专家组成员、中国国家流感中心原主任郭元吉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当时没有抗生素，普通的感染都可能致人死亡；也没有抗病毒药物，甚至不知道引起流感的原因是什么。

　　“而今天，科学家不仅认识了流感病毒，而且可以很快地破译其基因组序列。特别是，监控系统、检测技术和公众的意识有了很大的提高，这些都是1918年时所无法比拟的。”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病预防控制所研究员、中国工程院院士洪涛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香港大学医学院副教授金冬雁也认为，目前没有迹象表明将发生可与1918年等量齐观的流感大流行。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从现有证据看，甲型H1N1流感病毒的毒力及传播能力并不比普通的季节性流感病毒更强。

　　“即使与1918年大流感期间相似的凶恶毒株再现，我们也不必过虑。”他说，“因为与那时相比，我们现在可以迅速制备疫苗，也有对付继发细菌感染的抗生素，人群也普遍存在对人H1N1流感病毒的免疫力。”

　　锁定“元凶”：从15年到一个月

　　北京大学医学人文研究院院长张大庆告诉《中国新闻周刊》，1918年大流感是人类历史上最严重的一次传染病。

　　美国作家约翰·巴里在其讲述1918年流感的著作《大流感：最致命瘟疫的史诗》中写道：大流感一年内致死的人比中世纪黑死病一个世纪致死的人还多，24周内夺去的生命比艾滋病24年夺去的还多。

　　感染者常常是死得又快又惨烈。巴里描写道，他们中很多人浑身是血，有的鼻子出血，有的耳朵出血，更多的是咳血。剧烈的咳嗽，甚至导致腹肌和肋软骨撕裂。一些人受剧痛折磨而发烧、说胡话，抱怨好像有人在他们眼睛后方拼命将一根楔子敲进脑袋。由于肺功能不足造成肌体缺氧，感染者嘴唇、指尖发青，严重的浑身发黑，以至于根本无法分辨出患者到底是白人还是黑人。

　　1918年大流感最早发生在美国中部堪萨斯州的兵营中。张大庆说，当时正值一战末期，病毒被美军士兵带到欧洲战场。但交战双方出于作战需要，没有公开疫情，直到扩散到中立国西班牙，才被世人所知。因此，这次大流感也被称为“西班牙流感”。

　　这场灾难的具体死亡人数今天已不得而知。最保守的估计是2000万，不过多数流行病学家认为，这个数字不准确，全球大约有5000万人在那场大流感中丧生。

　　那个年代，没人知道到底是什么引起了疾病，也不知道是否能够预防或治愈这种病。当时，医生一度以为病原是一种杆菌。直到15年后的1933年，才找到真正的祸首——H1N1流感病毒。

　　但这次，病原的“身份”很快就被查明。在墨西哥有人患病仅一个月后，专家们就鉴定出了致病元凶是一种新型H1N1流感病毒。

　　接下来在不到一周的时间内，4月26日，美国疾控中心就已公布新病毒的全序列(由于没有广泛报道，一些媒体误认为是加拿大温尼伯微生物实验室最先破译了新病毒的基因组序列)。这意味着全球各地的科学家可以利用这些信息研制出抗击病毒的新方法，例如快速诊断试剂盒和疫苗。

　　洪涛对《中国新闻周刊》说，现在诊断试剂盒所用的“聚合酶链式反应法(PCR)”技术，可以迅速鉴定出病人身上是否带有甲型H1N1流感病毒。香港发现的首例来自墨西哥的传入性个案，早上就诊而晚间就得到确诊公布，并在短期内测定其基因序列及培养出病毒。而在1918年，从病人唾液里培养出可能致病的病原，就需要好几个星期——何况当时连病原是什么都不知道。

　　全球控制：从“放任流行”到“围追堵截”

　　1918年疫情爆发后，很快席卷了全球。流行病学家估计，当时全世界患病人数可能在5亿以上，发病率约为20%～40%。

　　郭元吉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那次大流行也波及到中国。从1918年3月开始，南北向自广州直达东北，东西向由上海到四川，蔓延很广。当时中国报界称此疫为“骨痛病”“五日瘟”“时疫”，甚是猖獗，北京警察中患病者过半数；辽宁抚顺约有7000患者，产煤能力下降到1/4左右；浙江温州附近地区约有10%居民死于流感。

　　疫情之所以迅速蔓延，与一战有很大的关系，张大庆说，1918年一战尚未结束，美国政府为了打赢战争，几乎未做任何事情来阻止疫情的蔓延，甚至加剧了流感的祸害。

　　美国军方不顾流行病专家的警告，将大量的士兵塞在船上，像装罐头似地将他们运往欧洲。有记载说，出海仅两三天，流感就在船上爆发。一批批尸体被抛入大海，活着到达欧洲战场的士兵，则成为飘洋过海的传播源。

　　而现在有可能危害人类的传染病，均被世界卫生组织和各个国家的疾控机构纳入监测范围。一旦发现，就会互相通报，共同采取措施进行干预。据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国际合作处处长强正富介绍，这次在美国发现的第一例甲型H1N1流感，正是通过正常的监测系统发现的。

　　“现在防护体系的建设跟1918年完全是两回事，1918年没有各国之间的联动方式，而现在在世卫组织的参与下，各国政府都有防控机制。防控技术和防控能力和90年前比完全不一样了。”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科技处处长董小平5月8日在该中心组织的一次集体采访中做了上述表述。

　　“人类不大可能会再出现1918年那种噩梦般的流感大爆发。”他说。

　　董小平还表示，从目前的情况看，疫情的高峰出现在4月27日左右，现在已在往下走，说明病毒的传播能力不是非常强。病毒导致的严重疾病和死亡人数在墨西哥以外的国家非常低。所以从传染源本身来看，还不能造成前三次流感大流行的局面。

　　除1918年大流行外，1957年和1968年还爆发过两次流感大流行，分别被认为是首发于中国贵州西部和香港。而据金冬雁介绍，后一次流行并不是首发于香港而是由香港首先报告。当时中国正处于文革时期，疾病监测受到极大的破坏，红卫兵串连及大规模群众聚集也加快了流感的传播。

　　在董小平看来，与1918年相比，现在防控也有不利的一面：当前全球一体化，再加上交通工具的发展，使得呼吸道传染病的传播速度跟90年前相比不可同日而语。

　　洪涛院士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这次全世界对甲型H1N1流感进行“围追堵截”，就是怕它引发全球性的大流行。他说，流感病毒是一种非常狡猾的物种，很容易发生变异。如果传播能力和毒力通过变异得到增强，将很难控制，尽管它们现在看起来很温和。

　　事实上，引发几次大流行的病毒一开始都表现得很温和，但它们很快就“凶相毕露”。郭元吉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三次流感大流行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第二波疫情更致命。“1918年春天第一波病死率仅为0.12%，等到秋季第二波时就猛增到7.7%。”

　　甲型H1N1流感毒力会不会增强，或是“秋后”卷土重来？金冬雁说，病毒的传播能力和毒性可能会增强也可能会减弱，或者传播能力增强但毒力减弱。“实际上毒力减弱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而且也许比毒力增强更大一些”。

　　从抗病毒药、抗生素到激素疗法

　　如果甲型H1N1流感真的演变成与1918年大流感相似的凶恶毒株，那么人类手里还有几样武器——抗病毒药物、对付继发细菌感染的抗生素以及疫苗。

　　不过，世界各国在这方面存在很大的差异。以达菲等抗病毒药的储存量这一重要指标来衡量，英国属于准备最充分的国家，该国储存的抗病毒药够3300万人使用，这相当于英国54%的人口，而印度目前储存的达菲只够治疗100万人之用。

　　美国储存的抗病毒药足够5000万人使用，约为美国人口的16%。自2001年“9·11”恐怖袭击事件以及SARS、禽流感疫情先后发生以来，美国已斥资约70亿美元来强化自身的公共卫生设施。

　　储存量最少的是非洲，只有世界卫生组织非洲办事处存有可供100万人使用的抗病毒药。一旦甲型H1N1流感在非洲大陆蔓延，非洲国家的应对能力将会比较薄弱。

　　不过据金冬雁介绍，储备达菲是否能够有效对付流感，学术界有不同意见。中国学者就不主张过度储备达菲，理由是大量使用达菲后病毒可能很快出现抗药性。因此仅仅依靠抗病毒药物难以有效遏制流感传播，最多只能减慢传播及降低危害，以便为研制疫苗赢得一点时间。

　　与尚未研发出抗生素的1918年相比，今天的人类对付继发细菌感染的手段进步了太多。很多人感染上病毒之后，并不是直接死于病毒，而是身体免疫系统对付不了继发的细菌感染而死，所以在感染SARS、禽流感等病毒之后，医生给予的是“辅助治疗”，即尽可能避免人体再次感染上其他细菌。

　　另外，与1918年相比，今天还拥有避免人体免疫过度而死(这是SARS致死的主要方式)所采用的激素疗法，这是又一种巨大进步。

　　疫苗：要不要生产是个问题

　　应对流感蔓延的另一个重要武器是疫苗。疫苗是战胜流感的关键所在。“药物治标，疫苗治本。”金冬雁说。

　　据董小平透露，中国可以在较短时间内研制出针对甲型H1N1流感的疫苗。他说，自2004年禽流感暴发以后，科技部就组织开展疫苗研发的项目。通过这几年的努力，已经具备了一定的研制和生产能力。

　　但他同时强调，疫苗的研制过程非常复杂，需要时间，“包括实验的时间，以及必要的临床和动物学实验。”

　　根据金冬雁的介绍，现在已知此病毒可以在鸡胚及其他疫苗生产细胞中大量繁殖，也知道哪些病毒蛋白可刺激保护性免疫反应。也就是说，疫苗制备的技术问题已解决。“关键问题是毒株是否发生重大改变使疫苗失效及有无必要大量生产。”金冬雁说。

　　疫苗生产商在一段时间内只能生产一种疫苗，以往这时生产的都是季节性流感疫苗。如果转产甲型H1N1流感疫苗，那么就意味着要停掉季节性流感疫苗的生产。而每年，全球因季节性流感死亡的人数多达25万～50万人。

　　“这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我们不会贸然停掉季节性流感疫苗，而是要看流感毒株流行强度的监测结果。”董小平说。

　　“在历史上，就曾发生过因盲目接种新病毒疫苗导致的事故。”郭元吉说。那是1976年，美国新泽西州新兵营中爆发了猪流感疫情，200多人患病。于是，福特总统在医学专家的建议下，下令全民接种猪流感病毒疫苗，理由是存在大规模流行的风险。

　　然而，结果是当年猪流感在美国并没有流行，反倒是季节性流感如期而至，福特总统又被迫下令改种季节性流感疫苗。

　　福特总统的这次决策失误，不仅浪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而且由于疫苗接种不当导致550多人出现一种神经系统疾病，其中30多人死亡。福特因此备受指责。★

     新浪独家稿件声明：该作品（文字、图片、图表及音视频）特供新浪使用，未经授权，任何媒体和个人不得全部或部分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