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99年被列入最后一批开放城市以来，长兴有两个速度是令人兴奋的：一是经济社会的发展速度，另一个则是环境质量不断提升和改善的速度。这两条速度曲线的走势和交汇，为我们呈现的，正是一条“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的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之路，也是一个县域自觉践行科学发展观的难能可贵的样本。

　　第一篇：科学发展：长兴巨变“解码”

　　2008年11月10日晚，东莞。长兴获得了当年的“国际花园城市”金奖。

　　颁奖典礼后，面对20多家主流媒体记者，县委书记刘国富这样回答他们对遗产、环境的保护：前者拿出年度财政的3%，后者拿出年度财政的8%—

　　虽然如此，这个位于浙北的小城捧回“环境可持续发展奖”和“国际花园城市”金奖，多少还是有些出人意料。毕竟，此次的“游戏规则”很公平：6个硬指标，许多参选城市大都只能符合其中的两到三个。

　　但在刘国富看来，这一切又在情理之中。

　　多年前，面对水泥、建材、蓄电池等高能耗、重污染产业造成的突出矛盾，长兴人确实痛苦了好久—这些消耗资源的产业短期收益高，地方财政对它们的依存度也高，但造成的污染、激起的矛盾同样很大。

　　“在这个关节点上，我们就想，发展的目的到底是为了什么？”刘国富说。

　　痛定思痛之后，他们找到了答案。

　　多年后，大刀阔斧进行产业整治的长兴完成了一次漂亮的转身，一跃成为浙北地区耀眼的“经济明星”。

　　而今，她的成长更让人们相信：污染和发展并不一定是硬币的两面，“鱼”和“熊掌”同样可以兼得。

　　“不发展”会议

　　提起长兴，不得不说的是其悠久的石灰石开采历史。

　　早在春秋末期，吴王阖闾就在此取石筑城。元末，朱元璋部将耿炳文攻克长兴时建元帅府，也大规模地在当地开采取石。

　　一种普遍流传的说法是，长兴石灰石的碳酸钙含量高达98%，为全国罕见。有人曾作过试验，外地的石灰最多悬空粘连5块砖头，长兴的石灰却可以悬空粘连7块砖头，其“优质”程度可见一斑。

　　新中国成立后，长兴县引进上海的资金、设备，成立了专门开发石灰石资源的建材工业公司和矿产公司。

　　改革开放以后，企业权力下放，石灰石资源开采强度逐渐增加。

　　20世纪80年代初期，为发展基础工业，中央提出资源开发“有水快流”，鼓励矿业开采。此时，全县陆续办起石矿、水泥厂、石灰窑、建筑队、石粉厂、水泥预制场、七○砂厂、运输队等厂矿200多家。

　　水泥产业成了长兴的经济支柱之一。

　　然而，随着大规模的开采开发，三面环山一面临湖的生态环境也逐渐发生了变化。

　　出租车司机王建明是土生土长的长兴人，几年前举家搬到了县城雉城镇。他的老家就在104国道边上，一个叫做李家巷的小镇。

　　上世纪90年代，那里的矿山、水泥企业曾经遍地开花。靠卖石头起家的李家巷人，成了有钱人的同时突然发现，周边的环境越来越差了。

　　王建明清楚地记得，自己所在的自然村紧邻一家建材厂，他家的院子距离最近，平行直线还不到100米。

　　“那时候只要一刮风，屋里屋外全是漫天的烟尘。天是灰的，地也是灰的。”王建明说。

　　类似的情景在一些矿山、水泥企业密集的乡镇频密出现。

　　不久后，部分发展纺织、蓄电池、耐火材料的乡镇也发生了同样的情况。

　　水口乡是长兴“养在深闺人未识”的一个偏僻乡镇，山青水秀。

　　“工业兴乡”时，乡里引进了8000台纺机，后来又“升级换代”了几百台喷水机。结果，经济指标上升了，全乡的涓涓小溪都变成了“牛奶河”。

　　上个世纪末，伴随电动车的兴起，铅酸蓄电池突然成了紧俏品。

　　彼时，长兴人利用原长广煤矿生产矿灯蓄电池企业播下的种子，除了几家龙头企业外一下子增加了100多家作坊式的小企业。这些企业的聚集区，正是长兴通向太湖河道的源头地带。

　　蓄电池生产企业带动长兴经济翻着跟头往上涨，同时也带来了严重的环境污染，一大批作坊式的小企业每年向外排放着重达10余吨的铅污染物。

　　空气混浊、水体污染，再这样发展下去，后果将不堪设想。

　　率先试点“绿色GDP核算”的湖州市的一份数据显示，由于环境污染，2001年长兴“绿色GDP”由82亿元减调为74.4亿元，调整比例达9.28%，居湖州所辖各县、区之首。

　　逐渐释放的污染信号逼迫着长兴转型。

　　在一次县委常委会上，主要领导下定决心：“宁可GDP增长少点，也不能牺牲环境。”

　　紧接着，长兴召开了震惊全省的“不发展会议”，决定用铁的手段、铁的决心、铁的纪律、铁的措施治理污染。

　　“真要下这个决心真难啊！”一位参与会议的县领导在回顾当年的决策时感慨地说，“一举砍掉一批曾经为长兴经济发展作过重要贡献的‘五小’企业，影响几十亿元的工业产值和1个多亿元的地方财政收入，2003年我们县的财政收入是10.32亿元，1个多亿元就是10%。”

　　在整治耐火行业的动员会上，一些乡镇和企业负责人质问时任县长的刘国富：“这样搞还要不要发展？”刘国富毫不含糊地回答：“现在的问题，不是要不要发展，而是如何发展。20多年了，我们欠下的资源债、环保债已经太多了，再不下决心，老百姓的生存都会成问题。”

　　“不发展”是为了更好地发展，这一次，长兴人要刮骨疗伤。

　　“壮士断腕”

　　共识终于化为行动。

　　2004年，一场“壮士断腕”式的产业污染大整治，在长兴动了真格。

　　卷入“整治风暴”的包罗了该县所有支柱工业产业—纺织、建材、耐火材料等。这些，都曾经是“粗放型增长”的代表。

　　耐火行业100多座烟囱几乎在一夜之间停止冒烟，紧接着，以开采总量压缩20%为主要指标的矿业整治，上万台喷水织机实施“休克疗法”的轻纺业整治等，一一拉开了序幕。

　　其中的代表性行业，无疑是蓄电池。

　　“关闭一批、规范一批、提升一批”，长兴县政府按照这个整治蓄电池行业的总体思路，严格划定了蓄电池禁止区、限制区和集中整治区。禁止区内，小企业被全部依法注销，限制区和集中整治区内企业限期整治，不达标的也被全部关停。

　　一批批工作队和执法力量走进了一家家企业。

　　同时，县里出台鼓励政策“压阵”—对环保治理通过验收的企业，给予设备投资额4%的奖励；在规定时间内自愿申请停产的企业，给予1万至5万元的补助；对改造生产设备、改进生产工艺、提升产品档次的，也给予一定鼓励。

　　全县最大的蓄电池企业天能公司作为龙头企业被要求成为全县环境治理的榜样，如今已是天能国际集团董事长的张天任这样说：“近几年来，天能在环保治理上投入了大量的资金。上市以后我们每年都请美国美华环评机构进行环评，结果显示我们的环保达到了国家标准，接近国际标准。”

　　而当地环保局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那时候到一些作坊式的蓄电池企业去检查，有的车间铅雾弥漫，即使戴上口罩，一天下来鼻孔也还是黑的。

　　如今的50余家蓄电池生产企业，凡是容易产生铅尘、铅烟的工序岗位都安装了吸风装置，经过环保处理后达标排放，含铅废水全部实现了循环回用。最容易产生铅污染的极板制造和冶炼企业也实现了机械化生产，减少了工人和铅粉、铅尘的直接接触。

　　一年后的环境监测显示，长兴县内铅及其化合物、硫酸雾、含铅固体废物这三大主要污染物的年排放量，比整治前分别削减94.1%、80.5%和24%。

　　很少有人知道，这背后的代价—整治中，企业投入7000多万元用于环保、卫生治理设施，政府则向企业发放了近300万元的补助资金。

　　然而，“这些代价与成果相比，微不足道。”长兴县发改委负责人说，如今，蓄电池企业数量从170余家缩减到50家左右；2004到2006年，蓄电池销售额年均涨幅67%，利税年均增长54.4%；市场份额已占全国50%以上。

　　一批明星企业也浮现—2007年6月11日，被称为“中国动力电池第一股”的长兴天能国际集团在香港上市。时至今日，长兴的蓄电池产业已经发展成为长兴工业的支柱产业之一，以天能集团为行业龙头的长兴蓄电池产业集群，在发展地方经济与保护自然环境的平衡上，找到了一个有力的支点。张天任上市之初曾表示，天能未来的核心产品，是以锂离子动力电池为代表的新型动力能源。

　　“整治改变了长兴‘小、散、乱’的蓄电池产业格局，大大优化了产业结构，提升了企业竞争力。”该负责人说，2005年，长兴邀请北京大学编制了《长兴县绿色动力能源中心发展战略规划》。

　　曾因铅酸蓄电池行业而戴了近两年的省级“环境保护重点监管区”帽子也在2006年一举摘掉，换成了一顶新的“桂冠”—“中国绿色动力能源中心”。

　　“风暴”过后，长兴不仅摘下污染的帽子，还摘取了湖州经济总量、财政收入的冠军。在“全国百强县”的榜单上，从2002年的第107位升至2005年的第56位。

　　然而，就在产业结构调整取得阶段性成果的同时，令人头疼的“跨界污染”难题又接踵而来。

　　2007年5月，无锡太湖蓝藻爆发。

　　尽管太湖长兴沿线并未发现蓝藻，但在不久后的6月5日，长兴县环保局即召集全县印染企业通报了一项处罚决定：由于向太湖超标排污，该县新峰印染有限公司被责令停产并处10万元罚款—虽然对该企业的检查、处罚是在3月份进行的，但选择这个时候开通报会显然“更能起到震慑作用”。

　　目前，长兴直排太湖的排放口已由原来的3个—新峰印染公司、国圆印染公司、夹浦镇污水处理厂减少到了一个。

　　时间回到几年前。当时，长兴的黑烟、污水、铅雾让环保部门激愤，但在“发展”与“环境”的冲突中，往往心有余而力不足。

　　“这几年，环保‘硬’起来了。”县环保局负责人感叹，以前常有政府领导来说情甚至干预执法，现在几乎没有了。

　　据统计，从2005到2008年，由于“环保门槛”，长兴195个引资项目被“一票否决”。

　　而今，被当地官员津津乐道的，还有长兴力推的“绿色GDP”考核。

　　考核办法上，总分100分的20多项考核指标中，“生态县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各占5分；对水口、二界岭两个乡则完全取消工业经济考核，环保生态成为“第一要素”。

　　危机下的绿色转型

　　如今，虽然在“发展”和“环境”间作出了正确抉择，但长兴的压力并未减轻。

　　将近一年过去，金融危机全球经济的冲击仍然尚未见底。

　　危机给长兴人上了深刻的一课，然而困境的表象是外部环境严峻，根本原因则是产业层次低，缺乏核心竞争力。在这样的背景下，要实现持续增长，关键还是转型升级。

　　而在这一过程中，长兴上上下下都形成了一个共识，那就是绝不用“环境换取增长”，而要用“环境优化增长”。

　　此间，一大批有能力、有想法的年轻县干部被“派驻”到部分乡镇。

　　徐建兵就是其中的一位。

　　4月30日。晴空万里。10省道直至煤山镇的道路两旁绿树掩映。蓝色的天，洁净的路，丝毫不见“粉尘重镇”的痕迹。

　　从县规划局“下放”到煤山的镇长徐建兵告诉记者，如今这里变化的不仅仅是镇容镇貌，还有曾经消耗资源、污染环境的工业经济“脉络”—

　　为了避免粉尘污染，部分矿场关闭，开采方式改为了中深孔爆破和平台式；对水质影响严重的喷水织机替换为了更加先进的德国经编机；一大批上世纪90年代建造的水泥机立窑都实行了关停……

　　而此前，“传统建材大镇”的“帽子”紧紧地扣在煤山镇的头上，已成为煤山的“代名词”，资源消耗大、设备落后、产品附加值低、产品缺乏竞争力、环境污染是当地企业的共性。

　　煤山只是一个缩影。

　　如今，在前些年淘汰小煤窑、水泥机立窑、粘土砖瓦窑和蓄电池行业专项整治的基础上，长兴又全面推进了生态环境整治十三大工程，加快推进喷水织机淘汰、化工行业整治和耐火窑炉企业的改造。

　　同时，充分利用资源，“原来一些水泥厂的废气、废渣都被丢弃了，现在是‘吃干榨净’、充分利用。”徐建兵说。

　　余热发电即是其一。

　　这种先进技术的核心是不用燃煤，而用新型干法水泥生产线排出的废气余热发电。这样下来，水泥企业每生产一吨熟料可节省标煤4千克。而以往排放的废气经过回收发电后，热度由原来的350摄氏度下降为100摄氏度再排到空中，也能够大大减少对大气环境的影响。煤山众盛水泥厂在进行余热发电后，每年的二氧化碳排放量足足减少了12万吨。

　　危机下，长兴在做好行业专项整治和落后产能淘汰这篇“减法”文章的同时，提档升级、延伸产业链的“加法”也被充分实践—

　　蓄电池产业由原来的单一铅酸蓄电池向铅酸类和镍氢类、锂离子类等新型电池类拓展，产品应用领域从电动自行车向混合动力电动汽车、电动汽车延伸；机电行业向多领域快速拓展，汽摩配件、电器制造、节能灯等新兴行业发展势头趋好；新材料方面，由原来简单的卖石灰到现在的石灰石深加工……这其中，科技含量高、能耗低、对环境影响小是后者的共同特点。

　　招商也成为转型的另一个战场。在长兴经济开发区，“变轻、变绿”是其对引进项目的基本要求。

　　通过长兴国际贸易投资洽谈会的平台，海信集团与全球最大的家电企业—美国惠尔浦公司、总投资达1.586亿美元的世界五百强企业—美国江森公司的动力电池项目，先后落户长兴。

　　而现代生态农业和加工基地，以及旅游、商贸也在发展中。

　　和一些县市不同，长兴县领导在敢于整治污染工业的同时，也出色地“下”了几着“妙棋”：邀请北京、上海、杭州等专家制定长期的生态保护规划，发展“百里古银杏”、“太湖源生态园”、“农家乐”等旅游项目。

　　当然，还有一大“绝招”：在长三角土地批租最热的时候，长兴人“严防死守”住了西太湖的最后一块“湿地”—仙山湖。

　　这方十余平方公里未受任何污染的土地，如今拿出来，全部用于“生态旅游和休闲娱乐”项目开发，一时间也成为了旅游投资青睐的宝地。

　　民生“接力”

　　事实上，解码长兴巨变，不能不提到还有一次“务虚”运动。

　　起因是长兴县领导一次走出家门的考察。

　　在当地的报纸上，记者看到这样一段话，“从长兴县委大院缓缓驶出几辆大巴，满载着当地100多名大大小小的‘官员’直赶苏南各环太湖城市考察……”形象地描述了前几年长兴“比学赶苏南”的真实情况。

　　“了解自己比了解别人更难，也更需要勇气，这是一种理性的考量。”一位当时参与考察的长兴县领导表示，“长兴人了解自己贯穿着一条‘学他人所长、创长兴之新’的清晰主线。体现在行动上，则是率先吹响了‘比、学、赶苏南’、‘接轨大上海，融入长三角’的号角，以全新的姿态找准了自身定位，重新站到了新一轮发展竞争的起跑线上。”

　　由于长兴是后发者，所以不仅有前人的经验可以借鉴，更重要的是可以吸其精华、去其糟粕。

　　一位经济学家这样评价：长兴的发展，正在于从自身实际出发，较好地汲取了“苏南模式”与“浙南模式”的精华，成功解开了催动县域经济社会超常规发展的“密码”。也正是由于后发，使得长兴在发展的道路上更理性、更科学。

　　如今的长兴，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并且，更主动地让百姓充分共享这种发展与保护的成果—

　　过去30多年，中国的贫富差距迅速拉大。而今，如果将农民的生产成本、城市居民享受的社会保障待遇等因素综合考虑在内，实际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有5到6倍之差。但在长兴，当地人却创造了统筹城乡发展的“长兴经验”。

　　槐坎乡仰峰村是革命老区，经过半个多世纪的沉寂，如今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征途上，再一次成为远近闻名的一面旗帜。从昔日“吃粮靠返销，穿衣靠救济，花钱靠贷款”的一个贫困山村，跨进了省级全面小康示范村行列。

　　其深刻变化的背后，是长兴有力推进统筹城乡发展的工作措施。

　　就业这个民生之本也时刻为长兴县领导所“惦记”。

　　为了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长兴县实施了“农民技能培训教育券”制度，对农民技能培训实行政府“埋单”。县财政根据年度培训计划，按平均每人400元的标准安排培训补助专项经费，各乡镇按平均每人100元的标准配套安排培训补助经费，统一纳入县促进就业专项资金。

　　也正是在这个充分共享的过程中，百姓们开始了主动践行“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的路子。

　　几年前，水口乡发展观光休闲产业时，吴建粉也在村里办起了一家叫做“绿野仙踪”的农家乐。

　　今年“五一”，农家乐的生意特别好。为此，她的丈夫以及两个原本在城里打工，最终却被家里的生意吸引回来的女儿，还有女婿，都在店里为这段时间纷至沓来的游客忙碌着。

　　因为生意一直很好，吴建粉打算扩大农家乐的规模，原本设计的原则是继续将自己的审美观发挥极致，保持最原始自然的风貌。

　　但最近，她却有了另外一个原则，那就是必须要环保。

　　念头的转变源自她曾经的一次参观经历。

　　一些地方的农家乐让吴建粉感触很深：“屋子里用过的水直接就排到村子的溪沟中了，我看着吓了一跳，也许现在还无所谓，但过一段日子，那条清清的溪沟就完了，到时候他们的生意也危险了。”

　　正是因为那个场景的触动，吴建粉告诉记者，今后她家新的农家乐里其他什么都可以是原始的，但无论如何不能少了卫生设备，垃圾污水也不能直接这么放掉，而会全部收集起来处理掉。如今，她还主动充当起了宣传员，鼓动着周围做农家乐的村民们一块儿，把“环保进行到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