坏经济会让人变好吗
坏经济会让人变好吗？
坏经济时代来了，大国们开了个G20的会，会后，各人的问题仍然需要自己解决。
坏经济的解铃人，不是经济学——凡事想开一点只是“小民的招”，接受考验是这个自利与排他的物欲社会，接受质问的是权者通赢的功利时代。
艺术家艾未未说，坏经济不可能使人变好，但可能使人变乖一些；社会学家周孝正说，坏人不能突然变好，好人也难突然变坏；哲学家何怀宏说，这至少可以使我们变得聪明一点、超脱一点；生活也丰富一点、多面一点。
坏经济令我们失去平衡，但也让我们思考。全球性金融危机让年轻人学会存钱，让精英变得尊重传统，亦让追求财富累积的大众生活方式有了更多方向。
让坏经济拯救我们吧！
文/肖锋
多少年后，我们才会明白，这场经济危机主要不是为美国人而来，更是为中国人而来的。中国转运，转危为机，需要行动派。
国学老人梁漱溟问：“这个世界会好吗？”88年后的今天，经济危机正向全方位渗透，一片惨淡萧条，全球气候变暖等全球性问题威胁着这个星球的未来，梁氏之问又重来：“这个世界会好吗？”
人均国民收入1000-3000美元型社会处于动荡期，这是经济学家的判断。此时期社会学家的描绘，是民众物欲高涨，伴随维权事件频仍的转型动荡景象。中国当下就处在这个阶段。
关于政治经济学我们可以读到的最好的书本就是现实生活。清华的孙立平概括为中国社会生活的四个趋势，即结构定型、精英联盟、寡头统治和赢者通吃。这四个趋势将决定中国社会未来走向。
明眼人早就看出，今次金融危机美国与中国属于不同版本。历史类比看，中国的危机更类似美国上世纪三十年代生产过剩的危机，数亿人口的过剩劳动没有了买家。而中国社会发展阶段则更似美国九十年前，需要老罗斯福总统的平权和反垄断运动，而非小罗斯福的经济新政。只有将经济危机看作实施社会改良契机，由此，中国方能转危为机。
政府救市还是民间救市
有时候恍惚历史在重复，只是换了股份制或金融并购一类的新名头，可本质上还是攫取民富。比如一桩鲁能案，权贵阶层一转手即是几十亿差价利润。愤青们的口水自然有其正当的理由。
经济危机会是一个平权与均富的好机会吗？
如果是，中国当抓住这个机会，将30年来积累的贫富不均、中产瓶颈等问题一揽子解决掉。“国有财富”(国有似乎变相为利益集团所有)向国民转让。张维迎等学者提出利用这次危机推动国家财富向国民财富转移。张曾提出将中国庞大外汇储备的一半分发给百姓，这笔储备在海外的投资正面临巨额贬值。
张维迎的另一项大胆提案，是发放国有企业股权，而非消费券给全体中国人民。拿出40%即约6万亿，让百姓持有资本收入，这等于给他一个会下蛋的母鸡，而不是只给一个鸡蛋。“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农村人给2份，城里人给1份；富人给1份，穷人给2份。……可以大大缩小收入分配差距。”
这项提案的关键点在于释放民间活力。民间活力决定投资方向，造就中国未来发展。由于利益格局封闭，这股劲都一举压在股市楼市上。中国改革开放，一句话，不就是释放民间活力吗？所谓改革理论，不就是民间创举和创新的总结吗？道理好像一讲就清楚，可“扫帚不到，灰尘不会自已跑掉”，愤青的口水能打掉或至少打动利益集团吗？
此外，4万亿这笔数，如果少一笔农民工培训费，就是忽视他们30年来的贡献，将欠下巨债。培训民工比修几条公路更能救市。救市最终取决于人，农民工是未来中国劳动者主体，决定中国产业结构能否升级。
平权与均富，还富于民，还权于民，还机会于民，是经济危机给中国带来“转运”的契机。错过了，将花巨额代价来修补，或许根本不再有机会。
中国的改革开放绝不是北京的一小撮理论家讨论出来的，甚至不是哪位开明的官员倡导出来的，而是一双双勤劳的手做出来的，一帮洗脚上田的企业家闯出来的。
让经济危机拯救我们吧
2008年是“拐点之年”。历史学家们会毫无争议地在这一年上标上红星。这一年不仅爆发全球性金融危机，百年一遇，而且对中国，这一年还是大起大落、大喜大悲的一年，发生商业道德危机的一年。“三聚氰胺”案引发全民思考，我们的GDP里究竟有多少“三聚氰胺”？
孙立平教授揭示，对中国社会最大的威胁可能不是社会动荡，而是社会溃败。社会动荡是指严重的社会冲突会威胁政权和制度的基本框架，而社会溃败则是社会肌体的细胞坏死，机能失效。社会溃败的提法，类似费孝通先生的“社会侵蚀”和亨廷顿的“政治衰败”。正月元宵节央视大火，损失达几十个亿，网络上一片幸灾乐祸之声。没有悲伤，没有痛心。只有幸灾乐祸。有人说，我们这个民族没救了。也有人说，几十个亿烧掉就烧掉吧，不被烧掉也会被吃掉。
我们在生理上和心理上，都“三聚氰胺”吃多了，我们的一部分已经坏死。我们犬儒当道，我们愤青骂街，都是虚张声势。我们一部分已经坏死，只是自己还不知道。
在这种社会生态下，一家杂志社发问：坏经济能让我们变好吗？这种忧国忧民可能被看作是不合时宜的。但还是不妨努力地找出变好的可能。一部分坏死，但也意味着新生。
比如，投机取巧的炒家下岗了，朴实苦干的劳动者吃香了。挣快钱的时代结束了，挣慢钱的时代回来了。中国人在储蓄，美国人也开始储蓄了。花过去的钱，而不是未来的钱，心里才踏实。奢侈品不吃香了，回到简朴、绿色的生活。塑料袋少用，主妇们又拎起了菜篮子。夜半不归的时尚族回归家庭了，重拾共渡时艰的温暖。抓紧时间，修补高歌猛进时丢弃的世道伦理。爱国，消费也能爱国。危难之中见“中国”，没有危难时只有自我。
对中国传统文化，我们仍是将信将疑。因为这段人生必修的程序被人彻底删除过。中国儒、释、道三家文化告诉人们所应具备的学问，以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逻辑。例如：仁爱思想，“将心比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诚信意识，诚信为修身之本；自立意识，“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自强意识，主张君子自强不息；强调天人合一、天地万物为一体，人与自然和谐共存。
如果我们机体一部分已经坏死，只有求助于两千多年前的药方。全球化时代，世界青年文化只有一个形态，就是美国文化。这一点谁活着谁就看得见。但如果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单一文化总是够拧巴的。不但中国人民感到拧，全世界人民都会拧。中国人的文化取向，青年向美，中老年后回归传统。
中国五千年文明史，拥有大根器，强大的生命力曾证明给世界看。中华文化的机体修复能力，表现在当下就是国学热，央视《百家讲坛》只是这个机体修复的自觉行为，自我拯救的一部分。
中国需要行动派，不需要口水派
为响应世界自然基金倡议，全球4000个城镇实行“熄灯一小时”，在中国这被批评为“很作秀”。只是加强环保意识而已。人们更希望的，是全国的司法机关能“公正一小时”、政府机关能“勤政一小时”、医生们看病能“认真一小时”，这才是中国眼下最需要的。
一个成功的实践胜过一千打纲领。净空法师在庐江小镇上的实践堪作榜样，净空在家乡安徽庐江汤池镇建立了和谐社会示范镇，宣扬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爱和平，人人熟读《弟子规》等儒家典籍，更重要的是老法师带着一帮人亲历亲为，以行动说教。历时三年，这个小镇人人懂礼，人人都知道忍让，中国的“礼仪之邦”在这个小镇再现。
这个故事在净空法师的《和谐拯救世界》光碟里能找到。开篇提到的梁漱溟先生，也是一个实践的儒者。老派知识分子都是通过参政议政实施政治抱负的，虽然政治上未免童真，但惟心系天下，志在富民。而新派知道分子，惟炒作之能事，大伪若圣，一副指点天下的样子。“不高兴”们，貌似振臂一呼的英雄，实为行动上的狗熊。
奉献，这是一个被现代中国人从辞典中删除的词。奉献意味着虚伪和欺骗，意味着欲取故予。大圣若伪。我们沾污过许多原本有宗教圣洁意味的词。
80后新标签是鸟巢一代，勿宁叫汶川一代。因为在大震之后他们用行动证明了自己。责其自私和缺乏社会责任之声立即闭嘴了。80后自辩，我们不是不懂分享，而是缺少机会。人们期望更多80后们从虚拟世界走向实践，长辈们少一些唠叨，多一些鼓励。
要做爱国实践派，不做口水派。实践派是中国移动提倡的“我能”，口水派则要在“能”字下加点口水变成“我熊”。
比如“只给富人盖房”的任志强，任老板声称不能绑架捐款，事实是华远公司到目前为止捐款已有20多亿，任个人捐款也在百万以上。我们为他和华远鼓掌加油；华远地产如果盖出了“穷人”买得起的经济适用房，我们亦鼓掌加油。提倡“为富人说话，给穷人办事”的经济学家茅于轼，实践农民小额贷款项目，对于年届八旬这位老先生我们抱有敬意并鼓掌加油。
行动派还应是为民族鞠躬尽瘁的国家领导者，是功成身退后裸捐的企业家，是勇揭官场潜规则的当权者，是痛陈教育弊端的老师，是警醒国人的知识分子。如是者，当为国宝。
台湾陈水扁案，并非政治洗钱，罪魁当为“导致族群分裂”。族群分裂最为可怕。族群和谐，不是靠“抹稀泥”，去强硬“和谐”不同意见者，更不是靠登高一呼来场运动，而是从一点一滴做起。
和谐拯救世界之前，首先摒弃小国寡民心态
这次经济危机宣告了两个“不可持续”：一个是美式消费主义不可持续，另一个是中国制造模式不可持续，两个趋势彼此相连。用托马斯·弗里德曼的形容就是，美国人忙着建卖场鼓励更多消费，兜售更多中国制造，钱从哪里来？向中国兜售美国债券，才有钱购买中国制造，于是鼓励中国更加起劲制造……，直到透支美国信用，透支中国环境。大自然和股市同时说“NO！”这就是我们时代的深层危机。
中华民族的和谐文化，能帮助人类解决物质文明中面临的许多误区吗？
最近拜见一位命理大师，谈起运道。他说民族国家同一个人一样，也是有运道的。前苏联为什么只有七十年，因为他们是单面文化，只能维持这么久。中国文化是靠儒、释、道三大文化体系支撑的立体文化，一个运道则是三百年。比如大汉，比如大唐以降莫不是三百年兴衰。他以此解说当代政治风云、人事更迭，颇有些令人信服。
改革开放，中国好运刚刚开始。这让我想起采访某位儒商企业家时的情景。2001年“911”事件，他脱口而出“中华民族的好运开始了”，去年再访时，他重述这一判断。而他的企业不过是这个大运势中的“一朵小浪花”。中国为什么能在短短30年中从贫穷落后发展到现在这种状态，要归结到五千年文化的传承，这是深厚的中华文化底蕴在起作用。他预言，21世纪将是人类物质文明与中国文化再次融合的时代，其中和谐文化是一大贡献。中华民族的和谐文化，将帮助人类解决物质文明中面临的许多误区。
净空老法师在《和谐拯救世界》中表述了东方理念拯救地球的类似说法。而在九十年前，是这个东方文明古国引进西方的科学民主救亡图存。
与大师们的宏观判断不同，眼下微观世相我觉得怎么也对不上号。
我看到的是广州火车站民工们迷惘的面孔。飞扬跋扈的既得利益者为所欲为。面对行乞者路人冷漠的表情。大学生找不到工作郁闷到跳楼。网络上对经济学家喊打喊杀，海归派谢国忠则是一头狗血的“当代中国川岛芳子”。好像文革还没结束，正以某种方式延续着。
前年观看热片《崛起的大国》对照本国当下时，也会产生这种对不上号的感觉。分明是小国寡民嘛。
中国离大国心态相差尚远，休提拯救世界，妄论领导地球。
国家如人的肌体，会自动调节，哪怕以灾变的方式。希望坏经济能让我们变好。多少年后，我们才会明白，这场经济危机根本不只是为美国人而来，更是为中国人而来的。
心能转物。心变，则世界为之变。中华民族的大运道才有上升的可能空间。不知这么说，大师们认同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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