聪明一点、超脱一点；生活也丰富一点、多面一点

　　文/何怀宏

　　何怀宏：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著有《良心论——传统良知的社会转化》、《世袭社会及其解体》、《选举社会及其终结》等，译著有《沉思录》、《正义论》等。

　　导语：所谓坏经济“使人变好”，如果不是说使我们变得高尚一点的话，至少可以使我们变得聪明一点、超脱一点；生活也丰富一点、多面一点。

　　坏经济会使人变好吗？要看坏到什么地步。

　　如果经济坏到生存的底线，所有人都来抢夺必需的基本生存资料，那这样的坏经济绝对是坏事，它不会使人变好，只会使人变坏，哪怕开始只是少数人越轨，但不久恶就会迅速蔓延(很少数具有潜在圣徒气质的人除外，因为他们本来就不怎么受经济影响)。甚至于经济坏到只是由社会上的某一部分人来承担坏经济的后果，他们失业或就业无望，看不到自己生活的前景而陷入绝望，这也很不好。

　　但如果经济只是坏上一阵子，只是坏到收入减少甚或只是停滞不前，要过一阵“紧日子”了，那还真有可能使人变好，或至少不会变坏。这时我们也许只能说，经济坏就坏一阵吧，我们不妨安之若素。不安心又怎么办？首先我们得知道世界上有些事我们自己几乎无能为力改变，总统、首相、总理、主席都没多少招，我们着什么急？我们甚至也知道了经济总有它自己的循环周期，你常常并不很清楚它是怎么坏起来的，也不一定很清楚它怎么又好起来了。或清楚了也没有多少办法，历史是一个合力。只能“凡事想开一点”，当然，你也可以说这只是“小民的招”。

　　这里的所谓“使人变好”，如果不是说使我们变得高尚一点的话，至少可以使我们变得聪明一点、超脱一点；生活也丰富一点、多面一点。不说“艰难困苦，玉汝于成”，至少是“吃一堑、长一智”。旅行坐不了飞机、住不了好宾馆了，就当一回背包族也不错；进不了健身房了，就去爬爬山也不错。饭总还是能吃饱的。如果那天饭都吃不饱了，那自然另当别论。

　　还有，如果说现在经济的机会少了，人也可能不太那么忙了，也许正好有点闲空来琢磨像“坏经济会使人变好吗？”这样古怪的问题——比如说，“会使人变好”的经济难道还是“坏经济”吗？我们会发现这个问题中的一些概念还是有不少含混性。这里的“坏经济”是指不好的“经济状况”还是“经济体制”？而“好”是指人们生活的“好”(快乐幸福)还是指行为、德性的“好”(正直高尚)？不过，我们可以认定这两者是有联系的，也就是说，坏的经济状况一定是和坏的经济体制有关的，而好的生活无疑也要包含各方面的好。

　　我们在生活中首先感受到的“坏经济”自然就是我们的经济收入下降了、物质生活变差了，而追根溯源，我们可能会认为现行的经济体制出了问题。今天世界上的经济制度主要有两种，一种是个人努力为主的市场经济，一种是政府控制主导的计划经济。从这次金融危机引发的经济寒冬来看，似乎是大行其道的市场经济出了问题。但是不是就要回到全面的国有化或计划经济那里去？我们不是刚从那里面走出来吗？中国近三十年的经济成就不是主要依托市场经济和所有个人的努力取得的吗？或者，健全的市场是需要健全的规则来维护的，而切实地维护和监管这些市场规则正是政府之责？于是，可以说这不是简单的市场失灵，而是政府失灵导致的市场失灵？

　　还有更深的原因。我个人觉得在2008年年初读到的一篇史铁生谈消费主义的文章对这次危机远比许多经济学家更有预见性。现代社会是消费主义和物欲流行的社会。人人都想过好日子这并不错，但如果没个够，总想过更好的日子；不仅要有房住，而且要拥有更好、更大的房子，拥有自己一辈子其实很难支付得起的房子，这就容易出问题了。而华尔街那些“最聪明”的头脑偏偏又发明出诸如次贷等不断衍生和越来越复杂的金融产品，好像经济可以无限增长，好像谁都可以实现自己不断增长的物质欲望，结果进一步刺激了人们的物欲，并弄得政府执行部门里那些不那么聪明的头脑也不知如何监管了——这些“最聪明”的头脑自然也从中获取最大的好处。人性大致类似，高薪阶层并非高尚君子，而低收入阶层也不会守身如玉。结果一旦某个环节出了问题(终究一定要出问题的)，就连锁反应，一发不可收拾。“皆大欢喜”一下变成了“皆大郁闷”。

　　这样看来，全球化的经济出了问题，根子可能恰恰在于我们过分重视经济和物质生活，而且不讲量入为出、量力而行。所以，根子还在人性，尤其在现代社会大大释放和刺激了的人的求利本性。但我就不在这里批评现代性了，更遑论批评人性。

　　总之，如果经济生活降到了威胁人们生存的地步，或者说即便不如此，但带来的困境长期持续，那对人来说当然是不好。我们任何时候都需要有基本的生存资料，甚至每一个人都应过上一种符合人的身份的、体面的生活。然而，如果经济并没有坏到如此地步，而只是带来一些暂时的不便，那就也没有什么太不好。我们也不妨尝试着过一过“紧日子”，兴许还发现一些过去宽裕的日子里没有的快乐呢？而且，如果经济形势就是走一个之字形，有时上山峰、有时走低谷，那么，就更应当想开一点了。我们的快乐和幸福并不完全寄托于物质生活。而且，我们有必要摆脱一种“明天的生活一定更美好”、“一年更比一年好”的迷思，也许明天变差，后天才变好呢。即便总的趋势是上升，也最有可能是一种螺旋式上升，而不是“芝麻开花节节高”的直线性。而且，我们还要注意限度，注意“多少算够”的问题：考虑我们的幸福是否必须依赖于物质生活的不断提高和经济的不断发展，甚至必须是持续的高速发展。如果真是那样的话，我们“好生活”的基础也就太薄弱了。

　　都经济危机了，年轻人为什么还在买LV和植村秀？

　　导语：从那些尼特族、飞特族自由率性的背后，我感受到的恰恰是无奈与彷徨，还有他们对现实的失望与对未来的无望。坏经济会不会使我们的年轻人变好？还真说不好。

　　文/王迩淞

　　王迩淞

　　专栏作家，曾任《香格里拉》杂志主编，在本刊开设“奢侈态度”专栏，现为《中国创业家》杂志撰写专栏。

　　那天，我无意中“偷看”了女儿的记账本。她的账本记得颇像日记，除了零花钱的流水账，还充斥着各种心情写照，只不过都跟金钱有关。我还是第一次见到有人这样记账。其中最让我惊奇的，是她新近定下的一个目标：“这几天没有花很多钱。很好！不过，再过一个星期就要大放血了！因为要去买Shu Uemura的假jié(睫)毛胶，要80左右呢！要开始好好存钱了……”

　　一个13岁的小女孩怎么会知道植村秀(Shu Uemura)？在我看来，这是30岁以上的女人才会去接触的牌子，因为通常要到这个年龄才消费得起。我主动向女儿坦白了偷看行为，同时表达了我的不解。她对我的偷看倒是很大度，对我的疑问却相当不以为然：“这有什么？我同学都知道这个牌子！”

　　这下我才恍然大悟。我忘了她班上有很多日本同学，她显然是受了她们的影响。就在此前不久，当拥有YSL的PPR集团的新任CEO宣称日本乃是YSL化妆品全球最重要的市场时，我曾为此感到困惑，那时也是女儿告诉我，她班上的日本同学基本都用YSL。YSL在化妆品中也属高价位品牌，按说也要OL才能消费，但在日本，其消费层竟已涵盖初中生，可见日本年轻人之爱买名牌，的确不是浪得虚名。而溯本追源，此种消费习惯的形成，其实是源于经济危机。

　　石油危机背景下的尼特族、飞特族

　　上世纪70年代的两次石油危机，极大地改变了英国年轻人的心态。高物价和高失业率的共同作用，使得英国15～30岁的人群中产生了所谓尼特族。“尼特”(NEET)即Not in Employment、Education and Training的缩写，他们不就业、不升学、不进修，无明确的生涯目标，过一天算一天。但在年满18岁就得离家独立的西方社会，尼特族其实很难一直“尼”下去，最终还是得去打工挣钱、养活自己。所以NEET中的Not in Employment并非完全不工作的意思，而是指“不正式就业”、“不固定受雇”，这是因为他们不愿上大学，也不愿受职业培训，只好四处打零工，做些无需专业技能的工作。虽然不稳定，但也没压力，反正有工就打，挣了就花，虽不富裕，倒也逍遥。

　　逐渐地，那些有专业技能或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也开始接受尼特族的就业观，因为他们毕业后要找事做也很困难。这部分年轻人吸收了尼特精神中的自由意识，将“有得做便做”演变成“想要做才做”，何时开工自己做主，工作状态常介于半Freelancer与半受雇之间。他们凭借专业技能挣得相对较多，可一有闲钱就歇，花光了接茬儿再赚。生活散漫，不想将来。这便是尼特族的变种——飞特族(Freeter)，这个由英文free和德文arbeiter(工作者)结合而成的名称，暗含着一种不求职场成功、只求身心自由的价值观。

　　虽然年轻族群的这些新型生活方式产生于经济危机的年代，但如果据此断言，这是年轻人无法面对就业与物价的双重压力而被动逃避的结果，则恐怕会失之简单。当时英国的多位社会学家研究发现，这其实是年轻人对通胀的合理反应与主动适应。既然物价总是不断攀高，那么现金拿在手上终究会贬值，年轻人只好放弃传统的积极储蓄、压抑欲望的道德观，转为推崇花光用尽、及时行乐的享受观。这种观念上的转变，增加了他们对价格上涨的忍受度，从而进一步推高了物价，这为后来的景气复苏打下了基础。

　　尽管景气后来很快就得到了复苏(两次石油危机持续时间都不长)，但尼特族与飞特族并没有随着危机的过去而消失，而是作为新型生活方式继续在年轻人群中延续，并向那些新发生危机的地方传递，其中最典型的就是位于遥远东方的日本。

　　尼特族、飞特族的日本变异

　　不过，尼特族和飞特族传递到日本已经是二十多年以后。过了这么久才传递到日本，并非因为路途遥远，而是因为这段期间日本没有发生重大的经济危机，也就没有滋生这种族群的土壤，当年的石油危机虽然是全球性的，但日本以相对较低的通胀率和失业率，基本算是安然度过。而90年代初开始的这波萧条，日本至今都还没能“度过”，它对日本社会的冲击力道之大，远非当年的石油危机可比。之所以这么说，最主要的依据就是，前者没有改变那一代日本青年的生活方式，而后来这一波泡沫经济破灭所引发的危机，明显使得日本年轻人改变了他们的生活方式，尼特族与飞特族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开始大规模登陆日本的，并在日本发生了形态的改变。

　　尼特族在英国主要表现为“不就业”，在日本则表现为“不独立”，这是由日本社会的特性和经济危机的特征所决定的。泡沫经济的核心特征就是资产价格的暴涨，自1985年《广场协议》签订之后的五六年间，日本的地价和房价都飙涨了好几倍。尽管1991年泡沫经济破灭导致地价和房价大幅下跌，从最高点算起，跌幅达到40%～50%，但相较于1985年的起涨点，房价仍然高高在上，这使得日本年轻一代的购房梦想基本破灭。由于负担不起高昂的居住成本，致使这一代日本年轻人在走入社会之后，仍然与父母住在一起，经济不能完全独立，成为“日式尼特族”，著名社会学家山田昌弘将其命名为“单身寄生族”。

　　日本与中国一样，都具有典型的东方社会特征，家庭观念很重，父母通常不反对儿女成年后继续与自己住在一起，甚至很愿意这样做，而爱储蓄的习惯也使得他们能够负担得起儿女生活费用，这成为尼特族在日本演变为寄生族的内在条件。而不同于尼特族的是，日本的寄生族大都正式就业，部分人甚至有相当不错的职业和稳定的收入。由于吃住都靠父母，省去了日常开销的最大头，收入全部个人零花，所以这一代的日本寄生族比起上一代的英国尼特族，手头宽裕了很多。鉴于这部分钱即使存下来，也还是一辈子买不起房，因而寄生族也像尼特族一样，不再延续长辈的储蓄习惯，转而崇尚消费、追求品位，将收入的大部分都花在购买奢侈品上。由于他们有很高的购买力，致使寄生族成为推动日本高端消费市场的一个强大动力。

　　与寄生族共同推动日本奢侈品市场的，自然也少不了飞特族。飞特族在日本也是以“寄生”于父母为特征，但与寄生族不同的是，飞特族没有固定就业，在这一点上与其原生形态保持一致，只是更多了些正面的含义。日本的飞特族包含了相当多的创意工作者和艺术创作人群，他们通常利用互联网或自己创业或从事业务外包的工作，其中也不乏取得成功、进入主流的例子。虽然他们的平均收入水平低于单身寄生族，但足以使其在购物或旅游上保持不低的消费水准，再加上这个族群的品位较高，在高端消费市场上更是一股最为活跃的力量。从80后作者青山七惠在其小说《一个人的好天气》中那些信手拈来的细节，就可看出日本飞特族们如天生一般的消费品位。

　　谁在给整体经济作贡献？

　　山田昌弘把单身寄生族和飞特族与日本原有的“御宅族”进行比较研究之后认为，御宅族对经济的贡献度最低，因为他们每天待在家中玩电脑、打游戏、看漫画、逛网店，将消费压到最低，其中相当一部分甚至发展为“啃老族”(完全没有收入、一切仰赖父母)，以致拉低了其父母的消费信心，对经济成长和景气恢复形成负面影响。以此观察，时下流行的“宅经济”其实毫无抵御危机的作用，反而会拖延复苏步伐。

　　与之相比，单身寄生族和飞特族对于整体经济就更具正面意义，正是因为有了他们，才有了今天日本作为亚洲乃至全球奢侈品消费指标国的地位，同时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日本在长达近二十年的漫长衰退期内，高端消费领域仍能维持强势。当然也不是一点负面因素没有，由于这拨儿年轻人几乎完全放弃了购房努力，也就丧失了对房地产价格复苏的推动力，这也是日本经济长期不能回到复苏轨道的原因之一。同时，寄生的状态也改变了年轻人的婚育观，“少子化”的局面也就是在泡沫经济破灭后变得日益严重的，它与日本社会特有的“高龄化”现象结合在一起，必将给未来的养老支出造成更大的负担。而山田昌弘的研究结果显示，寄生族和飞特族当得越久，便越难以脱离，伴随他们日渐弱化的储蓄意识和不婚无子的倾向，其未来的命运也许就没有现在那么洒脱惬意了。

　　现在最洒脱惬意的，则是一个更新的族群——“母女族”，或称“MD族”(即Mother-Daughter之意)。这是个纯消费概念的族群，指现在的中产家庭主妇，即上一代的OL，因为当年未能尽情享受消费，现在满足自我的同时，也把年轻时的消费欲望实现在女儿的身上。因而母女一起逛街购物、共同研究品牌的现象越来越普遍，她们的消费同样锁定在高端领域，不少品牌推出“母女档”产品就是为了迎合这种趋势。这就是奢侈品牌的消费层在日本已经向中学生扩展的原因，同时也就解释了我女儿班上的日本同学为何消费品位那么接近OL。至此，我们也可以把“母女族”算作是日本社会所特有的主妇文化对整体经济的贡献吧，但日本国内也有人认为，这是滋生下一代尼特族、飞特族、寄生族甚至啃老族的温床。

　　就算如此，那又怎样？难道每发生一次经济危机，受冲击最大的不是那些看似无忧无虑的青年人吗？他们内心深处所遭受的压力与惶恐，大概不是我们这些终日蝇营狗苟的中年人所能想象的吧。从那些尼特族、飞特族自由率性的背后，我感受到的恰恰是无奈与彷徨，还有他们对现实的失望与对未来的无望。在写这篇稿子的同时，我也在观看CNN和BBC转播G20峰会，两家电视台都把相当多的镜头给了伦敦街头的抗议者，看着那清一色的年轻抗议者，我脑中不断地闪过这个设问：坏经济会使我们变好吗？就“我们”而言，这也许并不重要，我们这些中年人好与不好，大概已经注定了。我更在意的是，坏经济会不会使我们的年轻人变好？从别国的先例来看，这还真说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