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坏经济来袭，人人从五官上开始缴械投降，眉目都好商好量地耷拉下来。得势时候的凶相都不见了，脸上是一马平川的慈祥圆柔。人呈现老态，面相上的表示是先显现出女里女气来。

　　文/蒋方舟

　　蒋方舟：

　　作家。7岁开始写作，目前已出版9部作品。现就读于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经济危机来的时候，我很害怕。我不是害怕自己幻想里的无形资产缩水，我害怕看到人们吃不饱饭时暴露的恶形恶状。

　　我小时候看过余华的一篇短篇小说，叫做《古典爱情》，讲的是古代“金融海啸”时，荒村破落，树都被人啃得伤痕累累——还嵌着牙齿，甚至还有“菜人市场”，人肉按斤两和新鲜程度贩卖。这个小说给我留下了巨大的心理阴影，后遗症到现在——听到“百年不遇的萧条”、“来势汹汹的危机”之类的字眼，就难以抑制地打一个巨大寒战，脑海里出现人们磨刀霍霍向彼此的凶残画面。

　　直到现在，在这场“海啸”的犄角旮旯处瑟瑟发抖了许久，才发现自己并没有等来想象里人性阴暗睚眦毕现的一幕。吃不饱饭的是永恒不变的固定人群，整个社会并不会都上演“饿狼传说”，人们只会变穷。一个人变穷，的确会气血喷张面红脖涨，现出穷凶极恶；一群人变穷，反而让人与人之间产生一种低柔的同病相怜。

　　在经济危机中，穷人更加理直气壮地逆来顺受，富人也在樯倾楫摧中无计可施，相互打量时，双方满眼都是对彼此慈悲的同情。我完全抱着没头脑又没心肝的心态，欣赏着新闻里穿昂贵西装的著名中年男人额角堆油、摊开双手说：“我也看不到底，我也无能为力。”人的这种无奈的太息神情，在人类创造的时代中是很难得的，因为稀罕，所以显得动人。

　　我十分崇拜我的一个同学，他从初中开始，就和人合伙开服装店，专门卖国外著名运动品牌的限量款，动辄上千。我曾问他：“你的衣服能卖便宜一点吗？”他凉着嗓子说：“嫌贵你可以去穿李宁啊。”我一阵窘迫之后仍然羞答答地仰望他。

　　上了高中，他开始涉足金融界，虚报年龄，在证券事务所工作，坊间盛传他赚钱比谁都多，偶尔开着新车来上学，坐到教室里，松开领带，拿出酒瓶，一饮一啄地看《放长线钓大鱼——如何在金融市场中常胜》之类的书。看得累了，就勾勾手指随便把一个同学叫到面前，也不正眼看，微微斜睨着，懒洋洋地说：“你知不知道，其实我很讨厌你。”他把这当做消遣，我们只是恐惧凄惶，不敢生气。

　　如果没有经济危机，我永远无法想象自己能和他心平气和地促膝交心。前段时间，他来我们学校进修一个MBA班——和一些村长和乡镇干部一起。我和他见了面，他对我抱怨道：“我现在是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操心。经济危机，我的生意首先受损。有个女朋友，每个月要有情感投资；我练健身，每天要吃牛肉，现在连这都保证不了。”

　　我不知该怎么宽慰他，只能赔笑道：“不过，你气色倒是变好了。”这是实话，他反而胖了一些，面孔粉白粉红，好看得紧。他脸上原来有一股逢佛杀佛、遇祖弑祖的戾气，现在全部化解，竟闪着圣洁的母性光辉。

　　他羞赧地摸脸，说：“经济危机之后，这一年我神情明显老了。”这也是真的。坏经济来袭，人人从五官上开始缴械投降，眉目都好商好量地耷拉下来。得势时候的凶相都不见了，脸上是一马平川的慈祥圆柔。人呈现老态，面相上的表示是先显现出女里女气来。

　　经济危机之后，人变得容易相信了。这并不是说人变得容易上当受骗：人类还是一如既往地圆熟，放松了曾经死扛的心理防线，心灵的堤坝位全线降低——“反省”警戒线，“感动”警戒性，“信任”警戒性。

　　我同学的父亲是个商人，出了名的强韧狡诈坏脾气。前几天我见到他，他却不再对我们这帮小朋友进行心狠手辣生存法则教育，而开始大谈人性的力量多伟大，宗教的精义是多么的神奇。他花了一个小时，穿插着无数感慨讲了他最近的一个遭遇：同学的父亲萌生信基督教的念头之后，和另一个有同样宗教倾向的商人一见如故，一拍即合，在商业上展开合作，开拓出新市场来，这是主对他的指引和眷顾，他决定更诚心地皈依。

　　人忽然被放置在一个奋斗力弱、抵抗力微的生活线上，如此危险又悬空的险境，让人发现自己无能，彼此靠不住，必须寻找一个更大又牢靠的精神靠山。

　　这忽然让我想到叔本华对女人的论断：“女人没有判断力，女人目光短浅，女人的天性就是服从，女人就是要求被主宰。”叔本华以为这是大自然对女性的惩罚，我却觉得这是女人天然的能力馈赠。女人因为承担繁衍重任，无论顺境逆境都必须存活下来，所以上天赋予她这项生存能力，其实是一种弹性和韧性，成为对厄运的抵抗机谋。

　　身为女的，又出于打扮自己的需要，我最近开始关注时尚。现在流行又宽又紧的变态皮带，显然是出于勒紧裤带的需要；服装风格也一律柔美轻佻，用镂空花纹雕出一种廉价的性感来，有种臊眉搭眼的讨好。

　　人被经济风吹雨打地冻蔫儿了，也臊眉搭眼地争相变女。这篇命题作文的题目是“坏经济会把人变好吗？”女人就是好人吗？我不知道。我知道西蒙·娜波伏娃的话：“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被造就的。”可见暂时的性别转弯不难。

　　人要变成男人，需要的是天时地利外加能力；人要变成女人，大抵只是心态问题。

　　艾未未：任何坏事都能够使人变好

　　采访/柯勇

　　艾未未：艺术家。北京电影学院毕业，星星画展创始人，研究领域涉及建筑、雕塑、绘画、家具、出版、策展等多个方面，是国家体育场(“鸟巢”)的中国顾问。

　　导语：我觉得这个事情发生了，比不发生要好，它不只是丢了钱的问题，而是对旧有系统的挑战，早发生比晚发生好。

　　在国外，我很愉快地看到了那些华尔街的傻B们，跳楼的跳楼，离婚的离婚，进监狱的进监狱，我觉得是大喜之事。那些人就是一些吸血鬼，结构上资本主义的运转需要他们，但是其中大多数是很差的人。

　　任何坏事都能够使人变好。就目前来看，从去年到今年，听到的坏消息挺多的，坏人坏事挺多。我们也曾经在一个所有人都做好人好事的年代生活过，回头看那个时代，显然并没有让任何人变好，比如雷锋只是自己变好，却没有让别人变好；比如焦裕禄，兰考可能更加贫穷了，虽然那把椅子已经被顶出了一个窟窿。

　　这个事情发生了，比不发生要好

　　回过头看你会发现，那种苦行僧式的方式是没有用的，这个世界上寻欢作乐的人找到了他们的极乐世界，而被甩出去的那些人只能被甩得更远了。今年就有上千万的民工在城里找不到工作，回到农村的时候土地也没有了，他们看到过城市人怎么工作，有什么样的道路、汽车、住房，再回去的时候，他们脑子里会想些什么呢？

　　过去的利益集团在不断瓦解，包括金融危机，它实际上是在全世界范围内对政治金融力量的一次重新洗牌，包括那个体系下产生的价值观，人类对自由的认识、自由概念的变化，资本主义、市场等等概念都会发生一次很大的颠覆，这是一次重创，也是一次大面积的调整。

　　很显然，我们已经进入一个新的时代了。冷战之后全球化、信息化，以及网络崛起，但是意识形态并没有跟上，依然依靠过去的方式和系统，依靠现代的技术获得某种利益，它完全是无度的贪婪和权利的膨胀。凡是破坏了平衡的力量，一样会崩溃的，现在就是很明显的一个例子。

　　在这场危机当中，当然是以美国为首，它作为最大的力量，是主要演员。中国还是一个群众演员，虽然现在开始有说话的机会，但依然不会给你一个长的镜头，搭搭腔的事。

　　中国显然也是这次金融危机的受害者，但是中国并没有觉悟，或者有相应的可能性去对应这个事情，因为从来没有形成过系统，它的自我调整能力，结构上的调整能力是很差的。所谓西方的进步社会体系，应该是最具有调整可能性的，但是在这次危机中依然在挣扎，旧的系统不能不用，但又明显的不够用，或者说这场危机就是由这个系统所造成的。目前这场危机基本还是在看的过程之中。但是我觉得这个事情发生了，比不发生要好，它不只是丢了钱的问题，而是对旧有系统的挑战，早发生比晚发生好。

　　80后最好的是，教育对他们损害不大

　　我对80后这个群体抱有很大希望，因为我认为他们的知识结构不一样。他们更多从网络中获得信息，有了自己的判断依据，虽然这个依据可能是幼稚的，可能是不健全的，但是总比一个对社会抱有成见，已经培养了很多不好的习惯的人要好很多。他可能是个爱国主义者，也许是一个天真的爱国主义者，他是有情感的，他是有愿望的，这就比没有情感和愿望的人要好很多。

　　即使中国不走向更好，如果它不走向更坏，互联网仍然是中国走向民主，走向公民社会的一个最重要的途径，因为还没有一个与它有相同可能性的途径出现。

　　一定要当80后成为一个行动者的时候，这个希望才能成为可能。我觉得他们现在还是一个参与的阶段吧，相信他们很快会成为一个参与者，成为承担责任的人。因为我发现许多志愿者都是80后，他们的勇气，还有他们的单纯，单纯本身是一种很大的力量，我觉得这些品质都在。

　　我觉得80后还有一点最好的是，教育对他们的损害不大，因为这个教育已经坏得不行了。他们中的很多人也许根本就不上学，或者从学校根本就没获得什么，我觉得社会把他们真正放弃了，他们就真正成为了一个人，只有被这个社会放弃的时候，你才会成为人。

　　因为蹬自行车的人已经没有力量了，可以这样说，他的肺部和心脏都不好了，所以倒下是随时可能的，但是倒下来之后，承受的还是民众。因为中国最大的企业，已经成为了利益集团、跨国公司的合伙人，我觉得中国大部分利益已经被分得差不多了，土地也好，资源也好。

　　我也接触了许多跨国公司的高层，他们都是茫然的，你从来没有在《纽约时报》上看到过，所有顶级的大脑型人物，统统都目瞪口呆，而且说不出一句话来。在这次金融危机当中是没有智者的，全面的体制，以及基础型的崩溃，现在谈到的只是崩溃到什么程度才能停下，只是让伤亡减少，可是一次次都没有办到，连它可能产生的后果都没弄清楚。

　　民众基本上是在等待承受。我发现在所有的社会基本上都是一样的，几乎没有民众可行的机会，但这也是社会稳定的一个必要的基础。民众唯一能想的就是，我们能够形成怎样的结构，民众是结构的制造者。美国人选了奥巴马，我们觉得这是另外一个好一点的可能，奥巴马也是系统产生出来的人。你不可能揪着自己的耳朵把自己提起来，这是不可能的。

　　但是现在我们都面临这样一个情况，我想把你提起来的同时，你想把我提起来这也是不可能的。人在现在这个情况之下，又回到了大梦初醒的一个阶段，基本需求，你和他人的关系，伦理道德，还有情感在这些问题上的作用开始显现。那么以前的那种疯狂，无度的奢华，没心没肺的狂妄，基本上是结束的时候了。

　　虽然已经开始反思消费，但已经晚了

　　当消费成为主义的时候，它是资本主义的一个广告词，本来消费跟生产、产值是有关的，快乐不仅仅来自消费，还来自你的其他方面。所以我觉得纯粹的消费主义，用日本话说就是，你的良心大大的坏，所有的需求就像用药一样，它是可以被培养的嘛，因为它是浅层次的物质和欲望，都是可以被培养的。

　　虽然现在已经开始反思消费，但是已经晚了，大的结构已经走得很远，我们的城市，我们的交通，我们对他人依赖的程度，还有技术提供的条件，人类已经让真正打败自己的人变得很强壮了，工业革命之后一路狂欢到现在。

　　人其实挺简单的，就活这么多年，接触到有限的范围、有限的人，怎么合理支配大的空间和结构。很重要的一个争议是，我们应该绝对化地给欲望以自由，还是应该限制这个自由？我觉得其中是没有真理的，只有妥协。可能我们需要绝对化自由，但是我们为此承担责任，最终承担绝对化的灾难。这也可以，但我们害怕的是谁在承担的自由，谁却在承受灾难？

　　我觉得艺术是一个很好的化解。艺术是独立于系统之外的，它的价值体系不会受到主流价值体系的影响，它总是在谈另一种方式，一种可能性。它不可能使人变好，但可能使人变乖一些。

　　理想只是你对现实世界可能变好的一种假设，如何参与，从什么角度参与，能够使你个人的品质得以呈现，怎样介入，这是现在社会面临的非常难的一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