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解严前后的文化记忆

　　■本刊记者／杨东晓

　　民间思想解放和思乡的浪潮，不停地拍打着蒋经国垂暮之年的海岸，他终于在蒋家执政的最后时刻做出了历史性的抉择，打开了民主改革之门。1987年7月15日台湾解除了长达38年的戒严；11月2日开放了返乡探亲。而次年1月1日开放报禁和党禁，离他辞世只有12天。

　　1949年， 中国“忽值山河改”之际，刘季伦的外祖父“根株浮沧海”，在台湾找到了一个报社的编辑工作。于是托人返乡，将两个女儿陆白烈与陆和珍，接往台湾读书。但不久老先生即因政治原因被捕。十来岁的陆白烈只好休学，在台北街头摆了个小吃摊，赚取一点薄利，为父亲送牢饭。当时台湾文网越密，收藏中国左翼文学的书籍，有可能惹祸。所以陆白烈把家中从大陆带来的30年代文学书籍偷偷烧掉了。但实在舍不得，还是藏起了两本书。

　　到了20世纪60年代末期，她的孩子刘季伦，已经十来岁了，才在家中的密柜里，发现了两本书《月芽儿》与《骆驼祥子》，他好奇地取出其中一本《骆驼祥子》读起来。作者是1949年12月从美国回到中国大陆的作家老舍，这两本书都是他在1935年和1936年完成的，换言之，这两本书都是他在1949年以前完成的。

　　这是出生于台湾的刘季伦最早接触到的大陆作家作品。

　　与禁书有关的阅读

　　正当刘季伦专心致志地偷读藏书时，被母亲发觉了，母亲显得很紧张，她再三叮嘱孩子，千万不要把书借出去，不要告诉外人家里还有这样的书，不要和人谈起这种书。总之，如果被人知道了家里还藏着这种书，就会惹祸上身。

　　这是刘季伦成长中与阅读有关并且成为阅读记忆的一件事。当时是1960年代末，台湾正处在高压政治之中。看错了书，或者说错话，就有可能成为思想犯和政治犯。

　　陆白烈早年在大陆曾是左翼文学少女，在父亲出狱后，她终于完成了师范教育，并在岛上开始了教育生涯。授课之暇，她执笔为文，自1960年代起活跃于台湾文坛，是一位高产作家。由于切身体验，她对于儿子看什么书非常谨慎和敏感。

　　在刘季伦成长的过程中，大陆的书籍无法读到，台湾岛内出版过的，曾经红遍全岛的一些书，也被禁了，《自立晚报》编辑郭衣洞1961年写的《异域》，就被列为禁书。

　　现在，那位曾经因为阅读《骆驼祥子》而使母亲担惊受怕的儿子，已是台湾政治大学历史系的副教授。当代人在评述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台湾文坛时，时常要提到他的母亲，但是，刘季伦说“我还是认为，作为一名深受中国左翼文学影响的文艺青年，作为从小阅读巴金的《激流三部曲：家·春·秋》长大的母亲而言，自她到了台湾以后，生活在反共的社会里，就像鱼儿离开了水，最终还是要干死的。”

　　不过，作品被禁掉多年的郭衣洞没有“干”掉，就在刘季伦偷偷阅读老舍被母亲察觉的这一年，因为翻译一幅美国“大力水手”漫画，已经以“柏杨”闻名的专栏作家开始了9年的铁窗生活。同年因文入狱的还有乡土作家陈映真，陈映真被捕前的作品，被认为是那个时期最好的创作，而他本人却因“意图颠覆叛乱”的罪名失去了自由。

　　在监狱里，柏杨把精力投入到历史中去——现实已经剥夺了他的话语权。而当他成为一名另类的历史学家后，那位早年看过禁书的年轻人，已经从台湾大学毕业，在政治大学执教历史。20世纪末，被禁的作家“郭伯伯”和他的读者刘季伦成了朋友，禁书早已开禁，言论也变得自由。

　　正是由于台湾在国民党两蒋反共时期的文网过密，硬生生切断了台湾与现代中国的文化纽带，以致于那段岁月中，在台湾长大的年轻人，除了徐志摩、朱自清、梁实秋少数几位现代中国文学家的作品外，鲁迅、沈从文、老舍、巴金、茅盾的作品，都是岛上的禁忌。对于当时岛上的大部分年轻人而言，这些人是他们闻所未闻的。

　　两岸都有手抄本年代

　　到了高中时代，刘季伦读到了鲁迅。他在嘉义的一位学长家里，借到了一本《阿Q正传》。因为怕惹祸，不敢影印，所以自己手抄了一本。当时的中学生都在为准备联考而拼命用功，大部分同学对这类书籍连听都没听说过。

　　到了大学时代，传闻同学中有些“职业学生”，但至于他们人数多少，没人知道；到底是谁，也没人知道。于是关心政治的学生，就不免有些人人自危了，总担心说错了话，就要惹祸。

　　刘季伦并不知道，在他手抄《阿Q正传》时，中国大陆的年轻人也在私下手抄一本书，那就是张扬的《第二次握手》，这部歌颂中国老一代科学家的手抄本，因为颂扬周恩来总理而惹怒了姚文元，作者张扬入狱，但是一部30万字的长篇小说却在民间以手抄本的形式传播开来。然而罪名却很令姚文元头痛，想定《第二次握手》是黄色小说，但是男女主人公在30年时间里“手”才握了两次，又不敢明着把矛头指向周恩来，所以最后给知青张扬定了个罪名“反党”。

　　作为台湾岛上的第二代“外省人”，刘季伦在大学期间经历着这样的变革：1975年，陈映真出狱，继续他的现实主义创作；李敖是1976年减刑获释的，这位生命力极强的人出狱后当过一段土木工程的包工头；柏杨于1977年4月1日西方的愚人节这天获释，在美国的关注下，从绿岛飞回台北。

　　刘季伦说：“在1970年代后期，台湾岛内经济开始增长，人民参政意识也逐年增强，开始有要求民主的呼声出现。”

　　但是在民主的呼声中，不能排除一些台湾独立的支持者，甚至在中学里也有台湾独立的呼声，也有中学生被抓去坐几年牢的情况。

　　民间悄然发生的变化，也在大学联考中反映出来，1977年7月，大学联考的作文题目是《一本书的启示》，有报道称，考生笔下出现次数最多的书名中，居然是禁书《异域》！细心人发现这一报道在第二天就被更改为：名列第一的是蒋经国《风雨中的宁静》，第二位的，才是《异域》。

　　解禁的日子

　　1987年7月14日，“台院议字第1641号”咨文宣布，“台湾地区自七十六年七月十五日零时起解严”。换句话说，长达38年的戒严——从1950年5月19日零点开始的戒严，到1987年7月15日零点，终于结束了。

　　解严之后，一切都来得更快一些，半年后，1988年1月1日，蒋经国指示正式结束报纸29家、三大张的限证和禁令。几天之内，200多家新的出版物要求办理登记。60多个政党社团要求注册成立政党，后来被批准的有20多个，其中包括民进党。实际上，在戒严令的晚期，媒体已经像雨后春笋一般，有的媒体申报很多名字，被查禁一个后，马上换个“备胎”再次出现。

　　报禁党禁开放第12天的下午，78岁的蒋经国突发胃肠道大出血离世。这一天是1988年1月13日，离解严半年还差两天。

　　解严前不久，知识界的民间渗透已经悄然进行，在台湾上大学的一些香港侨生，偷偷地带马克思的《资本论》进入台湾。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共10册，由范文澜本人撰写的头四册，刚好与金庸小说厚度差不多，就被撕下封面，再包上金庸武侠小说的封皮，带回台湾。但是，《射雕英雄传》的封面是不能借用的，因为书名典出毛泽东词“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所以这本书当时也被禁了。

　　解严前后刘季伦正读研究生，大学时的一位同学回大陆探访并且到北京转了一圈，这在当时的台湾社会中，是非常先锋的事，而年轻人又都很乐于领这种风潮之先。这位同学在北京应刘季伦之托购得一套价格很便宜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寄回了台北。

　　一套大陆出版、盖着北京某书店印章、贴着大陆邮票的邮包——邮包里还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这件在大学生、研究生们看来很前卫的事情，却给刘季伦带来了麻烦——书被新闻局扣下了。

　　刘季伦去取邮包时，等待他的还有一个陌生人，那是一个新闻局的特务。在问询了刘季伦的学业和社会交往后，才让他把书取走。实际上，在1987年解严令之后，特务的势力已经萎缩，但是惯性还在起作用。尽管拥有一套《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已经不再会被当作“政治犯”、“良心犯”来判刑，但是情治人员仍然在“忠于职守”。

　　事实上，早在刘季伦大学期间，就已经看过学校图书馆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图书馆里这种禁书只对有专业背景的学生开放，而且每本书上都盖着“匪情数据”的图章，大约是“供批判用”的意思。

　　刘季伦手抄过的鲁迅作品公开在台湾发行，是1989年10月的事，由台湾风云时代出版公司率先发行了《鲁迅全集》。从这以后，1949年以前的左翼作家作品、1949年以后大陆著名的文学作品，在台湾有了正规出版渠道和公开发行的渠道。此前，无论是被毛泽东称为“骨头是最硬的、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的鲁迅，还是大陆其他左翼作家，如巴金、冰心、茅盾，凡大陆著名作家的作品，都只能作为禁书在大学区的地摊上私下里出售。

　　但是在台湾解严后的一段时间，舆论检查仍然存在，1990年台湾导演朱延平想把柏杨写于1961年的《异域》改编为电影，结果被电检处查禁，朱延平只得拍了一个卖座的电影《大头兵》，以换取拍摄《异域》的权利。结果放映出来后，《异域》比《大头兵》还叫座。

　　这部片子不仅叫座，还叫“好”。它的好在于，电检处在群众游行后，把剪掉21处，减少为剪16处，最后解放到了一刀未剪。这在那个刚刚解放了思想的年代，将台湾的电检制度推进了一大步。后来罗大佑把这部电影的主题歌传到了大陆，名叫《亚细亚的孤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