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老兵回家

　　■本刊记者／杨东晓

　　无论上层还是民众，思乡的情愫是相通的

　　重病在身的蒋经国像往常一样，在接见外宾后，照例向秘书马英九问了一句“英九，有没有什么事情？”马英九把他看到的民情，告诉78岁的蒋经国。

　　“最近赵少康、洪昭男等委员在‘立法院’质询，建议政府开放老兵回大陆探亲。其实现在每年都已经有一两万人经由香港偷偷返回大陆探亲。但也有一些老兵不愿意违法，穿起身上写着‘想家’的长袍游街请愿，很令人同情。”

　　马英九说的，就是1987年春天开始大批“荣民弟兄”身穿长袍聚集在“国军退除役官兵辅导委员会”门口的请愿行动，他们胸前背后写着“想家”，手中打着标语“白发娘，盼儿归，红妆守空帏”、“骨肉隔绝四十年”，给过往的人发传单“抓我来当兵，送我回家去”，一度还和辅导会的安全警卫人员发生了肢体冲突。

　　1987年5月6日到10日，由14岁即被抓到台湾的退役军人姜思章等人发起的台湾“外省人返乡探亲促进会”在台北“国父纪念馆”边的人行道上，发出他们被压制了几十年的心声。

　　靠美国空运胰岛素进行治疗的蒋经国，此时几近双目失明，但心里清楚，是自己的父亲把这上百万人带到台湾，来的时候，他们和自己一样风华正茂。如今已风烛残年的老兵，如何面对自己无根无本的晚景？

　　12年前他的父亲蒋中正安葬时，从台北移灵到大溪陵寝的62公里路上，沿途迎送的人群中，那些如丧考妣的民众，正是荣民和荣眷。他们甚至痛哭得倒地昏迷。一个发自内心的悲泣是“你把我们带到了这里，你走了，我们怎么回去？”

　　他们恸哭的是自己的未来。

　　漫长的筹备期

　　在马英九告诉他这个消息之前，蒋经国已经思虑过这个问题。几年来，美国遇刺、钓鱼岛事件、高雄事件，民主和左翼的势力不断地撞击着他，撞击着一扇坚固了几十年的大门，是把春天锁在门外还是令春光乍泄，门到底开还是继续紧闭？

　　9个月前，1986年10月7日下午4时，蒋经国在新闻局长张京育的陪同下接见了美国《华盛顿邮报》发行人葛兰姆和美国《新闻周刊》的记者，这次，他向美国媒体透露了一个重要信息：“我们准备在制定‘国家安全法’后，解除戒严，开放组党。”

　　跟了他7年的英文秘书、已经是国民党中央副秘书长的马英九，负责翻译。马英九在蒋经国百年时的回忆文章中说：“负责传译的我，一字一句审慎地翻成英文，我自己整个人感觉犹如遭电流通过般的震撼，我告诉自己：‘我们正在改写台湾历史。’”

　　其实，历史一直在照着自己的意愿来演进，而“改写”，只是被提前或错后、亦或在恰逢其时的某一个时刻到来了。在马英九告知老兵请愿之后，这个时刻迅速来到。

　　1987年7月15日，蒋经国公布施行“国家安全法”，并且从这天零点起，正式解除台湾实施了38年的戒严。

　　蒋经国接见葛兰姆那张历史性的照片，从台北市市长的办公桌上，一直跟随马英九，摆到了他现在办公室外的会客室桌子上。马英九在纪念蒋经国的文章中讲述了这段他亲历的历史：“经国先生宣布解严后，各机关忙着制定‘国家安全法’。有一天新闻局长张京育先生来问我，‘到底将来管制的尺度如何拿捏？’几天后经国先生接见完外宾后问我：‘有什么事吗？’我就向他报告，新闻局在讨论这个问题，希望能请示一下。经国先生说：‘既然要解严，当然就是越来越宽，不能越来越严，我们绝对不能换汤不换药！’我就赶快告诉张局长，他听了很高兴。后来也印证了经国先生的谈话并非随兴所至。”

　　台湾政治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刘维开在接受本刊采访时说，当时台湾已有部分人士绕经第三地返乡，高层并非不知道，可老兵们却没有任何途径，他们只能用请愿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愿望。尽管蒋经国已经感到了必须开放，但他还是要考虑到安全问题，所以，这个尺度如何拿捏，开放程度到底能有多大，都有探讨的空间。作为他的幕僚，马英九等人只能提出各种方案，他可以同意也可以不同意，还可以说暂缓。所以马英九心里并不知道能否通过。

　　刘维开同时说，关于解严和开放大陆探亲，蒋经国知道如果他当初不做，以后的继任者也会做，但是后人来做遭遇到的阻力会更大，他可以用自己的权力和声望来抗衡这些阻力，同时给开放程度定调。

　　即使是他本人，在暮年推行改革，同样承受着巨大的压力，政治大学历史系刘季伦副教授提到，在蒋经国晚年的“国大会议”上，出现过民进党掀桌子的现象。而马英九也提到在蒋经国去世前19天，12月25日的“行宪纪念日”活动中，11名民进党的“国大代表”在台下高举白布条抗议，当他言毕坐在轮椅上被推走时“回过头对台下的抗争者深深看了一眼”。这一眼，可以用蒋经国在临去世前三天对蒋孝勇的一句话来解释：“我一辈子为他们如此付出，等到我油尽灯枯时，还要给我这种羞辱，真是于心何忍。”

　　颖考专案

　　马英九遵照蒋经国的指示将请愿事件报告给前总统府副秘书长张祖诒，才知道原来蒋经国早已知悉老兵请愿之事，并已指示张祖诒：基于人道精神处理此案。

　　马英九、张祖诒等在保持与大陆中共“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的“三不”的原则下，开始制订“人道原则”的细则。

　　后来该规划在6月4日报给了蒋经国，它包括可以探亲、通信与通话；由两岸红十字会安排“民间办理”；往返经过香港的“间接方式”。

　　马英九就是在这个时候开始操作这个专案的。他根据《左传》《郑伯克段于鄢》的历史典故，这个案子取名“颖考专案”。颖考叔建议挖地黄泉，令郑伯与隔阂多年的母亲在有生之年得以相见和好如初，马英九觉得用这个典故比喻返乡探亲非常恰当。卷宗就锁在专用的保险柜里，每一环节都由他亲自处理，连机要打字员都接触不到这个卷宗。在1987年10月14日蒋经国主持“中常会”，通过了探亲的决议案：“反共国策与光复国土目标不变：确保国家安全，防止中共统战；基于传统伦理及人道立场的考虑允许国民赴大陆探亲。除现役军人及现任公职人员外，凡在大陆有血亲、姻亲三亲等以内之亲属者，得登记赴大陆探亲。以上两点送请行政院主管同志处。”

　　11月2日在“行政院”院会通过并正式实施，两周后，第一位循正规途径探亲的周纯娟在常州老家见到了母亲，而此前1982年就回过大陆的姜思章，却是假托香港有亲属，从香港偷偷回到舟山的。1985年起，由于姜思章这样绕行第三地的人越来越多，台湾情治部门还专门到香港取证调查。

　　在周纯娟回大陆前9个月，北京和上海在年初就已做出了热烈欢迎的姿态。1987年正月还没过完，大陆方面就已经在为“偷跑”回乡的台胞提供各项服务。2月26日，北京市在崇文门设了一个台湾同胞接待办公室问讯处；第二天，上海成立了台湾同胞接待站。

　　探亲规定，是在老兵返乡运动的推动下一揽子解决的，而老兵返乡问题在大陆的提出，可以上推至1980年隆冬。当时邓小平邀请里根总统的特使陈香梅共进年夜饭，陈香梅在纪念邓小平百年诞辰的一次采访中说：“小平提议，可以先让在台湾的老兵回家探亲。大家都是中国人，都有父母、兄弟姐妹、老婆、孩子。这样，我才去台湾，向台湾方面转达了这层意思。双方一拍即合。没有两年，就出现了台湾老兵的回乡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