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政”的未来

　　理想中的县政应当充分体现现代政治规则。而当前县域主要领导最需要提升的是政治担当意识和政治责任伦理。

　　采写/《小康》记者李秀江

　　“你是准备替党说话，还是替老百姓说话？”郑州市规划局副局长逯军质问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记者的这句“名言”，在一天之内网上搜索量就高达100多万条。

　　在这个开放的网络时代，个别基层官员的素质遭到网民的强烈谴责。一位网友说，将党和老百姓的利益完全对立起来，显然违背了党的宗旨和“执政为民”、“权为民所用”的理念。

　　而就在一个月前，河南158名县(市、区)委书记联名发出倡议，“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争做焦裕禄式好干部……”这两条新闻虽然没有直接关系，但有人将它们放在一起对比就产生了一种“讽刺”的负面效果，让人们不由得联想到官场上的“空话、假话、套话”，这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悲哀。

　　2008年以来，与基层官员或政府相关的负面新闻不断发生，在网民的心目中，基层官员的形象已经糟糕到了极点，尤其是直接面对基层老百姓的县级干部，他们处理问题的能力和素质对于中国未来的稳定和发展更为关键。

　　定期培训需成为制度

　　2008年6月，贵州“瓮安事件”发生后数小时内，瓮安县主要负责人均未到现场和群众对话，这成为引起群众强烈不满的重要原因，而当政府大楼被点燃后，相关领导仍没采取果断措施，而是在办公室里开会研究，层层请示等待，领导干部严重缺乏突发危机意识和处理能力，直接造成了事件的恶化。

　　河北省正定县政法委书记、公安局局长宋同原对《小康》说，去年的瓮安事件是个血的教训，令我们警醒。作群众工作，稍有不慎，便会造成被动，甚至引发动荡。如果处置不当就可能把政群矛盾、社会矛盾和集体利益矛盾延伸为群众矛盾，从而降低政府公信力，疏远群众与政府的关系。

　　县级政府属于基层政府，我们现在实行的是“市管县”体制，客观上存在着城市发展与农村发展争夺资源的现象，如为城市发展大量征用农村土地资源，县级财政难以得到保证等问题，造成城市发展不断在盘剥、侵蚀着农村和农民的利益，抑制了农村的发展，从而使城市反哺农村的政策难以真正得到落实。这是诸多基层矛盾的原因之一。

　　“但不能把这些矛盾和冲突完全归结为县级政权。”国家行政学院教授刘旭涛认为，县级政权更加接近基层，涉及百姓生活的方方面面，因此冲突的表现也是方方面面的。很多问题的根源也来自于体制和政策方面，有时候县级自身也难以完全掌控。

　　他认为，造成基层矛盾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受传统官本位文化、农业形态文化、教育程度等因素的影响，目前县级政府的干部队伍状况、现代民主法治意识、公民社会意识等方面，与城市相比仍存在一定的差距，因此很多问题的处理仍然以传统方式为主，与现代市场经济和法制社会的要求有时显得格格不入，因此，定期组织培训，加强思想认识和业务培训也是非常必要的。

　　“县官”对谁负责很关键

　　“一个干部成长为县委书记很不容易，在这个岗位上追求什么很值得认真思考。”中组部部长李源潮给县委书记讲课时这样说。

　　县委书记追求什么，就会向哪个方向努力；县委书记的政绩观如何确立，直接关系到他治理的县域如何发展。几年前，许多领导喜欢大谈自己的政绩观，而近年来，许多领导却不愿意再谈政绩观，“好像一说政绩，就会被人误解为形象工程、唯GDP论等等。”

　　其实，自古以来，“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大多数官员都想在任期内干出点政绩来。湖南省长沙市宁乡县委书记黎石秋毫不讳言自己的政绩观：“领导干部就应该追求政绩。为人民维护公平正义是政绩，维护社会稳定是政绩，但作为县域经济发展的第一责任人，最重要的政绩还是发展。如果不能有益于民富、县强，就不是科学的政绩。”

　　官员追求政绩理所应当，但这种政绩追求应当是对老百姓负责的。然而，郑州市规划局副局长逯军的一句“你是准备替党说话，还是替老百姓说话？”暴露出的问题令人担忧。

　　对于“逯军”事件，有人评论说，一个省会城市的官员尚且如此，那么县一级的官员呢？近年来出现的许多突发事件，就是因为当地官员把党的利益和老百姓的利益对立起来，认为对上级负责才是对党负责，对老百姓负责就会得罪上级。这其中深层次的原因是，在现行的五级行政体制中，“县政”已经被边缘化，现有的财税制度、人事任用制度受制于上面的地市一级，县级干部只能唯上是从。

　　刘旭涛认为，要促进县域经济社会的发展，必须要摆脱县级政权对地市级政权的行政依附关系，进一步加强县级政权建设。目前一些地方的“省直管县”改革试点工作值得期待。

　　他说，县级主要领导最重要的素质是，切实能够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着想，为当地百姓的长远利益着想。我国的农业发展、自然资源保护、环境保护，县级政权起到关键的作用，尤其在当前经济社会的转型时期，眼光应更加长远，避免急功近利，甚至图一时之快，吃子孙后代的饭。

　　县域经济也是县域政治

　　县级政府在我国基层政府中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在我国13亿多的总人口中，县域人口接近10亿，县域面积占全国总面积的90%以上。从历史角度看，“郡县治则天下安”，县一直是中国最稳定和最基本的政治单元，县政一直是国家治理的基础。

　　国际机构战略顾问、资深时事评论家棹元认为，理想中的县政应当充分体现自治精神和现代政治规则。而当前县域主要领导最需要提升的是政治担当意识和政治责任伦理。要实现这样的转变，既需要其自身的政治良知，又需要权力结构的内部监督，最重要的，是老百姓手里握有实实在在的监督权和选举权。

　　改革开放30年，中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始终伴随着经济改革一直在进行，但每一阶段的重点有所不同。目前，县政改革确实成为全社会议论的焦点，但县政改革涉及到很多敏感的问题，如区划问题、城乡关系问题、行政层级问题等。目前，就县政改革而言，究竟如何改革，改革的目标是什么，理论界也没有统一的共识。刘旭涛认为，“县政”改革不仅是行政体制的改革，也涉及到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方面的很多方面。

　　“我个人脑子里的愿景，理想的县政，应该是一个与城市政府相比，相互之间更加平等的政权，县域的百姓能够享受到与城市居民一样的各种权利，城乡之间的居民互相尊重，平等往来。”刘旭涛说。

　　王忠平：中国需要怎样的“县政改革”

　　现在的干部提拔是由内部人选内部人，如果干部提拔是以老百姓满不满意为尺度，这样选出来的官才能为民谋利益，而买官现象也才不会出现。

　　采写/特约记者白涛

　　未来的 “县政”应如何去改革？今后一段时期内改革的重点和难点是什么？就相关问题，《小康》采访了全国市长培训中心主任王忠平。

　　《小康》：如何认识“县政”在中国行政构架中的意义和地位？

　　王忠平：县政是在中国非常重要的一级政权组织。老百姓需要解决的很多问题，都需要通过县级政权解决。如果把县级领导培训好了，他们的正确施政对于中国的稳定和县域经济发展、社会事业进步等会起到很大作用。另一方面，由于他们权力很大，过去俗话说“山高皇帝远”，由于中央也不能直接管到县级，这就要靠当地领导把握好政策和方向，如果把握好，老百姓受益；把握不好，要劳民伤财，最后还要老百姓买单。

　　《小康》：您认为理想中的“县政”应该是怎样的？当前县级主要领导最重要的是提高哪方面的素质？要实现怎样的转变？

　　王忠平：县级政权体制最理想的状态就是高效率低成本。高效率包括公共服务质量，我们用最低公共管理成本高效率施政。但是，具体就比较复杂了，涉及到县级权限问题，从实践上看，县级施政权力、包括干部权限等面临很大问题。如果县级没有相应的权力就很难高效率施政，不能很好完成公共职务的要求；如果权力过大了，他会一手遮天，滥施权力，肯定会出现很多问题。

　　古代是皇帝选县令，不管哪个县，县官都在皇帝脑子里有一把尺子；我们现在的县官都是当地产生出来的，由于各地域的背景不同，干部肯定是有差异的。目前来看，我认为，县级领导要具备的素质是：他能了解县域经济和社会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要有世界眼光，知道世界发展动态，知晓县域发展中面临的问题、矛盾和把握好政策方向等，这些都是他需要具备的。其中，县级领导最重要的素质是，要确立执政为民的思想，摆正自己和人民群众关系。象郑州的一个副局长讲出“是替党说话还是替人民说话？”这种干部显然是世界观出了问题，而且现在还不在少数。这种执政理念有问题的人是当不了县长、县委书记的。

　　《小康》：“县政”在今后一段时期内的重点和难点是什么？

　　王忠平：政令畅通与否，有两方面原因，一个是政令是否适合当地情况；另外就是，当地领导对政策的理解是否准确客观，而这些问题都比较复杂。我所了解的这些县级干部在地方贯彻党政方针、政策的纪律观念都是很强的，剩下的问题是监管机制到位与否问题。任何一个人在缺乏监管、监督机制情况下都可能出现偏差的。现在中央建立的巡视制度这是很必要的，就是解决地方政权组织在贯彻党的方针制度上是否跟中央保持一致，建立这种监督制度肯定会很有用的。

　　关于腐败问题，这也是客观现实，谁也否定不了的。处在社会转型时期的世界各国都有这个过程，其本质是民主机制完善的问题。如果只靠上层监督管理，一个人监督十个人是无法监督的；如果民主机制不断完善，让老百姓来监督，十个人监督一个人，这个腐败问题就可能减少到最低程度。

　　任何一个完善的民主制度国家都有腐败，只是腐败概率小。我们要研究的是需要建立一种什么样的机制，可以将腐败问题降到最低。我们的社会民主机制需要完善：现在的干部提拔是由内部人选内部人，如果干部提拔是以老百姓满不满意为尺度，这样选出来的官才能为民谋利益的，而买官现象也才不会出现。买来的县长是无法为老百姓服务的。

　　现在有个最大的误区，在选拔干部上的民主推荐问题，是用内部人的民主代替社会民主。比如选择县长，本来是要老百姓选举的，但推荐县长是在公仆这个圈子推荐的，这里面就可能会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