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文”分开新系统建立

　　新中国建国初期，一位苏联教育专家评价当时的语文教学，认为不重视语言因素和文学因素，“政治说教”太多。

　　针对这一现象，在叶圣陶的倡导下，1956年，“语文”课被一分为二，分为语言部分和文学部分分科教学。叶圣陶认为，“语言学和文学性质不同，语言学是一门科学，文学是一门艺术，性质不同，知识体系就不同，教学任务也有所不同。”

　　这年出版的汉语和文学教材，即《初级中学汉语课本》六册和《初级中学文学课本》六册，借鉴了当时苏联语文课本分为俄语和文学的做法，并收录了俄罗斯文学的不少作品，如契诃夫的《小公务员的死》、普希金的《寄西伯利亚》等。

　　研究者认为，这两套教材建立了比较完整的汉语与文学教学体系，加强了语文知识的系统性，是建国后语文教材建设的一个亮点，但不足之处是过分强调了文学教学，忽视了对学生一般读写能力的培养。

　　为了配合语、文分科，教育部在1956年颁布了初、高中《文学教学大纲(草案)》和《初级中学汉语教学大纲(草案)》。这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首份正式的语文教学大纲。

　　这份大纲提出，汉语教学要“提高学生阅读、理解和欣赏文学作品的能力和运用语言的能力，养成他们阅读文学作品的兴趣和习惯，就能扩大他们对社会生活的认识。”

　　在这份大纲里，文选教育的任务是：帮助学生树立社会主义政治方向，培养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培养共产主义道德，特别是爱国主义精神，共产主义劳动态度，集体主义精神，自觉的遵守纪律的精神，爱护公共财物和坚韧、勇敢、谦逊、诚实、俭朴等品德；热爱祖国语言和文字的感情，提高认识能力，发展想象能力；培养正确的审美观点，特别是对社会生活的明确的是非、善恶观念和热烈的爱憎感情。

　　一些研究者指出，由于时代的局限，1956年语、文分科的教材仍然存在政治化、简单化解读的倾向。

　　1958年“大跃进”之后，在“教育大革命”的影响下，有关部门又停止了以前的课本，1956年版教材寿命只有短短两年。在1958年版教材中，则充斥着浓重的“左”倾思想内容，导致语文教学质量严重下降。

　　上个世纪60年代初期，《文汇报》曾展开过两次有关语文教育中政治教育与文学教育的关系的讨论。此后，1963年5月，国家再次颁布《全日制中学语文教学大纲(草案)》，对语文教学进行了正本清源的修正。

　　这一大纲提出语文学科的性质是：“语文是学好各门知识和从事各种工作的基本工具。”大纲指出中学语文教学的目的，“是教学生能够正确地理解和运用祖国的语言文字，使他们具有现代语文的阅读能力和写作能力，具有初步阅读文言文的能力。”

　　同时，大纲还针对语文教学的实际，明确地指出：“一般不要把语文课讲成政治课，也不要把语文课讲成文学课。”

　　大纲还提出了“文质兼美”的课文选录标准，要求选入中学语文课本的课文，要“具有积极的思想内容和优美的艺术形式，足为学生学习的典范”；语文基础知识教学应“简明扼要，切合实用”；在教学方法上，主张回归传统，提倡多读多写多练。当然，有研究者指出，由于历史的局限性，这次大纲仍存在“阶级斗争为纲”、“反修防修”的较大影响。

　　根据这一大纲，人民教育出版社开始着手编写新的语文教材。由于爆发文化大革命，新教材尽管只出了一部分，但课文选材广泛，着重培养阅读能力和写作能力，加强了课外阅读和写作指导，成为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的一套比较成熟的教材，其体系框架成为“构建现行人教版语文教材体系的基础”。□

　　《瞭望》文章：“大跃进”及“文革”时期语文教科书乱象

　　1958年的“大跃进”狂潮，在当时的语文课本中留下了深深的印痕。其中最大的变化，是中止了语言和文学课程的分科，一批艺术水准较高的文学作品被大量政治时文取代。

　　这年8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教育事业管理权限下放问题的规定》，允许各地自行修订甚至编写教材。

　　根据有关研究者提供的材料，当时浙江省初中三册语文课本收录的31篇文章中，马列经典著作和政论文章占15篇，其余16篇记叙文中，有13篇是乡土教材，其中有6篇是报道农业生产大跃进、农村水利大发展的，有2篇是表扬大炼钢铁的，有4篇是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和忆苦思甜教育的。

　　在人民教育出版社于1958年秋编辑出版的初中语文课本中，和鲁迅同时期的名家几乎“集体消失”，取而代之的则是反映和歌颂“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的作品，语文教科书几乎成了时事宣传手册。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一直以来出版全国通用教材的人民教育出版社横遭解散，编辑们下放劳动，各地自行编写的“革命教材”五花八门，长达十年的文化浩劫在新中国语文课本上留下了荒诞的一页。

　　当时，各地语文课本普遍的选文标准是“以毛主席著作为基本教材，选读文化大革命的好文章和革命作品”，这样，各地的语文课本不可避免地充斥着“语录加批判”式的文字。

　　课堂形同虚设，学生们学工学农学军，很多语文教师被打成“牛鬼蛇神”，“语文”课基本变成了“政治课”。在“文革”开始初期教育部的一份文件中，明确要求“语文、政治合并”。据有关文献披露，在这一精神的导引下，有的地方甚至把语文、政治、历史合并在一起，取名“政文课”，还有的地方将政治、语文、音乐、美术合在一起，称“革命文艺课”。

　　在广州，根据有关研究者整理的资料，1974年广州市中小学教材编写组编印的高中二年级第一学期《语文》课本共分为六个部分，一是马、恩、列、斯、毛关于思想文化工作的论述，二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辅导，三是阶级教育，四是大批判，五是团结人民打击敌人的小评论，六是革命故事。

　　在上海，有关文献显示，教育管理部门发布的语文教学大纲要求“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无限忠于毛主席，无限忠于毛泽东思想、毛主席革命路线，牢记毛主席‘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教导，分清敌我友、从小懂得爱什么、恨什么，树立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积极宣传毛泽东思想、不断批判资产阶级、为在地球上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而努力奋斗”。

　　这份大纲还详细列出了“教材编写原则”和“选材范围”，强调“坚持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要求选材范围是“从政治领袖著作和文化大革命的题材中选取文章”。

　　根据有关研究者的统计，在上海市1972年《初中语文课本》一、三、五册中，毛主席文章和诗词、马恩列斯文章、鲁迅杂文占50.2%，样板戏选场、评论、总结、家史和通讯占37.3%，古代诗文仅占2.4%。

　　直到1976年，各地的小学语文课本中还有大量具有时代痕迹的文章，比如《毛主席语录》《一张大字报》《从小爱唱东方红》等。□

　　(《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聂晓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