欢迎“好事者”打开“玻璃门”

　　受访的多位官员和专家学者表示，当前信息公开出现的“倒逼现象”，主要还是政府自身工作存在不足。只要在法律许可范围内，政府对申请信息公开的社会人士应保持善意，并且通过他们的“鲶鱼效应”，调动群众积极有序参与，推动信息公开工作进一步深入。

　　邹荣认为，“申请公开的社会人士易被戴上‘多管闲事’、‘好钻牛角尖’、‘好出风头’的帽子，但事实上正是这些‘好事者’点燃了政府信息公开的第一把火，触动了那些对信息公开神经麻木的人。这些‘公益申请’的发起人懂得运用法律、尊重程序，这本身就是进步。他们的举动客观上促进了透明政府建设，值得肯定。要看到，正是一些政府部门公开信息不积极，才走到了被公民‘倒逼’的地步。”

　　比如，2008年5月1日，户籍在湖北黄冈市黄州区的北京律师徐建国，因购买摩托车需要了解政策，向黄州区交通局申请告知该局机关机构设置、摩托车养路费征收标准、办理程序等。徐建国告诉本刊记者，“黄州区交通局在5月3日就签收了申请书信函，却迟迟没有答复，超过条例规定的最长30个工作日法定期限。”

　　当年6月2日，徐建国向黄州区法院提起行政诉讼。10月，法院一审判定黄州区交通局败诉。对此，黄冈市有关领导当即要求市政府迅速采取积极应对措施，以此案为鉴开展自查，全力做好政府信息公开工作。

　　上海市政府法制办行政法制研究所所长刘平认为，“对于积极申请公开的社会人士，只要是在其权利范围之内行事，都是可以理解的。有这么一些人执著地盯着政府的信息，是一件好事。这些人是‘鲶鱼’，虽然受理、复议的工作量会上去一点，但政府部门不要嫌麻烦。客观地说，一个社会不可能产生很多‘鲶鱼’，有这么几条正好。一些‘申请大户’并不是盲目胡闹，他们的认真态度值得赞赏，提的一些意见建议都很到位。根据我们和国外同事交流的经验，这样的人在每个国家都会有，国外的政府部门基本还是能够与他们保持柔性、良性互动。”

　　“老百姓不给政府压力，政府也就没有动力。上海自2004年开始实行政府信息公开的地方规章。通过一些信息公开的案例，老百姓纠正了政府一些原来不太规范的行为。正是因为老百姓监督政府的意识较强，才促进了政府部门意识的较大转变。通过老百姓的‘倒逼’，政府部门从原来考虑为什么公开，转变成了为什么不公开，这是最大的收获”，刘平这样告诉本刊记者。

　　公开理念逐步成长

　　从非典疫情到汶川地震，我国各级政府的信息公开意识有了长足进步，而这段时间正是广州、上海等地政府开展信息公开地方立法的活跃期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 陈冀 杨金志 程义峰 秦亚洲

　　2003年初，中国首部政府信息公开的地方立法《广州市政府信息公开规定》实施，当时广州及我国其他一些地区已出现非典疫情；2008年5月，《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实施后不到两周，发生了汶川特大地震。

　　《广州市政府信息公开规定》起草者、中山大学法学院教授刘恒在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两部法规刚刚出台就都面临重大突发事件的“大考”，而政府的反应和举措却并不相同，折射了在立法的持续推动下，政府信息公开理念正在发生转变。

　　非典疫情“打太极”，地震灾情全公开

　　2003年1月1日，《广州市政府信息公开规定》正式实施，这是我国第一部有关信息公开的地方规章。“政府法制部门、法学界对这个规章寄予厚望”，刘恒说。

　　2003年初，广州已出现非典疑似病例，但政府相关部门并未及时公布。当年1月底，加拿大温哥华的媒体给刘恒打来电话，询问广州市有没有很好地实施信息公开规定，广州每天到底有多少非典疑似病例。面对外媒的提问，刘恒回忆道，“当时的情况基本是被捂住的，我只好‘打太极拳’说，规定刚刚生效，人们还不太熟悉，政府如何应对也有个过程，我们需要一定的耐心。”

　　直到2003年4月之后，非典疫情的信息公开的情况才比较顺畅。但刘恒分析说：“虽然非典疫情的信息得以公开，但这并不是广州市规定的功劳，而是靠传统行政手段推动的。事后来看，当时广州市规定刚刚出台，政府的确还不具备主动公开的观念；此外，广州市规定的效力等级比较低，难以在这起涉及全国的重大事件中起到主导作用。”

　　2008年5月1日国务院《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出台。11天后，四川发生了汶川特大地震。“大地震中信息公开的情况，跟5年前的非典完全不一样。我们对灾情信息的及时披露，极大地支持了救灾工作开展；我们在救灾中表现出的积极形象，在国内外得分很高。反过来说，如果没有2003年非典疫情在信息公开方面的经验教训，恐怕这次的应对不会这么从容主动”，刘恒坦言。

　　地方立法推动全国立法

　　刘恒认为，从非典疫情到汶川地震，我国各级政府的信息公开意识有了长足进步，而这段时间正是广州、上海等地政府开展信息公开地方立法的活跃期。“星星之火”逐渐形成的燎原之势，推动了《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制订。

　　2002年5月，广州市成立《政府信息公开规定》立法起草小组。谈及当时关注政府信息公开的原因，刘恒说，我国在2001年底入世，而世贸组织有一个很重要的“政府透明规则”，成员方政府必须履行这一规则。其次，我国的政务公开已推开多年，厂务、校务、村务公开也都在不同程度地推进，有必要从法律层面予以规范和保障。

　　《广州市政府信息公开规定》草案四易其稿。立法小组先根据国外的大量资料拟出第一稿；在听取全国各地行政法学专家意见的基础上形成第二稿；在考察了青岛、上海、南京等城市的做法后，又形成第三稿；征询广州市政府各部门意见后形成第四稿。第四稿经广州市政府常务会议讨论通过，2002年11月6日公布，2003年元旦实施。

　　《广州市政府信息公开规定》公布实施后，在全国引起示范效应和“连锁反应”。在此后一两年的时间里，上海、深圳、重庆、北京、厦门等地都制订了政府信息公开的相关规定，建立了新闻发言人等配套制度。

　　“随着一些地方政府纷纷制定信息公开规章，中央政府立法的时机渐渐成熟。《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在制定过程中，多次听取广州市和我本人的意见，广州市规定的大部分条文都被条例所吸纳。上海等地的立法实践，也为中央政府立法提供了大量宝贵经验”，刘恒介绍说。

　　敢于突破“外国成规”

　　作为中国首部政府信息公开地方规章，《广州市政府信息公开规定》引起了海外的高度关注。2003年5月，耶鲁大学中国法研究中心副主任贺诗礼在美国《商业周刊》上发表文章，称中国已跨入政府信息公开行列。

　　刘恒说，广州市规定虽参考了国外立法经验，但有所突破。其一，美国法律把公民叫做申请人、政府叫做被申请人，而广州市规定把公民叫做权利人、政府叫做义务人。刘恒解释说，申请人、被申请人的提法过于专业，信息公开理念要在中国普及，就要树立公开是公民权利、政府义务的思想。

　　其二，广州市规定第十九条规定，“涉及个人或组织的重大利益，或者有重大社会影响的事项在正式决定前，实行预公开制度，决定部门应当将拟决定的方案和理由向社会公布，在充分听取意见后进行调整，再作出决定”。这一点，在国外的法律规定中是看不到的。刘恒认为，重大决策“预公开”，事先让民众知道，搞还是不搞、怎么搞都要让民众参与讨论，能够有效增强政府决策民主性，预防腐败，实现风险预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