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思成林徽因

　　不许女儿听汪精卫老婆演讲

　　1938年1月，甫抵昆明的梁思成也病倒了。他的脊椎间软组织硬化症加重，背部剧烈疼痛，坐也不是，卧也不是，只能日夜半躺在一张帆布椅子上。

　　3个月后，北大、清华、南开师生经长途跋涉抵达昆明，三校组成西南联大，“星期六朋友”又在这里重逢。清华校长、联大常委梅贻琦登门拜访梁思成夫妇，并请他们为联大设计校舍。这可能是梁思成设计生涯中最委屈的一件作品，因经费不足，方案一改再改，高楼变成矮楼，矮楼变成平房，平房变成茅屋。

　　抗战前期云南主要流通货币是滇币，“我们刚到昆明时，1块法币可以换10块滇币，所以买东西很便宜，但是很快就涨起来了，涨得一塌糊涂。”梁再冰说。为了生活，林徽因要来回爬4次山坡，去云南大学教英文课挣钟点费，而梁思永之妻李福曼，和联大许多教授的妻子一样，在小街边摆地摊变卖家中衣物以补贴家用。

　　梁再冰与梁从诫就读于昆明的恩光小学，再冰读四年级。有一天，学校里来了一个叫陈璧君的广东女人，要给学生演讲。当时梁再冰并不知道她是汪精卫的妻子，只是清楚地记得，父母坚决不让她去听这次演讲，“当时我还跟他们辩，说同学都去了，为什么我不能去？他们说就是不能去。第二天他们又问我，除了我还有谁没去？我说我们班就我和张文朴(张奚若之子)没去，他们就笑了。”

　　1940年夏，日军施行“疲劳轰炸”，频繁骚扰昆明，梁从诫撰文回忆，“有一次，日本飞机飞到了龙头村上空。低到几乎能擦到树梢，声音震耳欲聋。父亲把我们姐弟死死地按在地上不让动。我清楚地看见了敞式座舱里戴着风镜的鬼子飞行员，我很怕他会看见我，并对我们开枪。”是年冬，根据教育部指令，史语所和营造学社迁往四川南溪县的李庄，一个“地图上找不到的地方”。

　　梁思永的助手石璋如记得，“梁先生在昆明时，他骂昆明的气候，不冷不热，造成人们不死不活，没有一点进取心。迁四川后，夏天闷热，冬天湿冷，称得上有刺激性。”结果林徽因和梁思永相继病倒。

　　林徽因是老病复发，肺结核这次来得比往年更加凶猛，连续几周高烧不退，夜间盗汗不止，“李庄没有医院，她瘦得简直可以说不大像个正常的人，手、腿就剩骨头棒棒了。”梁再冰说。而梁思成尚滞留在陪都重庆。后来梁再冰才知道营造学社经费非常困难，父亲是去向教育部要拨款的，“他说他当时就是个叫花子，经常要去化缘。”

　　这一病，林徽因元气大伤，李庄5年基本是卧床度过，后来抗战胜利返回北平，身体也从未真正康复过。

　　不顾脊骨硬化，梁思成撰写《中国建筑史》

　　1941年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在北平，燕京大学不再是安全的飞地，教职员工纷纷撤离燕园，日军禁止民众收听短波，挨家挨户查收音机，当时梁思庄与大姐梁思顺同住，梁思庄之女吴荔明回忆，“查到我们家时，大姨用高级日语严厉地说：‘不许你们动我的无线电，不然我就把它砸烂！’”日本兵听到这日本宫廷语言，不知是何来头，只好作罢。不久，梁思庄带着吴荔明随燕大南迁，到了成都。

　　在天津，梁思礼高中毕业，王桂荃的好友丁大夫为他在美国明尼苏达州的嘉尔顿学院申请到了全奖，王又费了很大力气凑足400美元给小儿子作为路费和其他开销。

　　在上海，梁思懿与美籍华侨张炜逊结婚，梁思礼参加了姐姐的婚礼，并跟着他们一起去了美国。刚到美国半个月就爆发珍珠港事件，美日交战，梁思礼与国内失去一切联系。

　　在江苏，投奔新四军的梁思宁加入中国共产党。

　　在重庆，梁思达进入银行界，就职于重庆中国银行总管理处业务室。

　　仍是李庄条件最苦。梁思成的背脊骨已全部硬化，好像成了一根棍儿，虽然行动不便，反倒不太疼了，于是开始撰写《中国建筑史》。在给好友费正清夫妇的信中他这样描述自己的生活：“在菜油灯下，做着孩子的布鞋，购买和烹调便宜的粗食，我们过着我们父辈在他们十几岁时过的生活但又做着现代的工作。我的迷人的病妻因为我们仍能不动摇地干我们的工作而感到高兴。”

　　可是，在女儿梁再冰的讲述中，他们的工作褪去了那层浪漫的色彩：“他仍然酷爱画图，由于背脊骨的毛病，他的头已经‘重’得抬不起来，于是他就找个花瓶来支撑自己的下巴。母亲病情略微稳定后就开始阅读《史记》和《汉书》，以便协助父亲写作《中国建筑史》。”

　　吴荔明随母亲去李庄看望二舅三舅，发现二舅还是那样乐观和幽默，“当物价飞涨家中揭不开锅时，他就不得不把家长衣物拿去当卖，还开玩笑地说：把这只表‘红烧’了吧！这件衣服可以‘清炖’吗？”

　　1942年4月18日，傅斯年给教育部长朱家骅写信，请求他为身处困境的梁氏兄弟拨款。“……梁任公之后嗣，人品学问，皆中国之第一流人物，国际知名，而病困至此，似乎可赠以二、三万元。国家虽不能承认梁任公在政治上有何贡献，然其在文化上之贡献有不可没者，而名人之后，如梁氏兄弟者，亦复甚少！”得到这笔拨款后，思成、思永两家的生活得到相当改善。

　　梁思成：“我们围着毛主席高唱国歌”

　　1945年8月抗战胜利，次年，流散在外的梁氏兄妹陆续返回北平，“因为是从南方飞回来的，一下飞机就觉得北京脏极了，尘土飞扬，大家都蒙着纱巾。”梁柏有说。

　　1946年，梁思成受邀赴耶鲁大学讲学，1947年6月，意外接到林徽因病情恶化需要手术的电报，他立即动身返回北平。临行前，他将自己用英文所著的《图说中国建筑史》插图部分交给好友费慰梅(费正清之妻)保管，手稿则全部带回。他准备做最后修订，再寄到美国出版。不久北平解放，中美断绝联系，手稿再也没有寄出，要等到1984年，这些手稿才连同配图在美国首次出版，而梁思成已经看不到了。

　　林徽因手术后身体有所好转，梁家著名的“午后茶聚”又得以恢复，客人仍少不了金岳霖、张奚若、陈岱孙等，因梁思成在清华任教，又增加了清华建筑系的师生。吴良镛先生回忆说，“每天中午以后，大概三四点左右，梁家都要准备饼干、花生米之类的茶点，客人是变动的，高兴就来，有事就走，主持人无疑是林徽因，政治社会美学文学无所不谈。也包括对时局的批评。”

　　1949年终于到来的时候，梁氏兄妹都是翘首以盼的。梁思永卧床不起，但是每天都抱着他那台美国产的收音机收听解放军前进的消息；人在长沙的梁思达也在做同样的事情，梁忆冰清楚地记得，他总是很小声地说“解放军又到哪儿哪儿了”；梁思成一度以为解放军会很快进驻清华，但听到他们说“大学是念书的地方，军队不入驻”时，不禁大为感动。1950年，梁思庄带着吴荔明去香港看望公公，“我祖父希望我们留在香港别走了，以后去美国。其实我妈妈西方习惯还有，再回美国生活完全没问题，但她没有答应……她当时还给她的好朋友写信，动员很多人回国，比如化学家傅鹰，她那时是真心的。”

　　在美国，梁思懿和梁思礼也面临着同样的选择，“所有要回国的学生都面临两种选择，去台湾还是去大陆？”在驶往香港的轮船上，进步学生听到新中国成立的广播，欢欣雀跃，广播中说国旗是五星红旗，学生们不知道五星如何放置，就找出一块红布，中央放一颗大黄五星，四角各放一颗小五星，在船上开了庆祝会。船抵香港后，部分学生转往台湾，梁思懿和梁思礼搭船北上天津，与家人团聚。

　　1949年4月梁再冰参加四野南下工作团，随部队南下一年，“当时常和父母通信，一年后回家，还担心他们的思想和我的有差距，结果发现他们也非常积极。”

　　梁思成1949年9月30日写给女儿的一封信可为佐证，这封信是他在前一日参加了第一届政协第8天的会议后写的：

　　“我得以参加这个开国盛典，实在感到光荣与兴奋。当两个月前我设计改造中南海怀仁堂会场时，实在也想不到自己会来坐在这代表席上的……三个历史性的文件……真是三个真正民主真能代表全国人民意见的文件。

　　“当晚散会之前，我们围着毛主席高声同唱第一次的‘国歌’，高兴兴奋无比。那是最可纪念的一夕。

　　“我几个礼拜来，整天都在开会……四面八方去拉建筑师来北京，组织公营建筑师事务所，组织都市计划委员会的企划处，等等，技术工作全由妈妈负责指挥总其成，把你的妈妈忙得不可开交，我真是又心痛，又不过意，但是工作一步步的逼迫着向前来，紧张兴奋热烈之极。……妈妈瘦了许多，但精神极好。”

　　林徽因：“你们拆去的是有着八百年历史的真古董！”

　　建国后头几年，梁氏兄妹都处在忙碌兴奋的状态中：梁思庄在北大图书馆任职，负责西文编目；梁思成参与了国徽和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设计，还与陈占祥联合提出了著名的“梁陈方案”，自费刊印一百多份报送上去，希望勿将行政中心放置在旧城之中；梁思达先在政务院外资企业局，后来调到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连卧病在床的梁思永家中也是各路客人络绎不绝。

　　梁思懿随丈夫分配在山东，一度在齐鲁大学任女部主任，1951年给三姐梁思庄来信，讲述了新时代的气象：“燕京已经改为国立，这里的师生都很羡慕，也向着这个目标努力。我们学习政治虽然是强迫与志愿结合，开始时，是强迫的意味多于志愿，现在从出席人的踊跃来看，二者已经近乎相等了。”

　　梁思宁也在山东，她丈夫章柯常年从事革命工作，梁氏兄妹一度有点不知如何与他相处，倒是章柯非常大方地给梁思庄写信：“很早就听说三姐是一个很和蔼，长期从事燕京图书馆工作的人，在学识及为人上都很好，像你这样的人才在新中国的建设中是很需要的，尚望努力在工作中加强政治学习，提高自己改造自己，前途非常光明的。”

　　兴奋之余又带着苦恼，“他们最大的苦恼似乎是不能同有关方面领导在思想上取得一致。”梁再冰说。1953年，一股要扫掉北京古建筑的思潮开始兴起，梁林等专家激烈反对，林徽因强撑病体去找北京市领导：“你们拆去的是有着八百年历史的真古董……将来，你们迟早会后悔，那个时候你们要盖的就是假古董！”尽管如此，对城楼、城墙和牌楼的拆除还是在随后大规模展开。

　　1954年4月2日，梁思永病逝，临终前，他对妻子李福曼说：“我不奋斗了，我奋斗不了啦，我们永别了！”

　　1955年4月1日，林徽因病逝。此时，对梁思成“复古主义思潮”(所谓“大屋顶”)的批判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5月27日，梁思成写下“大屋顶检讨”反思自己：“我认为党对革命是内行，对建筑是外行。我竟然认为这个领导六亿人翻了身的党不能领导建筑……我像一个对学校没有信心的母亲一样，‘不放心’把自己的‘宠儿’‘建筑’交给党……”

　　这时的梁思成还只是困惑，并未被击垮。他的学生萧默说，记得有一次梁先生来到系馆，戴着宽边礼帽，我们一帮同学像孩子似的围着他，梁先生诙谐地指着帽子自我介绍说：“我就是梁思成，你们只要看这顶帽子就能够猜着了，也是个‘大屋顶’。”

　　也是在这段时间，农业合作化的浪潮重新席卷中国，梁思达人在经济部门，但再无机会考察合作化的政策，更不用说批评和检讨。“他们就跟我说，你爸爸吃亏在他学的不是自然科学，学的是经济，这在比较左的年代属于资本主义的一套。”梁忆冰说。

　　1956年，国家制订十二年科学规划，五院(导弹研究院)成立，梁家第二代中惟一的工科毕业生梁思礼参与其中。

　　梁思顺：“我要给毛主席写信，毛主席相信我没罪！”

　　“文革”以前，梁家每逢母亲王桂荃过生日，或者家里有什么大事，就要聚会。有时在母亲家，有时在西单附近的四川饭店。梁忆冰说，“二叔梁思成要是在，基本上就是他说话，他爱讲笑话，特别有意思。”

　　“三姑梁思庄也是特开朗的人，放暑假，三姑把我们接到中关村她家去玩，梁家人都爱音乐，我们就去翻她的唱片，听莫扎特的《土耳其进行曲》什么的，我三姑回来看到了，不但不嫌我们小孩烦，还说孩子们我们时装表演啊，就放着音乐，换上旗袍从这头走到那头。”

　　“文革”来得太快了。

　　梁思成自受批判以来，“除了‘任务’，没有写过任何有关建筑问题的文章，以为这样总可以不至于再犯错误了”，但还是在1967年成为“混进党内的右派”，并在次年被正式定为“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屡遭抄家和游行示众。

　　梁思顺70多岁了，3个子女或在国外，或流放，或被批斗，都不在身边，红卫兵不许保姆给她做饭，“弟弟妹妹当时也自顾不暇，我同学是她邻居，听说她当时爬在地上，很惨。”梁忆冰说。红卫兵鞭打她时，这位与毛泽东同龄的老人说：我要给毛主席写信，毛主席相信我没罪！1966年，她死在自己家里。

　　1968年，梁忆冰下乡前去看望祖母王桂荃，走到西单手帕胡同，一拐弯就看见祖母家的窗户纸破了，在风中飘啊飘的，“我看她不在，把我给急的，到处找，后来才知道是被我堂叔接去了。那时她已经得了痔疮癌，起不来了。”这一年，王桂荃孤独地死在家里，没有子女来向她告别。

　　梁思达被派到下面的各生产队记账，1971年返回北京时，被迫退休，“一直退到街道，而不是退到本单位。反正这件事情对他来说，一直有心结，去世前一周还在说这件事。”梁忆冰说，父亲被压抑了很多东西。

　　在北大，梁思庄被抄家3次，因为她说过北大图书馆某领导“只会务虚不会务实”，为此做了无数检查。“有一次，红卫兵把学校的很多善本书线装书放在现在那个大讲堂门口烧，然后把我妈妈押去看。”吴荔明回忆，“红卫兵斗她，让她穿着旗袍拔草，我也只能远远地看着，非常害怕他们打她。”

　　梁思庄被关在28号楼，每天排队打饭都要偷偷看看墙上的大字报，回家后她笑着对吴荔明说：“他们把我和杜勒斯挂上钩了，多有意思，这辈子第一次有人把我的身价抬得这么高！”

　　吴荔明的儿子杨念群出生于1964年，上小学时还是“文革”时期，整天拿着红宝书背毛主席语录，梁思庄就拉着外孙和其他3个小朋友，给他们讲英文，讲地理，“她拿着乒乓球，指着那接缝告诉他们什么是赤道，”吴荔明说，“这4个孩子最后都考上了好大学，都很有出息。”杨念群现在是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的教授。

　　只有梁思礼受冲击较小，“1968年，我院703所所长姚桐斌被打死，周总理立即指示要保护6级以上的高级工程师。为保护我们，要求我们每天参加科研工作后不能回家，把图书馆一层楼的一半腾出来让我们集中吃住，家里送饭。门口有解放军站岗，谁也不许碰，造反派也没法来揪了。”

　　梁启超在世时，曾给孩子们写信，希望他们不要浪费光阴，过早卷入国内左与右的争斗，结果换了人间，他的子女却还保持着对政治的天真。梁思庄看不惯图书馆一些人只搞政治，不搞专业，就对女儿说：我比党员觉悟还高，我得给党员做思想工作！整风运动后梁思成写了入党申请，却对入党程序一窍不通，“竟把申请书直接交给周总理转毛主席”。

　　1966年开始的批斗，比1955年猛烈得多，在一轮轮的揭发、检查、游街中，梁思成的身体先垮了，尔后他又失掉开朗幽默的性格，变得沉默、胆怯，又时时对续弦林洙的子女充满愧疚(他们有一个反动学术权威的后爸)。1969年1月26日，清华大学召集全校师生宣读毛泽东圈阅的《坚决贯彻执行对知识分子“再教育”“给出路”的政策》(后来称之为“清华经验”)，这份文件总结对待知识分子的5种政策，其中第4条是针对“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在批了以后，不再让他们在校、系等各级领导岗位上当权，当教授的头衔可以保留；身体好，能做点事情的(如钱伟长)要用，他那一套体系必须砸烂，但在分体上，还有用，应有可取。年纪太大，用处不大的(如梁思成、刘仙洲)，也要养起来，留作反面教材。”

　　从那天起到2月27日，“用处不大的”梁思成在日记本上没写过一个字。

　　当年10月7日，住在北京医院的梁思成接受了一项重大政治任务——接受英国作家韩素音关于文化大革命的采访，组织一再叮嘱他“想到什么就谈什么”，“千万不要像检讨似地谈话”，但他还是失败了。他的谈话只剩下空洞的政治口号。30多年后再次相逢，那个诙谐风趣的梁思成彻底不见了。

　　1972年1月9日，梁思成去世。

　　1978年12月，梁思庄复职，在北大，每天人们都看见这个满头白发的老太太，骑着一辆蓝色的小轮子自行车，和上班的人流一起前进。

　　1983年，梁思宁恢复党籍。早在1948年，她就因为是梁启超的女儿被开除出党。

　　1987年，国家科委追授梁思成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

　　1993年，已是火箭专家的梁思礼当选中科院院士，这是继1948年思成、思永兄弟当选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以来，梁氏第二代中的第三位院士。

　　2004年，为迎接奥运会，北京重修永定门城楼。

　　梁思庄去世于1986年；梁思懿去世于1988年；梁思宁去世于2006年，她说，我要悄悄地来，悄悄地走；梁思达去世于2001年，老人晚年喜欢看《国家地理》，喜欢看《猫和老鼠》，住在女儿梁忆冰家的时候，尽管腿脚不便，也总想做点事情，“我晾的衣服，他每次都抢着要去收”。

　　梁思庄和梁思达的后人都希望他们写一点回忆录之类的文字，姐弟俩总是拒绝，不约而同。

　　(感谢吴荔明、梁再冰、梁忆冰、梁柏有、周有斐、许维馨诸位老师接受访问；参考资料：吴荔明《梁启超和他的子女们》，罗检秋《新会梁氏：梁启超家族的文化史》，窦忠如《梁思成传》，林洙《梁思成，林徽因与我》、《建筑师林徽因》，陈学勇《莲灯微光里的梦：林徽因的一生》、《梁启超家书》、《一个火箭设计师的故事：梁思礼院士自述》，张朋园《梁启超与民国政治》，张灏《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