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安方能国安

　　于建嵘 《 人民论坛 》(2009年第15期)

　　对国家的认同可能来自于对民族、历史、文化的归属感，而对党和政府的认同，首先应来自对其能够管理好国家的信任感，对其主张的国家整体利益能够保障个人利益的信任感；来自不同阶层共同的价值观念和对美好未来的共同愿景

　　鸦片战争以后，中华民族进入了多事之秋。外族的入侵、政权的更替、一波波的政治“运动”，使得中国社会长期处于跌宕起伏的不稳定状态。到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人民在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共产党率领下，终于把握住了重要的发展机遇，通过改革开放，国家经济实力、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跃上了新台阶。

　　社会发展的诸多问题都关系民生

　　人类社会的发展有其客观规律，尽管存在质疑，但“人均GDP达到1000-3000美元，是社会发展中的矛盾多发期”这个观点却广为流传。原因大概是，这个阶段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加快，社会阶层随之加速分化，贫富差距拉大，而人民的权利意识、民主意识也随着经济情况的改善而增强，因此不同阶层之间、民众与政府之间矛盾的增多是必然的。而如果一个国家的社会分配制度、行政管治能力、权利救济渠道等不能与时俱进，还保留着旧做法的强大惯性的话，社会矛盾就难以及时化解，长期积累便会给社会稳定带来隐患和新的问题。这其中有许多问题都与民生相关。

　　不可否认，近几年来，中国的民生问题得到了很大程度的解决。其中农村义务教育免费，农业税全面取消、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新型合作医疗制度、城市廉租房制度、新《劳动合同法》的实行等，都体现着执政党和政府在为“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开放成果”而切实工作。但是，在许多方面，民生的改善并未真正放在社会发展的中心位置。教育、医疗和养老三大民生问题在与国家行政开支做比较时，国家承担的费用比例过少；城乡二元结构不但造成城乡收入的差距，更带来城乡人民发展机会上的不平等；体制内外的差距日益扩大，使得创造社会财富的那部分人日益产生相对不公平感；土地所有权等基本财产制度与市场经济存在根本矛盾，使得各地征地纠纷高发；司法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失守”，信访也存在制度性的缺陷。这些结构性的失衡，使得一部分群众沦为弱势群体，“民生之多艰”这句屈原两千多年前留下的话，至今仍不能退出历史的舞台。

　　当前社会矛盾对党和政府的执政能力都提出了新的挑战，国家也更加希望人民能够团结起来。温家宝总理曾在汶川地震时写下“多难兴邦”，激励人民团结起来奋发图强。而这时，连靠乞讨为生的老人也拿着毛票走向捐款箱。感动之余，这也促人思考，是什么把个体与国家的整体利益紧紧联系在一起。

　　要国安，先民安；要民安，先民生

　　我想，对国家的认同可能来自于对民族、历史、文化的归属感，而对党和政府的认同，首先应来自对其能够管理好国家的信任感，对其主张的国家整体利益能够保障个人利益的信任感；来自不同阶层共同的价值观念和对美好未来的共同愿景。这种认同下的团结，才是真正的团结，而不是依靠制造出一个共同的敌人。人民可以与执政为民的政府同度患难，但却不愿意与贪官污吏、为富不仁的先富者同度患难，不愿意与某些形成了自己独立利益的组织同度患难。而判断政府是否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一个最简单最直观的指标就是它是否能够让人民过上好日子，特别是切实改善社会中最困难的群体的生活。否则，单方面的呼吁“共度患难”只能是透支困难民众对党和政府朴素的热情和信任。因此，我的主张是：要国安，先民安；要民安，先民生。

　　说到底，发展为民，稳定为民，稳定本身不是一个具有终极意义的社会治理目标。要让民众真正团结起来，真正认同政府愿意“共度患难”，在我看来，改善民生是基础。而这离不开建立公平公正的利益分配机制、社会利益表达博弈机制，离不开保障民众的基本权利不受侵犯，离不开用司法来制衡公权力以及利益群体。总之，对号召者来说，共度危难更要解民生之多艰。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所社会问题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延伸阅读

　　在解决矛盾中实现动态的稳定和平衡

　　现在的社会矛盾用六个字概括，叫作“发展快，矛盾多”。就好像飞机起飞时耗油是最大的，社会剧烈变革时期，利益格局大调整，要在几十年间完成西方几百年的跨越发展，当然就存在胡总书记讲的改革开放艰巨性中的三个“世所罕见”。

　　既然社会结构性变革，就不可能一潭死水，一件事情不出，完全静止不动，而是出了事情积极妥善处理。在正视、解决这些矛盾中实现动态的稳定和平衡，而不是人为粉饰太平。

　　因为初级阶段的社会发展实际上是一个充满生机活力，又充满问题和矛盾的辩证过程；也是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全面协调发展、社会建设和保障系统日趋完善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只要我们紧紧地依靠群众，和群众同甘苦共命运，局部的不平衡是完全可以通过协调发展、通过不断改革去逐步解决的。因为，群众既是社会稳定的最大受益者和支持者，也是实现稳定的强大社会基础。

　　有矛盾不可怕，重要的是正视战略机遇期的矛盾、及早发现和疏导化解矛盾。我到贵州去调研，一位记者朋友告诉我，解决利益诉求的人民内部矛盾，不能只依靠警察。他说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也是当年毛泽东在《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中谈到的矛盾性质问题——要正视“人民内部矛盾”。这也是目前公安机关大走访所含的应有之义。

　　(根据公安部新闻发言人武和平访谈整理)

　　任何大国的崛起都绝非易事

　　王逸舟 《 人民论坛 》(2009年第15期)

　　中国就像一个志向高远的登山者，正朝着更高山峰坚定进发。在这个过程中，更美的风景与更大的压力就像一个硬币的两面，同时激励和约束着这个东方巨人的攀登历程

　　中国的成长壮大绝非一帆风顺，前进道路上的障碍与不确定性随时可能出现，应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和适时有效的应对手段，推动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再强大的国家也需面对危机

　　站在国际关系史的角度观察，任何大国的崛起都绝非易事，即便最成功、最强大的国家亦有这样那样的麻烦与问题，都曾面对不同性质及程度的危机。远的不说，19世纪美国的南北内战，英国的贫富阶级差距，俄罗斯的疆土安全问题，20世纪德国、日本有过的法西斯主义，印度当下的种姓制度和教派冲突及与邻国的恩怨等——在这些事件里，均包含着这些大国曾经面临或现实遭遇的严重危机，其中任何一个都可能毁掉各自的大国梦与国际声望。除历史和时代的机遇之外，国际制度的强弱和取向，国家应对威胁的物质实力和动员能力，国民忧患意识的建构与具备，经济社会进步和政治体制改革的成效，国内民族宗教关系的和谐程度等等，从不同方向促进或制约着大国崛起的进程与水平。

　　中国崛起有着特定困难

　　像任何大国一样，中国的崛起有着自己的目标、基础和优势，也有着不同于他国的困难、问题与掣肘。这中间，有些问题确实带有一般性、共同性，有些则完全是我们特有的难题。站在中国国防安全的立场上看，社会主义中国在过去、现在和未来，都将长期面临不同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大国强敌环伺的地缘政治和安全环境；中国所在的西太平洋地区是全球海洋纷争最复杂多样的区域之一，一些历史遗留下来的分歧点，也是妨碍各国发展全面伙伴关系的深层次障碍。中国是一个多地域、多民族、多宗教的大家庭。从好处上讲，它带来了生生不息、延续不断的文化多样性和国家生长活力；从挑战面观察，它提出了事关国家认同、民族团结、宗教和谐、边疆稳定等方面的难题，尤其考虑到外部世界还存在居心不良、捣乱不断的各种势力。

　　从苏俄事例借鉴，这方面的危险和教训极其深刻，值得认真汲取，切忌重蹈覆辙。处于社会经济现代化和国际化的加速进程中，我们国家当然也面对越来越复杂的全球周期性经济波动，相当程度的对外经济依存度和脆弱性，特别是在给定我国经济结构的总体粗放性和外部能源需求的情况下；假使没有更加均衡、更有科技含量和生态环境友好型的经济增长，不对扩大中的收入及地区差距予以校正，快速发展、勃勃生机的大好形势就可能被葬送，取而代之的是有麻烦的社会经济动荡。

　　最后必须提到的是，中国的改革和发展依然任重道远。这里笔者想提及亚洲金融危机的一点警示：十多年前的那场冲击，使得我们邻国中一些曾经辉煌的“小龙”、“大虎”最终黯然落败。个中原因很多，但研究界有共识的一点是，这些国家的政治现代化进程，没有跟上社会经济的迅猛发展、大众传媒作用的扩大和公民法权意识的提高，更无法满足新形势、新结构的复杂多重要求。中国的情况自然有所不同，但我认为，对周边情形的借鉴和反思仍是必要的。

　　虽然进程曲折艰难，我们有理由期待中国的成功

　　说到底，中国作为一个历史大国、文化大国、经济大国，以及迈向政治大国、军事大国和负有国际责任的世界大国进程中公认的“希望之星”，真正强大而持续的力量源自本身而非外部，实际存在的主要威胁同样存在于内部而不是外部。如果我们的体制理顺了，社会进步了，政治稳定了，经济发展了，民族团结了，没有任何外部势力可以击败中国，改变中华民族复兴的轨迹。在保持这种自信的同时，要有强烈的忧患意识和危机感，牢记“堡垒从内部攻破”的格言，用它提醒自己觉察中国作为一个大国的软肋和盲区所在。经过60年经验教训的多重积淀，尤其拥有改革开放30年的成功与自信，中国就像一个志向高远的登山者，一步一步从相对狭窄局促的低地(自给自足的封闭状态)，爬上半山腰的位置(典型的地区性强国)，并朝着更高山峰(有着全球性兴趣与责任的大国)坚定进发；在这个过程中，更美的风景(机遇)与更大的压力(挑战)，几乎像一个硬币的两面，同时激励和约束着这个东方巨人的攀登历程。虽然进程曲折艰难，我们有理由期待中国的成功。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