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来有官修历史和民间著史的传统，一段由作家采写的10年“文革”史，历经20多年的等待，终于问世。

　　建国60周年，10年是“文革”，这段历史无法跨越。除了叶永烈的《“四人帮”兴亡》，人民日报出版社重大选题中顾洪章的《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末》、崔奇的《我所亲历的中苏大论战》都一一顺利出版。

　　这段历史无法回避，它的出版是一种智性的选择。

　　“活档案”口述出来的历史

　　-本刊记者/杨东晓(发自上海)

　　这部书现在不可能再复制，因为这本书采访的人很多已经不在了。

　　现在再有人写这部书，他就是抄我的

　　传记作家叶永烈上世纪80年代初就开始了口述历史的工作，比中共党史界早了近20年。这10多年绝对无法用数字来表达。正如叶永烈本人所说，如果不是早几年下手的话，很多历史人物就不在了，很多珍贵的档案都在他们的脑子里，而叶永烈抢救了这样一批珍贵的口述历史。

　　现在整个“两案”(江青反革命集团案、林彪反革命集团案)，全部档案3600卷，都放在中央档案馆。他还好下手比较早，那时有些还没有封存，在送到北京之前，他在上海看过。当时有很多都是他手写抄录下来的。

　　逼出来的口述历史

　　从1980年代起，叶永烈就拿着上海市委宣传部开具的介绍信，一位一位地寻找他采访名单上的一百多人。那时，他想写一部全面记录十年浩劫的书，但是一位作家，即使再知名也很难接触到最高层的档案，而他书中的各位当事人，无论“ 左”“右”都曾经是或正在作为中国的高层领导人，左右着中国的命运，这些人的档案只要进了京，就很难再对外开放。以“ 两案”为例，3600卷档案，在全部归档中央档案馆后，民间研究者就看不到了。虽然这些材料是死的跑不掉，但什么时候开放就不得而知了。

　　他唯一的办法，就是一个个地敲开人家的门，采访这些当事人以及他们周围的人——同事、亲属或同学、朋友。通过记录亲历者脑海中的档案，回述中国曾经的风云时代和风雨历程。当然，这不仅需要上海市委宣传部这样的官方机构写介绍信，还需要更多的私人关系。

　　在创作《“四人帮”兴亡》的20多年里，叶永烈一次次地从上海跑到北京，经常住在公安部招待所，一是到部长楼采访方便，二是他与公安系统关系过硬。以至于有一回这家住满了大盖帽的招待所里有人问了一句：“这人是谁？”另一警察说：“上海局的便衣”——他们对他唯一的了解，就是他持上海身份证。

　　这位“上海局的便衣”也顾不上回应，径直找他的“当事人”做口述历史去了。也正是因为与公安方面熟悉至此，所以，他能在1984年就带着一个砖头大的录音机走进上海提篮桥监狱，在那只旧式录音机硕大红灯的闪烁下，一会换一盘录音带地采访了徐景贤；能在陈伯达刑满仪式的第10天，就出现在他的家里。

　　当然，并非每一位采访对象，都能很快地接受被人挖掘和审视这一事实。“采访被害者还容易一些，施害者就很难” ，叶永烈说“思想负担最重的，当然是陈伯达了”。

　　最难采访的陈伯达

　　陈伯达，“中央文革小组组长”，1966年八届十一中全会后，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五个常委之一，排在毛泽东、林彪、周恩来之后的第四号人物。作为“两案”主犯之一，1981年1月25日被高法特别法庭判处有期徒刑18年。

　　1981年8月5日，陈伯达因病保外就医，听说陈伯达保外后，他就准备采访了，因为知道叶永烈采访后会写一些文字出来，公安部就劝他，陈伯达还没有刑满，采访内容不能马上发表，但他很快就要刑满了，你晚点找他、等他刑满之后再去比较合适。

　　来自陈伯达的回复也很干脆，就是拒绝。“他在毛泽东身边工作了30年，开头他根本不理我。他讲公安部要提审我，我不能不回答公安部的问题。叶永烈来采访我，我可以不理他。”这就是陈伯达，他是叶永烈碰到的最难对付的采访对象。

　　叶永烈耐心地等到了公安部为陈伯达举行过刑满仪式，刚刚满十天，就来到陈伯达的家里，但陈还是闭口不谈。叶永烈第一次采访陈伯达时，陈伯达已经83岁。他倒过来问叶永烈一些关于孔子和老子的问题。这是他1939年在延安与毛泽东讨论过的问题，向叶永烈提出孔子和老子，陈伯达是想看看，这位40岁出头的采访者，对自己的了解到底有多少。

　　在采访之前，叶永烈已经看过了陈伯达的所有论著，还看了有关他的档案，并且知道毛泽东在肯定陈的文章是“好的 ”的前提下，还商榷了陈七个地方。所以当陈伯达提出自己在延安时期给孔子“正名”这一哲学观点时，叶永烈告诉他：毛泽东与他讨论这一问题总共写过三封信，前两封信是托张闻天转交给他的，另有一封是直接写给他的。这么一说他就知道叶永烈是有备而来了，而且是个谈话的对象，此后慢慢开始愿意交谈。叶永烈也就先跟他谈他愿意谈的问题。“你一开始就问他你跟林彪的关系怎样？就完了。另外，我告诉他一些别人写他的，比如说俄罗斯汉学家费德林，刚刚发表了在中国的回忆录，里面记录了有一大段写到他的，我就全部复印了，见到了他，我就全部念给他听。”

　　陈伯达对别人记录他的东西非常感兴趣，有时一边看着还一边讲起他访苏的过程，也会评价一下，他还会说费德林什么说得对，什么说得不对。

　　1989年的中秋节，叶永烈去陈伯达家见他气色很好。叶永烈想给他拍张照，他听取叶永烈的意见，脱掉了常年习惯戴着的帽子，照相时还拿过来一份《北京晚报》摆了个姿势。拍完照，陈伯达写了一幅书法“凤兮凤兮，往事不可谏，来者犹可追”送给叶永烈，落了“仲晦”这个笔名。这是他此生最后一幅书法，一周后这位85岁的老人因为心肌梗塞去世。

　　王力“一触即跳”

　　王力在文革期间当了一年中央宣传组组长，文革结束后在秦城坐了十年牢，出狱了。

　　1988年11月3日叶永烈敲开了他的门之前，由于叶永烈事先请关锋给王力打了电话，王力又打了个电话给上海作家协会副主席王若望，打听叶永烈这个人怎么样？得到了王若望的肯定回答，王力才接受叶永烈的采访，开口说话。当时还没有电脑写作，叶永烈写完主动把《王力病中答客问》的手稿寄到北京，王力看后亲笔做了一些修改。对于他增加的那些内容，叶永烈并不完全同意，认为他有些提法确实太过了。但叶永烈在发表的时候，还是一个标点符号都没动地照发了。他觉得应该尊重王力，“他有权修改他的话，如果我不尊重他，我可以不给他看是吧？可以不寄给他。”这篇文章在上海、香港、美国刊发后，引起了一场不小的“王力风波”，不算其他报纸，光是《人民日报》上的批判文章，就有十几篇。点名王力，也点到了叶永烈。对王力的批判多是落在他改的那些地方。

　　王力的性格，被叶永烈比喻为“一触即跳”，《人民日报》今天发一篇批判他的文章，他明天马上给《人民日报》写一封信。“我觉得他们一方面有历史问题，或者说历史的罪过。但是我认为他们是历史的当事者，我是充分的尊重他们。我是为了写这段历史，所以是把事实放在第一位。我这个时候是用事实说话，没有更多的个人主观评论。所以要搞清历史和事实。另外，尊重科学，我的作品是建立在史学的基础上。”

　　但是不同的当事人，对历史和现实有着不同的认识，不同的个性也使他们对相同问题的“口述历史”有迥异的态度。就叶永烈尊重的两位采访对象陈伯达和王力来说，陈伯达曾经跟叶永烈说过：“年纪大的人容易护短，另外我的记忆还不好，可能有些事情说得不准确，你以我当时发表的文章为准”，对此叶永烈评价道：“他有这个自知之明的。相对来说，王力就没有这样的自知之明。”

　　王力认为自己说的都是对的，连做的都对。“‘我跟周总理说过……’，他还常常会有这样的惊人之语，或者他会说 ‘这个事情我在什么什么时候就说过了’，”叶永烈评价王力：自我感觉就是这么好。那篇《王力病中答客问》引起那么大的风波“就是因为他老先生的自我感觉太好了。他的信念中，他始终认为自己是一个马列主义者，他一直是这样的，恐怕到死也认为自己是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而在别人看来，他已经是罪人了。所以才产生这么大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