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个人和一座城市

　　-本刊记者/杨东晓(发自上海)

　　这四个人，把中国当时最大的工商业城市上海，变成了自己的据点，并由此完成在政治上的“发家”

　　这四个人，结成了一帮，毛泽东从1974年起就当着政治局委员们批评江青搞“四人小宗派”，挨批评、写检查，还是要结在一起。毛泽东再三再四地批评他们不要搞“上海帮”，并终于在1975年说出了不要搞成“四人帮”。

　　“四人帮”觊觎着毛泽东身后的位子，并给自己排好了座次。这些座次和交椅都安放在北京。但是中国人总是要把“ 四人帮”和另一座城市联系在一起，那就是文革孤岛——上海。

　　“四人帮”与上海的关系

　　王、张、江、姚四个人中，从原籍上看，没有一个是上海人。1914年出生的江青是山东诸城人，比她小三岁的张春桥老家山东巨野，吉林长春人王洪文生于1935年，四个人中只有祖籍浙江诸暨的姚文元与上海有些渊缘，从小跟随翻译家父亲姚蓬子生活在上海。

　　毛泽东曾经批评过他们不要搞“上海帮”。那是因为他们都是从上海这座城市捞取了政治资本并且发家的。

　　江青因丈夫黄敬被捕，于1932年逃往上海，在上海断断续续生活了6年，于1937年去了延安；1935年， 18岁的张春桥来到上海两年后返回济南，1938年1月到了延安。

　　21岁的王洪文是1956年从军队复员，被分到上棉十七厂的，但是，四个人中，他在上海的“腾飞”之路是前所未有的。不光这四个人，在全中国，他的“腾飞”也是最快的。在20年的时间里，他从一名复员的士兵跃为中共中央副主席。这种非常态的升职，当然有着“非常”的背景，在这20年里，中国先后经过了“反右”、“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在前十年的时期里，王洪文一直是一名保卫科干部，这种稳定的态势在当时是正常的，但是自1966年“文化大革命”发动以后，这位30岁的年轻人在11月6日一跃成为上海造反派“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工总司)”的司令，5天后他指挥了“安亭事件”，到了第二年2月24日就升至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又过了两年，在1969年4月中共九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1973年8月中共十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

　　如果说王洪文在后十年中跃升飞速的话，那么他离不开另外三个人：张春桥、姚文元和江青。

　　江青爱上海

　　江青自从1937年去了延安之后，再回上海，中间已经历了27载。她对这座城市具有深厚的感情，她在这座百年来一直走在中国前列的城市绽放过青春年华。

　　20岁的江青在这里参加过陶行知的“晨更工学团”，又加入了共青团，被敌人逮捕过，也写过悔过书。1935年，江青以艺名蓝苹进入话剧界、电影界。当时一群左翼戏剧人要排演易卜生的《娜拉》。蓝苹还在排练中，就引起了另一位山东人《大晚报》文艺副刊《火炬》主编崔万秋的关注，崔万秋，是笔名狄克的张春桥的上司。1935年6月27日《娜拉》在金城大戏院首演，崔万秋的文艺副刊马上为女同乡炒作起来，蓝苹被捧为“山东戏剧运动的功臣”。从蓝苹演艺生涯的作为来看，对虚名的追求让其在政治上一直无法成熟起来：尽管江青19岁就在青岛入党，但是由于国民党人崔万秋的关系，艺人蓝苹小姐在参加蒋介石50大寿的“购机祝寿活动”和“祝寿游艺大会”时，表现积极；与左翼的相熟，又使她主演过《都市风光》、《联华交响曲》、《王老五》、《狼山喋血记》这样进步的电影；而出于嫉妒，她把风头盖过她、出演《赛金花》的演员王莹记恨一辈子，并在30年后令王莹死无骨灰只留下一个编号。这就是江青。

　　上海市南昌路110弄25号，至今还留有她生活过的痕迹。

　　25号的主人费女士指着二楼洗手间一个一尺见方的苹果绿色烧瓷面盆说，这是江青当年用过的，有很多人来这里出高价买它，我不卖。洗手间和卧室相连，总共不过十五六平方米的样子，却是个三角形的房间，因为开发商买的地块到这里结束了，而这幢房子的其他房间大都是四四方方的，由于三角形房间租金低，所以江青租了二楼这间房子。三楼的三角形房间是保姆房，底楼的三角形房间是厨房。

　　江青在这间三角形的房子里和男友唐纳同居过，结婚又分手。费女士敲着江青卧室隔壁的一堵墙说：“这堵墙以前是玻璃的，这间玻璃房有9平方米，江青拿它当花房养花。”现在上海市区内稠密的人口已经把这扇玻璃墙体变成了一张挡板， 9平方米足够现代人起居了。

　　这就是年轻貌美的电影明星蓝苹在上海的生活起居。上海的电影事业在当时只比好莱坞晚起步10年，但发展势头强劲，这一行业与生俱来的奢华与浪漫和她生性中的虚荣融为一体。因此，她爱这座城市之深可以理解，这也是为什么这位出身中国北方省份的女人骂自己的湖南丈夫毛泽东是“土包子”的原因之一。

　　1964年，她想在北京找人写一篇批判北京市副市长明史学家吴晗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文章，但是找遍北京也没找到。于是，她就跑到她曾经深爱过，并且恋情依旧的上海来。这一次她找到了志同道合者，而这个人，在1930年代她最风流的年代，就和她结识过。这个人，就是当年的写手狄克，1964年的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上海市委书记处候补书记张春桥。

　　张姚捆绑合作

　　江青跑到上海，经当时的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介绍，“结识”了张春桥。说结识，应该不是第一次，只是在1930 年代，他们还没有深交，但至少是见过面。在沈醉的回忆录中，就提到过沈醉在崔万秋家里，曾经见到过影星蓝苹和穿着蹩脚西装的年轻人狄克。但当时蓝苹与狄克是否相熟，沈醉也不得而知。

　　这一次，张春桥把江青交待的任务，下发给了《解放日报》编委姚文元。1930年代，姚文元还是个儿童，但他的父亲姚蓬子已经是左联有名的翻译家、诗人了，后来姚蓬子被捕叛变为人所不齿的叛徒。也正因此，张春桥50年代在《解放日报》当社长兼总编时，就看中了文学青年、《解放日报》的通讯员姚文元，因为姚有其父这根小辫子可以握在张春桥的手里，他不怕姚文元不听话。

　　也正是从1964年江青在上海物色文化打手开始，后来的“四人帮”中的前三位“大员”已经聚齐了。这一年，姚文元奉命写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而“一举成名”，这篇稿子他写了半年，这篇稿子也使他从《解放日报》的编委摇身变成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再跃为“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但即便是他后来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都不能不对一路提拔和“保护”他的张春桥俯首贴耳。

　　《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在《文汇报》上发表之后，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这根导火线点燃的是从批斗北京市委市政府开始、迅速燃遍全国的恶之火。在火焰之上疾速飞升的张春桥，一年内由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升任中共中央华东局委员兼华东局宣传部部长。不发表在党报《人民日报》上、不发表在张春桥掌管的上海市委的机关报《解放日报》上，而刊登在一份在读者眼里堪称民间报的《文汇报》上，不能不说是这帮人的“政治智慧”。1957年，毛泽东曾写过《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必须批判》，更加重了它的民间和知识层色彩。

　　更微妙的是，姚文元那篇批《海瑞罢官》的稿子是按张春桥的要求，拿到《解放日报》去排的版，因为他们认为在这里排版保密性好，但发稿，要去民间报上发，张春桥很懂这一套，江青也很懂这一套。

　　江青重回上海滩

　　江青在离开上海27年后，又跑回去炮制她的文革炮弹，因为她无法掌控北京市委市政府。

　　江青到上海来的另一项“工程”就是她要拍“样板戏”。文革期间，江青在长春电影制片厂拍过《红灯记》、《智取威虎山》、《杜鹃山》等数部样板戏，但长春无法成为她当“旗手”的据点。她对长影的舞台只是几年的占用，因为长春既不是她钟情的上海，这里又没有能为她做喉舌的张春桥和姚文元，这也成为长春的幸事——没有沦为第二个“上海”。

　　张春桥不仅在报纸上为江青鼓呼，在样板戏上，对京剧一窍不通的张春桥狠下了一番苦工夫。原先他是个连西皮、二黄都不懂的人，后来为了把江青对《海港》、《奇袭白虎团》、《智取威虎山》的指示落实到位，每天都要听京戏录音。江青是一条指示没落实就要发脾气的人，张春桥侍候得也是小心翼翼。有一次张春桥陪同江青看了上海京剧团的《智取威虎山》，江青就说道：“上海是一个战略重地。你们一定要搞出样板来。”

　　张春桥的聪明还在于，没有任何文献表明，他与江青提过1930年代的往事，这种心照不宣，更是把二人微妙的关系，引向一种“捆绑”式的合作中去。

　　王洪文加入，“四人帮”形成

　　就在此时，“四人帮”中的资历最浅但很快就跃升到位子最高的那位，也开始蠢蠢欲动了。31岁的上海国棉十七厂造反派头头王洪文，在张春桥、姚文元的策划下，强行以“上海市抓革命促生产火线指挥部”代替上海市政府，随后又以“上海革命造反派联络站”代替上海市委，夺取了上海市的领导权。这一宗“一月风暴”的“创举”，迅速传遍中国，于是，全国都刮起了夺权风。

　　很快，王洪文在上海市就成为排在张春桥、姚文元之后的第三把手。

　　至此，四个外来的“上海人”悉数到齐。但是他们真正成为“帮”，还是在王洪文1973年8月中共十大进入政治局，成为排在毛泽东、周恩来之后的第三号人物。

　　一生相信工农兵、依靠工农兵的毛泽东，在林彪摔死之后，开始考虑新的接班人，穷苦农民出身、当过兵还当过志愿军赴朝抗美、在工厂参加了革命造反的王洪文，1974年被毛泽东提拔为中共中央副主席。进京，住进钓鱼台九号楼，进一步使王张江姚四个人，从思想上到地缘上，最后又变得比邻而居，一步步地拉近彼此形成帮派。

　　开始还是工作结合，当他们发现这种工作结合能给他们个人带来利益时，就变成了一种利益关系，并逐渐形成一个利益集团。

　　“四人帮”历史的研究者，传记作家叶永烈强调，“很多书都写错了，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四人帮怎么怎么样，其实‘文革’开始时还不存在四人帮。”“四人帮”这个定义是在王洪文进入政治局以后才开始的。

　　这四个人的关系谱应该是这样的：江青从1964年开始，亲手“培养”了张春桥和姚文元，并使之成为她政治上最为重要的“嫡系”力量；张姚也趁此大树找到了庇护，并扶摇直上，以至于张春桥在政治局时，曾经排行第三位。张春桥就像一个核心，上边绕着江青，下面连着姚文元和王洪文，文革初期，当王洪文还是个副科级的干部时，得到了张春桥的扶持和培养。而江青则是他们拉大旗当虎皮的一个旗帜，如果没有江青独一无二的社会地位，他们在政治上早就停滞不前了，又能去投靠谁呢？

　　1975年，正当张春桥将要登峰造极之时，上海发生了一件真实的政治笑话：

　　张的羽翼在上海大街上贴出大字标语，字大到一整张纸只写一个字，这些纸并排起来后，是一句：“坚决要求张春桥当总理！”

　　即使是这种威权之下，上海人还是不乏幽默，有人把“张”“春”“桥”三个字分别撕下来，重新组合了标语，于是，上海街头巷尾到处相传：“张春桥坚决要求当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