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变自己

　　司马南也曾是一位无力感很强烈的独立人大代表。2003年，因为一度对中国基层政权运作感兴趣，他在北京东城区参加选举并当选。当他推开这扇窗子，看到一些不曾看到的，了解到一些不曾了解的，心态也随之发生变化。

　　他从原来自以为地方代表很好当，从内心很蔑视那些官员，到了解情况后发现以往的自以为是其实很可笑，他开始佩服、同情起那些基层官员，进而对基层政权的具体运作方式有了理解和肯定。

　　“我不知道(我)这种代表能改变什么。我知道我自己改变不了什么，我只有改变自己。”他对本刊记者说，“改变自己就是改变社会。我当代表，自己有很大改变。”

　　司马南成为人大代表后，第一次去参加区人大全体会议。会上推举大会主席团成员，台上的人念到“同意上述名单的请举手”，他没有举手；台上人念到“不同意上述名单的请举手”，他没有举手；台上人念到“弃权的请举手”，他举了手。

　　当天晚上，好几拨人主动来找他吃饭。就为举手这件事情，这些人希望和他结识、沟通，做他的工作。司马南的看法是，地方上在这方面有惯性，全体大会从没有遇到过这种人和这种事，所以有点乱。团长也对他说，你干嘛举手弃权啊？跟着举手通过就完了。要以大局为重，“咱们以前没这个风气，要开成一个祥和的大会，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

　　“听说海淀那边这种事经常发生，”司马南说，“就是许志永和吴青他们。我在这边是独一份儿。”

　　司马南并不认为自己举手弃权有什么唐突之处。他自认不是一个偏激和反古的人。一不是反对人大代表制度，二也没有不同的政治主张。所以弃权，是因为不了解名单上那些人。这种情况下，他认为同意和不同意都是没有道理的。“我弃权才是正常的。”

　　但别人不这么看，他们怀疑这个人是否另有想法。混熟之后，他们对他说，你刚进来的时候我们很警惕啊，不知道你到底要干什么。

　　第二次开会，司马南就不再举手了。觉得自己举不举手对会议议程根本不会有影响，而且还弄得他们团长好像没干好工作似的，再举下去没有意义。

　　另有一次开人大会，区委书记到他们团参加审议。书记很客气，但各单位与会代表一见书记来了，举手投足过分热情。司马南不高兴，拿出主持人的范儿告诫书记说，您到我们这儿来，身份是普通代表，这不是日常工作中各单位向您汇报工作的时候，您也不是来给我们做指示的。如果没理解错的话，您现在应该认真地、耐心地多听一听各位代表对本区政府工作的意见。

　　“人家当了代表特别谦卑，我不是。我反感这样，尤其是反感见到当官的一脸谄媚。”他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组成人员，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是地方各级国家权力机关组成人员，我们在这里行使代表权力，书记来了当然只有听的份儿。”

　　由于他们那一届是提前选举，司马南只在任上干了4年。第二次选举他没再参选。他感觉代表难当、官也难当。这是他接触中国基层政权运作之后得到的感悟。

　　“有一些事就特别难办，”他说，“以前谁给我点事儿，我老感觉，这还管不了？后来发现没一件好管。”

　　这些难管的事儿都是一些琐碎小事，小到建公厕、换电表、规范用水、争取低保、捕杀蟑螂、文明养狗，没一件不是千头万绪、一团乱麻的，非有技巧和耐心不能做好。他认为那些发议论太随意的人，应该体验一下基层人大代表的滋味，尝试管管这些最简单的事儿。

　　“当人大代表才发现，现今中国，真的一切都靠竞争性民主投票来决定怎么办，那这事儿就没法办。”他说，自从有过代表经历之后，他再也不发那些不负责任的轻佻议论了，“25年前，说到民主，我觉得这个词简直好到了完美无缺；现在嘛，你说民主，很好，可我一定会多问几个为什么。有人痴迷制度万能，选举万能，以为一搞民主，一切OK，这种不食人间烟火的人，应该让他去基层当代表，最好直接当居委会主任、街道主任。”

　　司马南是看到了中国基层官员的疲惫和不易。在他眼里，这都是一些谨小慎微、焦头烂额的人。“非常怕事儿，任何事情的负面影响他们都承受不起”，“24小时不敢关手机，多少事都必须亲力亲为”，“相当不容易，极勤勉。光超额完成每年GDP增长指标，就能把人累吐了血”，“不敢出大事儿，各种评比却要榜上有名，恐惧恶性案件发生，没日没夜的。”

　　4年代表当下来，实际工作接触多了，司马南觉得自己当初幼稚。他承认自己刚当代表时有一种舍我其谁当仁不让的心态，总觉得政策水平比那些人高，见多识广，结果事情真交到手里了却不知道怎么做。

　　检视之下，他承认基层不尽如人意的问题多如牛毛，但他从中也找到了对中国现有体制的信心。他认为假如没有共产党聚沙成塔的作用，中国社会就没有主心骨，处于紧平衡状态下的转型中国要稳定发展，是不可想象的。“中国要傻子过年瞧街坊式的，一味按西方民主制度那一套玩意儿来治理，必定天下大乱。”

　　所以我们听到司马南今天的结论：“片面强调民主形式，几乎等于混乱和绝望，混乱和绝望将导致一个具有伟大进取心的时代无奈地毁灭”，“民主并不具有天然正义，民主所服务的价值才是最重要的”。

　　但在许志永那里，他对司马南这位朋友几乎没有什么评价，他措词含混地说：“他没做什么事儿……我也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

　　一条道走到底

　　在许志永赞赏的独立代表中，姚立法是不多的一位。他于1998年在湖北省潜江市参选人大代表，本不在候选人名单之列，但因为跳过名单另选他的选民投票过高，他胜出了。

　　许志永说，姚立法是一个“罕见的执著的人，维护公共利益、主持正义，特别直率，而且无所顾忌。”其结果，是他只干了短暂的一届。许志永相信，姚立法的“不给面子”不光得罪了地方，也得罪了“上面”。

　　而且这余波到现在还没有平息。7月，与本刊记者见面之前的一天，他正在上海观摩一次基层人大选举。上海浦东与南汇行政区划合并之后，浦东新区需要进行新一届人大选举。当地一位与姚立法联系紧密的律师宣布参选。姚前去助选。他在选举现场偷偷抓拍了一批问题照片，放言上海的选举全部不规范，结果被当地警察客气地请到了派出所。与此同时，潜江方面派出的人也到达上海，把他带回了湖北。

　　“我很清楚，我的电话是被人监听的，”姚立法说，“他们害怕，对我不高兴。”

　　虽然早已卸任，但眼下姚立法与地方当局的关系依然势同水火。卸任之后，他自费在全国各地跑，联络那些有意介入选举的民间人士，一直不消停。两年之后，中国人大的全面换届工作即会展开，他要抓紧时间在全国范围内培训一批独立参选人。

　　依据他自己的经验，参加选举不能临时抱佛脚，时间过于仓促的参选，不仅工作难以做到位，而且容易被对付掉。据他说，有些地方的有关部门拿出几百万就能通过渠道迅速把那些参选积极分子摆平。因此，最好的办法是提前参选。

　　“我们要改变方法，我提前两年竞选，我提前3年、5年竞选，我天天都在竞选，你能(拿我)怎么办？”

　　但他自己现在处境不佳。原来在潜江市教育局任职，由于参选当地人大代表，风波不断，不得不停薪留职离开单位。当选代表之前，他自己做生意也赚了不少钱。几年折腾，家境已经有所中落。目前他在当地的一所小学当老师，这完全等于赋闲，学校没有安排他教课。

　　姚立法之所以陷入今天这种局面，与他那种不合作、不服从的行事作风有关。在他眼里，官方差不多没有一件事情是可以容忍的。他从来没有放弃过举手反对的机会。

　　“他是为了反对而反对，”江西省鄱阳县的独立人大代表黄松海说，姚立法这个代表没有任何可复制性，他在任时“做了很多力所不能及的事情，所以一定会失败”。

　　姚立法也不否认，自己的行为确实存在一些过激之处，导致的结果是他这个代表所能走的路只有短短一届，能做的事也不会很多。但他认为，这纯粹是个性使然，无法改变。

　　“也有人提醒过我，我自己也想过。”他说，“但是按照我的个性我不能这样(不过激)，我也怕我的选民会误解我。”

　　“你的选民都那么苛刻吗？”“我选区的选民、选区以外的选民，甚至于全中国的选民，他们内心深处是要求这样的。何况中国的知识分子和普通民众追求民主也不是一代人、两代人了，而是一个世纪。所以说等不及了，这也是一种本质上的需要。”

　　凭此一点，他曾公开发动一次公民签名，否决掉潜江市政府准备上马的一项耗资千万的城市广场项目，认为那只是一项形象工程。此事闹得一些人极不愉快。

　　地方人大每届会议中的第一次会议，最重要议程是选举。他对大会的选举程序和办法有意见，每逢这个环节也要举手反对。第一次，他可以当着一干政要的面上台陈述自己的反对意见，和那些人大常委干部进行交锋。这让他找到了置身议会现场的感觉。第二次，他又反对，不再让他上台，把麦克风递下来，坐着发言。第三次，他再反对，麦克风没有了，说吧。

　　同时他还注意到，他的座位排序每每都是安排在最后面、最边上。他认为这是会议组织者有意为之。

　　这种对立态势在政府主要官员的选举上发挥到极致。按照选举法律，只要有10个代表联名，就可以提名本级政府主要官员的候选人。几乎在每一年，他都要联络代表推举那些选民认可的市长、副市长以及其他部门的主要长官人选，准备把潜江市原有一干政要统统换掉。

　　“我想突出这项权利，我是一个公开不当木偶的人。”

　　但他没有干成这件“不得了”的事情。只须几招他们就会被摆平。一是个别联名代表几经波折后会主动撤回提名，10人联名就此告吹；二是各代表团组织预选。此外是被推荐人谢绝推荐。这些做法导致他们的提议根本就无法进入程序。

　　“只要有选举，我们就干；只要一干，就被瓦解。”

　　现在的姚立法已经是一个微不足道的民间维权人士，但他毫无退意，也否认自己身心疲惫。

　　正午时分，在家里用餐。电风扇在他身后发出轻微的呜呜声。“民主社会是要不断进步的，”他用筷子不停扒拉着面前那碗稀饭，“还是要坚持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