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世界,解决任何重大国际问题都不能离开中国和周恩来”
新中国成立的第五个年头,1954年。
新中国在世界上还只有少数国家承认,主要的西方国家仍坚持不承认的立场。
然而,一个西方主要国家的外交家却敏锐地感觉到:“当今世界,解决任何重大国际问题,都不能离开中国和周恩来。”他还告诫他的西方盟友:“你们早晚都会清楚,周恩来是个不平凡的人。”
这位外交家就是当时的英国外交大臣艾登。他是在日内瓦会议期间讲这番话的。
19日,中国政府任命周恩来为出席日内瓦会议代表团的首席代表。出发前,周恩来召开代表团全体会议,他说:“如今,我们是作为一个大国,到日内瓦去参加一个正式的国际会议,是登国际舞台了,因此要唱文戏,文戏中有武戏,但总归是一个正规戏,舞台戏。”
24日下午,中国代表团抵达日内瓦宽特兰机场。几百名记者早已在此等候。当周恩来身着黑色中山装,外套深灰色夹大衣,头戴黑色礼帽,神采奕奕地走下舷梯时,记者们纷纷拥上前去拍照。
一时间,周恩来成了西方记者争先报道的中心人物。
这可气坏了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因为与周恩来相比,西方记者对他的报道太平淡了。尽管马歇尔曾称赞周恩来为世界级大外交家,但杜勒斯对他同胞的称赞却很不服气。包括他的部下,也不把中国代表团放在眼里。
不过,杜勒斯就是杜勒斯。他对下属的这种轻敌思想严厉训斥道:“周恩来不是乡巴佬,更非等闲之辈——向美国外交官传达我的命令,不准任何人与中国代表握手,除非我们的汽车相撞。”
杜勒斯的态度很明确,既要敌视,又不能轻视。
作为一个著名的外交家,杜勒斯也不敢在与对手交手前就先输一着。他决心要赢得这场挑战。
26日下午3时,会议在莱蒙湖畔的瑞士国防联盟大厦隆重开幕。
参加会议的20个成员国,美国与中苏双方力量的对比为16比4。杜勒斯认为稳操胜券,他首先选准周恩来一比高低,所以故意将自己的发言由27日改为28日,与周恩来在同一天发言。
28日,不可一世的杜勒斯旁若无人地走上发言席,向中国发动猛烈攻击,把发动和进行朝鲜战争的责任推给中国,要求中国军队撤出朝鲜。杜勒斯讲完后阴沉着脸走下讲台,径直走出会场,绝尘而去。留下副国务卿、代表团副团长史密斯听会。
接着,周恩来健步走上发言席,他发言语调平和,富有哲理。对杜勒斯的发言进行了批驳,主张通过和平谈判手段解决国际争端。发言立即引起强烈反响。
杜勒斯和周恩来的发言形成了尖锐对立。双方观点泾渭分明,势不两立。
周恩来首先与苏联、朝鲜、越南代表研究对付杜勒斯的策略。
杜勒斯也要他的副手史密斯了解周恩来,寻找对付周恩来的办法。
在小型会议上,周恩来当面“将”了杜勒斯一“军”说:“我们到这里来是解决问题的,不是来跟你们吵架的,不要摆出一副指责别人的架势。你们讲话没有提出具体的建议,你究竟准备怎么解决,把你的方案拿出来嘛。”
杜勒斯被这一“将”,乱了阵脚,慌乱之中提不出任何合理建议,语无伦次地强调必须经由联合国监督朝鲜选举。
对杜勒斯的“高见”,周恩来一针见血地指出,联合国已是朝鲜战争的交战一方,根本无此资格。杜勒斯被驳得哑口无言。
几个回合下来,杜勒斯才真正感到他的对手的厉害,于会议开始后一个星期动身回国。
史密斯更不是周恩来的对手,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也明白这一点,因此指示史密斯在6月15日的会议上结束关于朝鲜问题的讨论。
6月15日,是讨论朝鲜问题的最后一次会议,双方谁也不想放弃这最后的机会。
当天的会议主席由英国外交大臣艾登担任。周恩来针对对方的发言,先后四次抓住机会发言。会议主席采纳了周恩来发言的内容。
在这期间,人们惊奇地发现,周恩来创造了奇迹,他以高超的智慧和娴熟的外交斗争才能,使美国二战后在国际上第一次陷入狼狈不堪的境地,大大提高了新中国的国际威望,周恩来的名字已使对方听了生畏。
莫洛托夫通过日内瓦会议与周恩来结下了深厚的情谊,分别时,两人紧紧握手,依依惜别。
艾登对周恩来充满敬佩,专门向周恩来致谢:“衷心感谢周恩来总理阁下,在日内瓦会议中给予我作为会议主席的巨大帮助。周先生在会议中起了别人不能起的卓越作用。没有您的帮助,印度支那问题达成协议是不可想象的,说不定我们早已散会回家了。我们英国还极其重视此次英中两国已建立的关系,希望今后两国抱着同样的信心维持这一联系。”
日内瓦会议是周恩来首次以五大国外交部长身份参加的大型国际会议,会议期间,他与各国代表频繁接触,迅速打开了外交局面,使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日益扩大,中国的国际地位也明显提高。周恩来虽然是第一次登上国际舞台,但却成了会议的中心人物,他那端庄的风采和潇洒的举止,从容镇定的形态,善于协调的艺术,给与会者以及全世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周恩来用自己的言行征服了世界,人们从他那里得出结论:解决国际问题不能没有中国和周恩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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