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李宁的缘分何以至此？

　　其实，尽管是通过招标而成为中国运动员第一次参加奥运会的参赛服装，梅花牌也远非完美无憾。即使在最辉煌的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它也被同行业公认为“傻大粗”。

　　“我们厂的产品特点就是真材实料，款式、样式不如青岛的‘蓝天牌’、上海的新、漂亮。”当年的技术科长杨秀珍说，当时的中国运动装市场被“梅花”在内的三家国有工厂垄断，另外两家分别在青岛、上海。业内形容为“上青天”。“天”排在最后。

　　款式陈旧的原因，也许与当年“梅花厂”一条不成文的规定有关：中层干部不调入，也不调出。“领导觉得，自己提拔的人用着顺手”。杨秀珍一直当了14年技术科长，从“梅花”的最辉煌时期一直到它停产。

　　这样的真相，随着九十年代的到来而被彻底戳穿。在战斗开始之前，结果就已经决定了。

　　借助迈克尔·乔丹率领公牛队夺取NBA三连冠的威力，耐克的运动服装以篮球鞋为开路先锋，开始肆意吞食此前被“上青天”瓜分的的中国市场。而阿迪达斯这个耐克的老对手则步步跟进。二者竞争的手段之一，便是赞助中国运动员。

　　几位“梅花”老员工回忆：1987年在广东举办的第六届全运会，梅花牌拿出一百多万元赞助全国所有参赛运动员的服装，即便梅花当时如日中天，也很吃力。而耐克和阿迪达斯不仅免费提供服装，还一掷千金赞助其训练、生活费用。这种今天看来再正常不过的赞助手段，在当时却给包括梅花牌在内的国产老品牌以沉重打击。没几年，“全国的运动员穿的都是耐克、阿迪了”。

　　在“外国侵略军”面前惊慌失措的梅花，在国内又遇到了一个强悍的新对手——李宁。

　　这位穿着梅花牌运动服一次领取6个世界冠军的体操运动员，1988年在汉城奥运会上失手，随即宣布退役，投入商界。当时媒体形容他“一屁股坐在汉城便改写了人生”。但是，无人知道他对那套曾见证他辉煌的“梅花牌”运动服，究竟怀着怎样的感情。

　　刘玉证实了许多“梅花”老员工口中的说法：李宁退役后，首先来找针织运动衣厂谈判，想利用它的生产能力代工。条件是：取消“梅花”品牌，全力生产“李宁”。厂方拒绝了。

　　没过多久，李宁就用实际行动改变了自己与“梅花”的关系。1991年，他挖走了“梅花”的厂长。

　　李宁公司的CEO张志勇曾有如下回忆：“当时我们一家运动服装公司的总经理叫李纪铎，原来他是天津梅花厂的厂长，梅花厂当时是中国做体育的一个领先的国有企业，李宁把他请去做旗下运动服装公司的总经理。上世纪90年代，运动公司的营业额比鞋业公司都要大，按生意贡献他是第一位的。”

　　关于李纪铎出走的原因，厂内流传着两种说法。一种是当时经营效益下滑，上级主管部门决定撤换李纪铎，让他改任党委书记，他愤而出走。“其实真不怪他，是当时形势不好。”几位老员工感叹，他们的老厂长其实是个很有能力的人。“如果李纪铎一直当厂长当下去，梅花这个品牌没准现在还存在。”

　　另一种原因则是肯定的：丰厚的报酬。

　　一位老员工回忆后来去广东三水的李宁服装公司考察时，看到的排场：“老大老大的办公室，真皮的老板椅，红木的大书桌。他(李纪铎)就在那儿坐着办公。后来听说，李宁一年给他的光奖金就10万，不算工资。在广东、北京、天津都给他买了一套房子。”

　　厂长出走，引起整个“梅花厂”的剧烈震荡。当时，全针织运动衣厂工资最高的是一位姓胡的八级钳工，一个月能挣一百多元，并因省吃俭用成为全厂第一个“万元户”，这个纪录在厂内外传了好久。而作为厂长，李纪铎的工资还不到一百元。出走后，仅平均每个月的奖金就将近原工资的一百倍。“当时李宁从香港请的设计师，年薪就是十几万元。”曾任“梅花厂”最后一任技术科长的何光莹说。

　　这一挖墙脚举动立竿见影。1992年，经过李纪铎的牵线，梅花厂很快同意：为李宁设计并贴牌生产一批服装。

　　当年负责设计这套服装的人，便是吴春博。他记得很清楚，那套白绿相间的运动服，是用68块布料拼起来的。“梅花”以每套58元卖给李宁，摆到李宁专卖店橱窗里的价格是300多元。

　　结果，为李宁设计服装，却成为吴春博离开设计员岗位的导火索。

　　“我干了一个月，剪的硬纸模板堆起来都到腰上了。结果你猜怎么着？那月总共给我开了40块。我平时一个月也能挣五六十，还不如不干呢！我去找领导，领导说话就跟说相声似的：你是干了活了，可咱们厂扫地的，看门的也干了呀。”

　　一气之下，吴春博离开了技术科，去了当时工厂的“第三产业”之一——腾飞公司，并凭借技术成为其负责人。他和杨秀珍有一个共同点：当时都有南方的私人企业高薪聘请，他们没去，并至今为此惘然。

　　“咱就合计着，咱是国有企业的人，怎么也不能走啊。”因为给李宁设计过服装而自得的他承认，“咱这脑袋就是不活。当初李纪铎走的时候，全厂就一个跟他去的，后来不少人都后悔了。”

　　李纪铎如今已经退休，又回到天津居住。他对这座城市的感情，可见一斑。

　　“梅花”还能再开吗

　　“其实，梅花这个牌子没倒。老百姓还是认。”这是老“梅花”人的共同看法。只是对于如何“复兴”梅花，他们有不同的理解。

　　刘玉认为，“最大的问题是缺少资金。”吴春博则明确地说，最大的问题在于市场推广，如何让“梅花”变成一个正常生产、正常销售的服装品牌，而非靠复古和怀旧维持概念上的生存。“靠小青年玩酷，能行么？”

　　另外一点与此相关的真相是：即使靠怀旧，“梅花”也难以为继。当年的老运动服库存已经基本没有了。虽然1994年起，“梅花”就已经停产，但仍保有大批库存。1996年起，当时的天津市纺织局指派另一个国有企业“东亚毛纺厂”接管“梅花”，两年时间，三层楼的仓库基本卖空了。

　　“当时你们没赶上，运动服就在厂门口摆着卖，五块钱一套。”冯深谊说。“东亚为了给工人开工资把库存都卖了，有些人还感谢东亚。要是我，就不感谢。”

　　“外行领导内行，就那两年把我们厂给坑了。”于三羊的妻子范秀萍不满意地说：作为退休职工，至今她一个月要为自己交数百元的各种保险。“要不，光靠吃库存，咱们这辈子都吃不完。”

　　此前，从天津市纺织四厂调来的新厂长王群励已经启动了自己的打法：让“梅花”暂时停产，全厂改生产内衣“费米丽”，刚进入正常生产，“东亚”的接管就使其夭折。等1998年他再被调回来，工厂已经基本瘫痪。库存、资金和设备都没有了。政府指令对经济的干涉，给了“梅花”最后一击。

　　如今的王群励已经58岁。“人的一生能有几次雄心壮志？”一位老“梅花”人为他鸣不平。

　　“东亚”如今也已衰落。它为“梅花”人诟病的主要原因是：卖掉了织机等设备。当年“梅花”之所以能在全国服装行业获得“两金两银一铜”，很大程度上在于进口了德国、意大利和日本的先进设备，当时价值一千多万元。中国运动员穿去参加1984年奥运会的那些运动装就是进口设备之功。

　　“我们做过调研：那些设备，现在中国北方都没有。将来即使梅花牌复兴了，也得采取让南方企业代工的形式。”作为最后一任技术科长，何光莹保留着几乎所有老“梅花”运动装的技术资料和样本。她现在的身份是：梅花公司的副总经理。

　　在诸多“梅花”中名头最响的梅花公司，是“园区”中规模最大的企业之一，年产值约一千万元，主要给美国、日本的服装品牌做代工。它成立于2000年，至今总经理李梦强仍是针织运动衣厂的党委委员。正如它的名字一样，寄托了对“梅花”的期望。只是它一直无力去推动这个老品牌的复兴。

　　从技术层面讲，当年的经典老款运动服也是不可完全复制的。染红色运动服用的是“国红”，属纳夫妥染料。1990年出口德国被对方以致癌为由拒收，这才改用活性染料，但颜色存在一定差别。蓝色和绿色分别是用士林蓝和士林绿冰染的，如今掌握这些技术的技术工人流失极为严重。“我总不能自己上阵去染吧？”

　　但何光莹承认，“梅花”未能复兴的原因，不仅仅在于条件不利。“咱天津人脑子不笨，就是容易满足。比如我自己就是这样。”“这个品牌要是给南方私人企业拿去，早干好了。”于三羊也说。

　　老“梅花”人对这个品牌的情结，跟豆瓣网上年轻人的追捧一样，也许是它复兴的另一种资本。

　　天津电视台一位编导回忆：去年台里办节目，向“梅花”租了一百多套运动服。她去取的时候，发现两位老工人正在整整齐齐地把服装逐个装进外包装塑料袋。她解释说，不用如此费劲，这衣服穿两次就送回来。两位老工人回答：不行。咱厂里就这规矩，必须整整齐齐的出。

　　现在，针织运动衣厂办公室的电话安装了来电显示，生怕错过每一个机会。哪怕你只买一两套衣服，刘玉也会亲自拨回来，告诉你销售部的电话、于三羊的手机。吴春博和另外许多“梅花”掌舵人一样，在盘点自己生产的代工服装时，每每顺嘴唠叨一句：这要是贴上梅花的商标，该有多好……

　　何光莹则以另外一种态度表达了对“梅花”的感情：其他公司的“梅花”授权都是非法的。针织运动衣厂唯一有权使用这个品牌的，只有她的梅花公司。“现在我们不追究。将来这个品牌再起来了，我们一定得找厂里要个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