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记者 徐浩程

　　如果从农村改革的全程来看，1980年1月3日召开的安徽农村工作会议是一个分界线。以此为起点，“包产”、 “包干”超越了农民源自本能的创造以及基层局部范围的试点，开始演变为由安徽推动的全局性改革。

　　1980年1月1日，瑞雪初霁，被覆盖了一冬的喧哗与躁动透过残雪开始统摄安徽。自从1979年冬天以来，万里将要调离安徽的消息就已在官员中流传。至少在年底之前，这些传言还并无确凿根据，多半出自小道消息或跻身官场多年练就的政治敏感。

　　等到这年的最后一天，传言似乎找到了一丝出处。1979年12月31日，安徽省五届二次人代会闭幕，文革中诞生的“三条腿”政权安徽省革委会，历经11年后寿终正寝；安徽省人大常委会成立，原安徽省委第二书记顾卓新当选为主任；安徽省人民政府重新组建，原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副秘书长张劲夫当选为安徽省委第二书记、安徽省长；万里仍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

　　久浸仕途的官员已然从人事安排中读出了种种奥妙，以至如万里所言，“现在又说什么人来了，什么人要走了，会不会变啊，人心有些不安。”不安是巨变前的慌乱与躁动，众人均等待着万里在安徽最后的布局，其拥护者希望藉此获得完胜，反对者则坚韧等待以求反戈一击。

　　按原计划，1980年1月3日，安徽省委将召开全省农村工作会议，这是万里在安徽召集的最后一次全省性重大会议。突变来临之前的各种猜测与较量、困惑与焦灼必将纠结于此。

　　起 点

　　为出席此次会议，安徽偏远地区的官员1月2日就应该出发了。同样的事情在一年前也曾发生，甚至他们将面对同样的问题，只不过现在即将走向终点，而一年前尚只是一个起点。

　　1979年1月3日，安徽省委召开会议传达贯彻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联系安徽实际，着重研究农业生产问题。与会官员并不比1980年轻松，三中全会决议上的“不许包产到户”、“不许分田单干”至少让肥西、滁县等地官员感到山雨欲来。

　　此前一个夏天，在安徽持续半年的旱情简直无法收拾，中、晚稻已经绝收，秋种再种不下去，来年的饥荒不堪设想。拉开改革帷幕的是肥西山南区黄花大队的20余名党员。1978年9月15日晚，他们召开了一次被后人称为“黄花会议” 的秘密会议。议题只有一个：如何多收点粮食度过饥荒。解决之道则是：把地“借”出去分给村民，包产到户，责任到人。

　　此处的“借”字，源于9月1日安徽省委提出的“借地度荒”策略。按照后来者的记录，当时村民提出的建议是“三包到底、责任到人”，会议主持者山南区委书记汤茂林不置可否，一走了之。他的身份不允许他参与此种策划，便索性装作不曾与闻。第二天在区委常委会议上，汤茂林将“三包到底、责任到人”包装成“四定一奖”。在当时，一个“包”字，一个“ 户”字，均属不许逾越的禁区。

　　“四定一奖”的帽子并未使山南逃脱争议。“黄花会议”刚过去6天，一封状告信——《汤茂林领导10万人到何处去？》——就被转到了万里的案头。万里批示：转省农委调查。当调查者将山南的情况带回省里时，安徽省委大院不亚于炸响了一颗重磅炸弹，干部议论纷纷，有人建议省委发通知，立即纠正肥西的包产到户。

　　这个通知最终没有发下来，确切原因已无从得知，不过到11月，万里对“包产到户”已有明确的认识。11月的一天，他作出结论：包产到户将要迅速地发展起来。当有人提醒他这明显不符合中央文件时，万里说“中央文件的基本精神是加速生产的发展，而不在于一两个具体的条文。最根本的是实事求是。句句照搬文件那还要你这个领导干什么？”

　　这是1978年11月滁县地委书记王郁昭向万里汇报工作时的谈话。此次谈话虽然涉及到包产到户，重点却在滁县的“三个秘密”经验。1978年9月，面对旱情，滁县地委召开四级干部大会，总结经验部署抗旱抢种。来安县、天长县两地的“包产到组”等“三个秘密”经验从基层步入决策者视野。为稳妥起见，王郁昭决定在推广之前，先探探万里的态度。

　　据当时参与此次谈话的新华社记者张广友回忆，万里听完王郁昭的汇报后不仅没有批评他，而且同意他的一些观点，说，既然群众都愿意，就应该允许他们去实践。“包产到组”开始从群众创造上升为政府决策，在滁县试点。“包产到户”虽被认定将迅速发展，但其几度沉浮让万里还是决定对“包产到户”不阻止、不批判、不提倡、不宣传。

　　等到1979年初，“四不”方针已不足以应付安徽“包产到户”的局面了：一份《山南包产到户十大罪状》的材料几乎与三中全会决议的“两个不许”同时送达安徽省委。

　　在1月3日的会议上，安徽省委采取的还是迂回战术，到2月，才使自己的态度明朗起来。2月6日，安徽省委召开常委会议，专题研究肥西包产到户的问题。各种意见截然相反，争论从上午延续到下午。最后，万里定调说：“我主张应当让山南公社进行包产到户的试验……暂不宣传，不登报，不推广，秋后总结了再说。”

　　从迂回到使态度明确，转变发生在短短的30余天内，何种因素促成已无从考究，不过新华社记者凌志军从中梳理的是，1979年元旦刚过，省委书记们便在各地报纸上自说自话的“讨论”，期间安徽逐步不再回避，说道“有了经营自主权，一小块土地没有种上东西……社员和干部就要睡不着觉”，“包产到户”的味道已经十分浓烈。

　　对于这场讨论，农民没有足够的政治智慧去理解，但他们创造了最大的奇迹：从“包产到组”到“包干到组”的质变。按照后来的记录，这个奇迹发生在1979年1月的凤阳岳林大队。

　　1979年1月，凤阳县委书记陈庭元与王郁昭经过一天的密谋，给“包干到组”起了一个名字——“大包干”。一周后，听完王郁昭与陈庭元的汇报，万里吐出这几个字来，“让他搞”，“就怕你不增产，只要增产了，什么都好办。”

　　而此前，在离岳林不远的凤阳小岗出现了一个更大的奇迹——从“包产到组”直接跨越到“包干到户”。尽管此时这还处于“偷着干”的状态，要到1980年2月，万里离开安徽之前才被大众知晓，但等它被知晓时，就彻底改变了中国农村此后的面貌，也彻底改变了中国农民的命运。

　　倒春寒

　　1979年早春，肥西、来安、凤阳等轮番表演后，历史飞速向前运转起来。本来，“包产”、“包干”在任何一个省份里都能见到，但安徽的情况有点不一样。由于获得了制度的认可，“包产到户”、“包干到组”的燎原之势似指日可待。反对意见在重压之下的反弹与争论也已不可避免。

　　新华社记者张万舒详细记录了1979年2月26日肥西的一场争议。争论的焦点是，山南区以外的地区是否必须纠偏“包产到户”。赞成者包括时任县革委会主任、县委书记，反对者阵营中则包括肥西下辖的区委书记、大队书记。

　　最终区委书记、大队书记将县委书记等“重重包围”，占了上风，但不到1个月后，他们连同整个安徽都被卷入另一场更大的争论之中。

　　1979年3月15日，《人民日报》刊登了一封读者来信——《“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应当稳定》，编辑写了一段长长的按语，称“不能从队为基础退回去，已经出现包产到组和分田到组的地方，必须坚决纠正”。写信者叫张浩，所有后来人们称之为“张浩事件”。

　　张浩并不代表自己，“坚决纠正”也不独针对安徽。从凌志军的梳理中可以看出，“张浩事件”目的在于在全国范围发起一场反对“三自一包”的风潮。只是因为1979年早春的表演，安徽站到了风口浪尖，承受着巨大压力。

　　那天清晨，王郁昭正在嘉山调研，忽然喇叭里响起张浩来信，他目瞪口呆。听完后，他跳上了吉普车，径直开回自己的办公室，召集会议商讨对策。多年后，他回忆说，“我的第一感受，坏了，又要折腾了。”凤阳在“张浩事件”发生后的两天内，民情鼎沸，县委已无力将之平息，不得不召开会议商讨对策。

　　“张浩事件”在肥西引爆的是一片反对议论。有的说，辛辛苦苦几十年，一步退回解放前。有区委书记甚至说，在我这片土地上，谁搞“责任田”我枪毙谁。安徽已一片恐慌。

　　当天正在滁县调研的万里，先后到来安、全椒，针对忧虑情绪，明确指出，“挫伤了群众的积极性，产量上不去，农民饿肚子，是找你们县委还是找《人民日报》？《人民日报》也不能管你饭吃嘛……”

　　分管农业的安徽省委副书记王光宇亦赶到肥西，进行安抚，说，“你们照你们的干，我告诉你，万里书记支持你们，省委20个常委也都同意你们干。只要能让农民吃饱吃好，包产到户你们只管干下去，不要怕。”

　　到3月中旬，安徽省委向全省发出八条紧急“代电”，要求各地不论实行什么样的责任制，都要坚决稳定下来，集中精力搞好春耕生产。同时，安徽省委组织省农委的同志给《人民日报》写了一篇题为《正确看待联系产量的责任制》的来信，申述“包产到组”既不改变所有制性质，也不改变基本核算单位，不违背党的政策。3月30日，《人民日报》头版刊发了这封信，同时也配发了按语，承认“张浩来信”及按语中有些提法不够准确。

　　“张浩事件”至此方告一段落，但争论才刚刚开始。包括“张浩事件”在内，贯穿1979年的这场大争论其实是1 978年真理标准大讨论的继续与深化，无论其激烈与深刻的程度，还是波及的范围，都是空前的，因为其直接冲击的是人民公社体制。

　　在争议中前行

　　1979年由春到夏的这段日子里，报纸已经不再发表来信像张浩那样批评“包产到组”，可是还可以发表来信批评 “包产到户增加了工人的后顾之忧。”厂长说家在农村的工人已经不安心生产；军官说家在乡下的战士整天心神不安；教育部说教师都去包田、学生都去种田，百年树人之计休矣。

　　除了报纸，凌志军还收集了一系列细枝末节的小事，以记录争论的脚步：

　　在河南，一首顺口溜成了当时反对“包产到户”的战斗口号：耕地累死牛、用水打破头、拖拉机不用了、大片土地成了花布头。这是一个县委书记的杰作，对大多数官员来说，每一句话都在他们心头留下了极大的震撼。

　　在安徽，1979年夏同样诞生了一个讨伐“包干”的檄文，作者开列十二条当时农村的景象：集体干分掉了、人心干散调了、干部干瘫掉了、耕牛干死掉了……此文上达京城，令人触目惊心。农业部一位副部长惊道：“我的天啊！这些农民正在干什么啊！”这种情绪很快就传染开来，几位专管农民计划生育的官员联合签名提出一个报告。他们抱怨道：“这下可完了。过去谁不结扎我扣她的粮食，现在，粮食在人家自己手里，他就是生出一个排来，有什么办法？”

　　当时来安县委书记王业美成了全国集中批判的靶子，火车、汽车经过来安附近时，车身上都被贴上了斗大标语：“坚决抵制安徽的单干风”。在肥西，一条来自邻县的著名标语写道：“筑防风墙，修拦水坝，坚决抵制肥西单干风。”

　　1979年6月，万里在参加五届人大二次会议期间向邓小平汇报了安徽推行的责任制情况及来自各方面的压力。邓小平听后指出：“不要争论，你就这么干下去。”安徽的确埋下了头，但是否争论已由不得安徽了，凌志军在梳理了1979 年4月到7月各地的党报后断言“阵线就这样分开了”。

　　到1979年秋冬，批评之声并没有因为“包”的增产效果有所减少，反而由于事情进一步暴露而大大增加。在这种压力下，7月16日，肥西县委发出第46号文件，规定“不许划小核算单位、不许分田单干、不许包产到户”，“要把包产到户的重新组织起来”。此后，县委召开了三级干部会，要求各级干部以党籍做保证，立即纠正包产到户，并强令山南区委举办公布学习班，限期纠正包产到户。

　　尽管在8月3日安徽省委常委会议讨论后，肥西重新发文称“允许多样化、不搞一刀切”。但仅此一件，就不难窥见当日局面的混乱，用当时肥西县长的话说，“1979年，有20多位中央党政机关领导人与全国23个省市负责人，来肥西考察包产到户，有的点头，有的摇头，搞得我摇摇摆摆不知怎么走。”

　　再过不久，万里将离开安徽的消息开始流传了，局面更显混乱，改革者需要一步一回头确定他们的目标。

　　最后的拉锯战

　　1980年1月3日，离万里上调中央还有不到两个月，距万里来到安徽则已两年有余。相较1977年6月万里初到时的情形，安徽已经成为了改革的急先锋。但如上所述，改革到了需要再次确定自己目标的时候了。

　　从1979年12月起，万里为“包产到户”做了多次讲话。12月1日，他在省军区第六次党代表大会上指出，“ 责任到户的生产责任制是搞社会主义，不是搞资本主义。”“革命是为了解放生产力，我们衡量各种劳动组织形式、计酬方法好坏，只能有一个标准，就是看它是否促进了生产的发展。”12月25日，他在省人代会上指出，只要坚持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按劳分配，收入越多越好，群众生活改善的越快越好。

　　不过，这些尚不足以保证万里离开之后，安徽能在混乱的局面中按现在的路线走下去。大家都在等着万里最后的定夺，也在等待着最后的拉锯战。

　　1月3日，安徽农村工作会议正式召开。会议虽然由万里主持，但开始时万里并未做长篇讲话，只是说，“进入80 年代的第三天开这个会，请大家结合两年来的实践，共同商讨能否找出一条正确发展农业的路子和政策。”

　　话音刚落，一场围绕双包的争论顿时而起。赞成者说，“经过一年多的实践证明，队不如组，组不如户，凡是包到户的都是增产增收。有人说这是单干，单干又怎么样？它只是劳动单干，根本不改变社会主义性质。”反对者则提醒，“对双包不能绝对化，说好就一切都好，难道滁县的问题还少吗？”

　　当时，安徽省委为会议准备了一个总结草稿，提交大会讨论修改。对这个总结草稿，赞成的、反对的大有人在。反对者认为，“总结草稿是复辟宣言书，要查查是几个什么人起草的”。甚至提出“要改组大会秘书组”，可见会议争议的激烈程度。

　　争论中，双方都想万里给“包产到户”一个明确的说法。反对者说，“下面干部认为万里同志说‘两个也可以’，正是中央文件上讲的‘两不准’，所以才口说不敢见文字，实际是耍滑，说明自己也怕。”赞成者建议，“包到户就是包到户，既不要说搞两三年，更不要羞羞答答地说责任到人，要彻底解放思想。”其中最有名当属王郁昭的提议，“给大包干报个户口吧，承认它是社会主义生产责任制的一种形式。”

　　一个星期的会议，就在这种互不相让中结束。

　　1月11日，拉锯战的最后时刻来临，万里力挽狂澜，在总结发言中指出，“‘包产到户’不是单干，而是责任制的一种形式。”并风趣地说，“包产到户不是我们提出来的，问题是已经有了，孩子已经生下来了，他妈妈挺高兴，哎呀，可解决大问题了，你不给他报户口，行吗？那天王郁昭同志说了，孩子挺好的，给报个户口吧……”

　　这意味着“包产”与“包干”已经超越了农民源自本能智慧的创造，以及局部范围的试点，开始演变为具有全省性的改革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