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瞭望》文章：粮食生产60年变迁

　　任何时候都不能违背客观规律，做任何事都要看符不符合实际情况，老百姓接不接受，民意不可违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唐敏

　　“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五谷者，万民命，国之重宝”，粮食是人类赖以生存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资料，是关系国计民生的特殊商品，是一国国民生存和发展的根本。也因此，国内外学术界和官方对粮食安全问题的讨论从未间断过。

　　回望1982-1991年十年间，中国粮食产量每年增长8%，成为世界上最大粮食生产国。其中，1984年全国粮食产量历史性地突破了8000亿斤，正是在这一年，中国政府向世界粮农组织宣布，基本解决了温饱问题。

　　用占世界不到10%的耕地和5%的淡水资源，中国解决了占世界22%人口的吃饭问题，成就举世瞩目，时任农业部部长的何康于1993年因此获得“世界食物奖”。

　　纵观新中国60年的粮食历程，几起几伏，粮食总产量从1949年的11318万吨增长到了2008年的52850万吨，大幅度的增长背后，既有浮夸风带来的惨重教训，更有改革的成功经验。

　　从1949年担任上海市军管会农林处处长、华东军政委员会农林部副部长，到后来的农业部热带作物司司长、广东农垦总局副局长，再到1978年开始担任农林部副部长，1983年至1990年担任农牧渔业部、农业部部长，何康一生献身农业，倡导改革，推进农业开发、商品粮基地建设与农业科教推广工作。

　　本刊记者特别采访了已是86岁高龄的何康部长，听他讲述所亲历的新中国农业与粮食的变革。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历史功绩

　　1978年12月18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拉开了农村改革序幕。在此之前的11月24日，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18位庄稼汉，甘冒坐牢杀头的危险，立下保证书，按下鲜红的指印，率先实行“大包干”。

　　在这一年的1月，何康从广东农垦总局副局长调任农林部副部长。刚就任，他专程赴山东荷泽地区的县、乡、村直至农户，进行调查研究，以掌握第一手资料。

　　在此之前的28年里，1949年至1952年何康先后担任上海市军管会农林处处长、华东区财委农林水利部副部长、华东军政委员会农林部副部长。他回忆当时，“百废待兴，首先面对的是粮食、副食品短缺，要解决人民的吃饭问题”。为了迅速恢复农业生产，何康到苏北、山东、福建、江苏、浙江等地，与各省农业部门协同工作，“当时社会各界人士均为恢复农业生产出钱出力，时任上海市副市长的申新纱厂老板荣毅仁专门拿出美金进口肥田粉(硫酸氨)，增加粮食产量”。

　　从全国来看，粮食生产在迅速恢复中，到1956年，全国粮食总产量从1949年的1132亿公斤达到了3855亿公斤，人均占有粮食310公斤，比1949年的209公斤提高101公斤，这是全国农业恢复与发展最好的时期之一。

　　另一方面，从1953年全国开始农村互助合作运动，在耕地私有基础上成立了互助组和初级合作社。为保障粮食购销供应工作，这一年开始实行粮食农产品统购统销政策，粮食在政府的集中统一控制下实行计划调拨供应；两年之后，1955年8月建立粮票制度，凭票供应粮食。

　　1957年全国基本实现了从初级社到高级社的转化。接着，1958年全面实现了公社化。在这一制度下，农民刚刚分到的土地、耕牛、大农具全部收归公有。中央制定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简称“农业六十条”，规定人民公社“三级所有、(生产)队为基础”。

　　也是在这一年，国家调整了“二五”计划指标，将粮食产量指标从5000亿斤提高到7000亿斤，并提出农业要“以粮为纲”。

　　这一时期，受“大跃进”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影响，粮食生产效率低下，粮食产量下降，加上自然灾害，全国粮食供求关系紧张。

　　“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六亿人民的吃饭问题始终是党和国家领导人最感重要和紧张的问题，几乎逢会必讲粮食”，何康说。

　　尤其是最困难的1960、1961年，粮食告急的报告不断送到周恩来总理、李先念副总理的办公桌上，从1961年起我国开始由粮食净出口国变为粮食净进口国。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就是在这种粮食严重短缺的历史背景下召开了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

　　回忆当年，何康仍然记得1966年12月，周恩来总理特邀他和广东农垦领导干部到中南海去谈工作、留他们吃饭的事：桌上的主食有好几样，可样样都是小米、玉米、高粱米等杂粮做的。

　　一面是“放高产卫星”、“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粮食亩产量层层拔高；一面实际上是生产力和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被严重破坏，“直到中国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粮食生产才出现历史性的转机”，何康说。

　　但在当时，即使到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反对包产到户的声音仍然很强烈。三中全会的文件中，对包产到户仍然是“不许”，只同意实行“包产到组，超产奖励，专业承包，超额奖励”，有相当多的干部到1979年仍然坚持集体化的观念，当时各省领导之间展开了“阳关道”与“独木桥”的争论。

　　“岂止争论”，何康回忆说，“有的同志担心包产到户会造成‘革命几十年，一夜退回到解放前’。但其实，解放前的地主是按耕地来获取收益，解放之后农民是按劳动来分配收益，本质是不一样的。”

　　“包产到户”全称是“集体土地承包到户后实行联系产量计付报酬的生产责任制”，简称联产承包责任制，“解决的是农民生产积极性问题”，何康解释说，“生产队以工分计算劳动所得，但在记工分的过程中，由于没有形成制度化，往往牵扯到七大姑八大姨等各种关系，难以做到公平。所以，当时担任安徽省委书记的万里同志提出‘大包干大包干，直来直去不拐弯，交够了国家和集体的，剩下都是我自己的’。”

　　“先是责任制，后是联产承包，交够了国家的，满足了集体的，剩下的都是自己的”，这样就“理顺了生产关系，明确了多劳多产多得，稳固了粮食生产”，何康说。

　　“从吃大锅饭到大包干的实践，有一个原则值得谨记，就是一定要把生产劳动与其所生产的成果联系起来，多劳多得”。何康指出，“还有就是要分清责任，如果不好好干活的话，肉烂在锅里，好坏都是自己的；另一方面，在联产承包之后，又带来了如何保证多劳多得的问题，所以实行了超购加价政策，这样农民才愿意多下农本，多增产，多增收，这一点农民是算得很清楚的。”

　　大包干开始后，一直有不同意见，当时的争论实质是包产到户究竟是姓社(会主义)还是姓资(本主义)的问题。何康表示，“‘包产到户’并没有改变集体组织仍作为统一经营、统一分配的经营主体地位，没有改变耕地等基本生产资料的集体所有制，只是改进了分配的原则与办法，但它比以往的统一劳动、评工计分更能体现按劳付酬、多劳多得的原则。”

　　为了平息争论，更为了稳定当时的农村和农业政策，从1982年到1986年，中共中央每年出台一个关于农村与农业改革的战略性文件，即5个一号文件，不断把农村改革引向深入。

　　1982年的一号文件明确指出包产到户、包干到户或大包干“都是社会主义生产责任制”，同时还说明它“不同于合作化以前的小私有的个体经济，而是社会主义农业经济的组成部分”。

　　1983年《当前农村经济政策的若干问题》从理论上说明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在党的领导下中国农民的伟大创造，是马克思主义农业合作化理论在我国实践中的新发展”。

　　1984年《关于一九八四年农村工作的通知》强调要继续稳定和完善联产承包责任制，规定土地承包期一般应在15年以上，生产周期长的和开发性的项目，承包期应当更长一些。

　　也正是在1984年，中国的粮食产量历史性地突破了8000亿斤(4亿吨)，比1978年高出2000亿斤，何康在这一年的世界粮农组织大会上，代表中国政府向世界宣布，中国基本解决了温饱问题。

　　在这之后的1985年《关于进一步活跃农村经济的十项政策》，取消了30年来农副产品统购派购的制度，对粮、棉等少数重要产品采取国家计划合同收购的新政策。

　　第五个一号文件是《关于一九八六年农村工作的部署》，肯定了农村改革的方针政策是正确的，强调了要进一步摆正农业的基础地位，大力改善农业生产条件。

　　粮食生产必须符合客观实际规律

　　在大跃进的年月，作为司长的何康到全国各地调查。在天津，一位当地领导告诉他，埋了一头死猪在小麦地里做肥料，以增加产量放卫星。“也不管会不会把根呕烂，”何康至今记忆犹深，“不掌握科学规律，认为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

　　“当时的观念没有转过来，把什么都用到极限，肥料100斤不够，就用200斤，不行再加。对我来说，这成为非常好的反面试验教材，终生受用，‘行事有变，物极必反’，做什么都不能无所不用其极”，何康说。

　　“物质生产不是人有多大胆，地就能有多大产，主观、唯心是不行的。大跃进中不讲科学的做法，浮夸风在粮食问题上的教训太深刻了”，何康表示，“当领导任何时候都不能违背客观规律，做任何事都要看符不符合实际情况，老百姓接不接受，民意不可违。”

　　“到底如何以全世界不到10%的耕地养活全世界20%左右的人口，”何康回忆当时，“必须实事求是，首先必须摸清家底。中国到底有多少耕地，交税时越说越小，要补贴时又会越报越大；有的地方是上报与实际两本账。我建议开展全国农业资源调查和农业区划工作，特别是要摸清耕地的数量与质量家底，当时农委主任万里同志非常支持。”

　　“一要搞清数量，二要分清质量，将全国的耕地按质量分等划级；另外，还有水、可垦土地、草原、森林、生物、气候等资源的情况，全国不同区域有不同的特点”，何康说。

　　1979年7月，召开了全国农业资源调查和农业区划工作会。在会上，何康引用大量数据，着重说明再不能满足于“地大物博”那个笼统的概念。要发展农业，首先必须摸清家底，掌握全国土地、气候、生物、水等一系列的自然资源以及社会经济条件的基本情况，区划不同类型，以更好地因地制宜，按自然规律和经济规律安排措施指导生产。也只有掌握了全面的资源情况，才能扬长避短，发挥优势，有针对性地、分层次地进行农业区划，建立商品粮、棉等基地，培养相应的人才。

　　会后，成立了全国农业区划委员会，何康兼副主任。历届农业区划委员会主任有王任重、万里、宋平、陈俊生等。这项工作集合了国家各个部门的力量，最后几乎覆盖了全国大部分的县，历时二十余年，一直延续至今。

　　“要保证粮食生产，另一关键是农田基本建设，通过平整土地，我们测算可以增加10%左右的耕地。”何康说，“而且中国的耕地真正能旱涝保收的不到30%，水利建设对中国农业生产至关重要。”

　　中国农业自古以来主要是靠天吃饭，自然灾害频繁。“国家兴修大型水利设施是非常重要的。”何康指出，“例如，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因为胡佛坝的修建，成就了一片绿洲。像我国的南疆地区，有很多高山雪水，应通过兴修水库，发展农业。”

　　从1970年代初期起，为机械化耕作做准备，全国进行了着眼于建设大田大地的农田基本建设。在“农业学大寨”的背景下，全国更掀起了一个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和农业机械化高潮。平整土地、治河修渠、坡地改梯田、治理盐碱地、打井抗旱、兴建水电站，客观来看，取得了重要成绩。

　　时至今日，何康回忆道，“大寨的苦干精神是值得学习的，但农业生产不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而是科学问题。1978年中美开展农业交流，我特别请郭凤莲参加了赴美的中国农业代表团，看看美国的农业是什么样的。”

　　粮食安全要靠科学技术

　　“就中国的资源条件看，粮食安全要靠科学技术”，与他担任农业部长时曾经指出的“提高粮食单产，保障粮食安全，一靠政策、二靠投入、三靠科技，但最根本的还是要依靠科技来解决”一样，对今天的粮食生产，何康依然强调科学。

　　1978年3月28日，时任农林部副部长的何康在全国科学大会上发言说：“只有把农业学大寨、农业机械化和科学种田紧密结合起来，尽量采用先进的科学技术，才能促进中国农业高速度发展。”积极推进农业科技正是何康获得“世界食物奖”的重要原因之一。

　　首先是种子技术。在中国的粮食增产中，优良品种起着重要的作用。1973年，袁隆平正式宣布“三系法”杂交水稻诞生，拉开了中国水稻大增产的序幕，平均亩产增加20%，每年增产的稻谷可以多养活5000万人；创造了夏玉米单产世界纪录的李登海，也是这个时期开始进行杂交玉米研究的。在良种良法的影响下，全国粮食单位面积产量有了显著的大幅度提高，1978年与1957年相比，产量由每亩98公斤提高到169公斤，增产了7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