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看上世纪80年代的大邱庄移民潮，很像美国上世纪40年代的德克萨斯。人们因为发现金矿的存在蜂拥而至，最后建立起现代化的城镇。

　　大邱庄不是大邱庄人单枪匹马建出来的，持续到本世纪的农民工潮让这座镇子有了多元化的气质存在——除了高度工业化项目的蒸蒸日上，东北菜亦影响这着普通人的生活。

　　大邱庄的原住民，退出工业化早已是几年前的事情。现在一线劳作人员大部分是外来人口，他们是这个镇子得以领先的助推器，为中国改革开放后的移民做出了走向富裕之路的脚注。

　　一张文凭分割的办公室生活

　　刘伟林坐在8平方米办公室里，两张桌子、两张沙发、一个文件柜。墙上贴着一张纸。“非本单位或与工作无关不得使用”，底下是一台复印机。刘伟林如果不动，这间屋子静得就像没有人一样。

　　这是尧舜集团的一家泡沫厂，坐落在大邱庄的“郊区”，当地人管这里叫“开发区”。从镇上开车几分钟就能到达，穿过堆满钢材的厂区，大邱庄淡蓝色的空气逐渐消失，“开发区”被围在一片玉米地当中。

　　刘伟林25岁，办公室在三楼，和公司老总的办公室在一层，负责行政工作。

　　下午3点多，他电脑上的QQ隔一会就发出“嘀嘀”的响声，他说一些工作上的事情，可以通过网络联系，“这也算是先进化的一种吧”。

　　他是大学生，毕业于郑州某大学法律系，之前的高中和初中都在哈尔滨上的，那是他的老家。

　　他说自己算是三分之二个大邱庄人，因为父母属于镇子上的第二代移民，1992年从哈尔滨来这里务工。那时哈尔滨移民大邱庄的大潮已经形成规模，最早能追溯到上世纪80年代初。

　　刘伟林一家有着典型的移民特征——父母在镇子的工厂工作，孩子在老家上学，刘伟林大学以前的记忆还是在哈尔滨，可大学毕业之后就回到大邱庄工作，在他看来，这里没有城市那么大的压力，却比城市有前途，“在这里做企业员工，即便是普通工人，大多收入都比城里高。”

　　文凭给了他还算不错的待遇，一间办公隔开了“体力工作者”和“脑力工作者”的生活常态。厂子里的“体力工作者”都挤在一楼的一间屋子里，那里只有几张长凳和数个烟灰缸，里面的人大多也是外地务工者，有些人刚卸完货进屋，满身大汗。

　　有的时候，刘伟林也很羡慕他们。一楼烟雾缭绕的屋子里，一些人是有“手艺”的，刘伟林觉得焊工或者钳工都是靠“手”吃饭，他也想学一门手艺活，因为，“在工业化的乡镇手艺更吃香”。

　　以前是打工者 现在是小老板

　　58000人，这是大邱庄外来人口的数字，占全村总人口的77%。他们大多来自东北。哈尔滨人数最多，有将近25000人，其中克东县占了15000人，剩下的分别来自青冈县和其他一些地区。在2008年的一些统计中，外来务工者成为镇子的主力军。

　　“以前是打工的，现在很多做了小老板。”一家东北菜餐馆里，老板说出这句话时满脸笑容。她指了指对面的台球厅，“那是内蒙古人开的，也做得还算不错。”

　　在外地人眼里，从一个村镇“转移”到另一个村镇，最多算是移民，但到了大邱庄，更多的人甩掉“外来务工”的帽子。

　　菜馆的老板叫李珍，1996年为“淘金”来到大邱庄。她的亲戚们现在还在东北，她和丈夫每年回去一次。

　　李珍的孩子也在哈尔滨。她想过，孩子读大学一定要到这边上，“我寄希望于天津能给我孩子一个好前途。”

　　菜馆才开业四个月，早些时候，李珍一家都在大邱庄做建材。大邱庄镇子上几乎没有平房，上世纪90年代末期开始兴起的精装修风潮，让这一家东北人瞄准了建材市场。

　　2008年年底，经济危机爆发，李珍的建材生意急转直下，做得越来越困难，最后她决定在香港街租下一间门脸卖东北菜。“东北人这个市场总是有的，短期之内不会消失吧。”

　　香港街上还有不少外地人开的店铺。1997年后，大邱庄长期以来的集体制度式微，私营经济和个体户开始涌现——服装、餐厅、理发店、网吧，这条大邱庄的“南京路”已经成为外地人的生意据点。外来打工者开设店铺成为业主再雇佣其他外来打工者，几代移民就是在雇佣与被雇佣间产生交集。

　　“准城市化”生活的诱惑

　　与刘伟林不同，李珍一直希望能干出个样子，然后回家“养着”。但干成什么样才叫有样子，李珍想了半天也说不好。

　　“就是赚一大笔钱吧。”她说。

　　李珍的丈夫，现在还在做着建材的生意，虽说赚不了多少钱，但是也不至于赔钱。之前他在津美集团做工人，但他更看重个体私人经济的前景，于是执意决定要“下海”经商。

　　“有一段时间，特别是改制那会儿，大多数外地人都留下了，人们开始寻找商机。”李珍注意到，一些人承包了村里的田地，重新开始务农。

　　但是，大部分人不愿意做这份工作，因为“看起来太乡下了”。

　　更多的移民是因为当初看好了大邱庄的工业基础和“准城市化”的生活条件，他们想甩开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一些人还想以大邱庄为跳板，在这里练就一身本事，然后去天津市里谋生。

　　“总之，不能再当农民了。” 刘伟林也这么说。在他看来，考大学就是为了扬眉吐气。

　　他的父辈们经历了上世纪90年代初期四大集团最为辉煌的时期，加上那一代人踏实的作风，很希望他能够在其中一个厂子谋职。

　　“我现在的状况很让他们满意。”

　　但刘伟林的话语里还是透露出希望能出去“闯闯”的想法。可现实是，他琢磨怎样能尽快在镇子上买到一幢房子， “我希望能得到大邱庄身份，这里工作方便，若是结婚，也要落脚在这里，毕竟镇子有很好的基础，我以后的发展，这里都能为我提供便利的条件。”

　　几代外来者的身份认同梦

　　刘伟林现在有很强烈的身份认同感，和镇子上的大部分外地人一样，身份认同成了大邱庄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更多的人认为自己“就是大邱庄人”。

　　2008年大邱庄的一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中，乡镇企业职工一共为13672人，这其中“大部分都是外地人”，而在镇子上从事传统农业劳动的仅为100人，他们“基本都是外地人”。

　　这些外地人组成了大邱庄强大的“外援团”。有报道称，仅哈尔滨克东县向大邱庄输送的外来劳动者，年创收就达3亿多元。数字在李珍、刘伟林和其他外地人眼里更是实际的话语。多数的外来人口都希望能通过自己的努力进入工厂的决策层和管理层，从而脱离壮劳力的名头。

　　“本地人能提拔使用的都得到了提拔使用，实在提不起来留在一线劳动的不足5%。”刘伟林算是幸运的，大学毕业的文凭让他能坐上“三楼”的办公室，不至于起早贪黑地在院子里折腾，一些外地人的孩子大学毕业后也像我一样回到镇上，寻找更好的工作契机。

　　“白领，”李伟林说这个词的时候顿了一下，“一个农民进城先当蓝领工人，可能要经过几代人的奋斗，才有可能当上白领职员，可是大邱庄大批农民‘泥腿子’，仅仅几年或一、二十年的工夫，就进入了白领阶层。”他说这可能是大多数外来务工者能留下来的原因，“即便在城市里，这也算是快的了。”

　　2005年的时候，大邱庄成立了天津黑龙江农民工联谊会，通过努力，静海县及大邱庄一些学校对农民工子女的一些不合理收费得到了纠正。

　　新的户籍政策也得到了启用——本省户籍证明、暂住证、企业务工证明、街道租房证明，凡持有“四证”的农民工子女均可享受天津市市民同等待遇。

　　这算是大邱庄外地人的喜讯，他们离“大邱庄身份”更近了一步。

　　再改革一次，大邱庄！

　　对话天津社会科学院城市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经济学博士蔡玉胜

　　《大众生活报》：您认为，目前中国的农村工业化道路到了一个什么水平？

　　蔡玉胜：从2005年以后，农村改革就已经开始走新型工业化道路了。最初的理解是用信息化改造工业化，后来变成用科学发展观来指导工业的发展，实际上就是剔除那些高能耗、高污染的粗放型工业增长模式，取而代之的是集约化的发展模式。

　　《大众生活报》：大邱庄的工业化发展能否作为一个农村工业化的一个典范？

　　蔡玉胜：实际上，从全国情况来看，大邱庄也不算是个例，但在一段时间内确实是典范，尤其是在北方，大邱庄确实是敢为天下先的。但现在来看各地农村追赶的势头是很快的，所以大邱庄现在需要加速度。别人太快了，而且发展得很科学。

　　《大众生活报》：您觉得近10年大邱庄发展过程中遇到的瓶颈是什么？

　　蔡玉胜：生产结构单一。虽然工业的发展让大邱庄在很短时间内实现脱贫，并且维持较高的生活水平，但确实是不可持续的。

　　《大众生活报》：如何解决？有什么建议？

　　蔡玉胜：大邱庄下一步的重要事情，还是要想方设法充分利用品牌优势和比较好的发展基础，产业要做一些适当调整。

　　此外，大邱庄离团泊新城、水库也比较近，要利用这一地理优势，试着发展一些农村旅游产业。

　　现在周边农村的规划已经非常全面了，一产、二产、三产发展非常和谐，而大邱庄还主要依靠是粗放型的第二产业，将来应该考虑把第三产业发展起来，另外，第二产业的钢铁初加工也要考虑向升值的方向发展，要考虑逐渐向成品化产品发展。

　　《大众生活报》：大邱庄工业发展中，哪些问题还需要注意？

　　蔡玉胜：大邱庄是全村炼钢，整个镇子就像是一个大的产业园，这么大一个产业园，它的治理、治污能力有多大，很值得研究、改进。

　　而且大邱庄的很多中小型企业厂房就在镇中心，与生活区的区分不是很明显，环境保护迫在眉睫。

　　《大众生活报》：环保的具体建议呢？

　　蔡玉胜：我建议大邱庄应该把现在的大中小型企业整合一下，在生产流程、产业布局上也会做个规范，环保标准可能也会提高，对污染的治理也会好一点。

　　另外，如果有必要的话可以根据整个静海县的规划，把部分大邱庄的工业企业往大的工业园区搬迁集中，这就不能仅仅局限于一个乡镇的发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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