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瞭望》文章：时代呼唤“开放式”党建

　　新时期基层党建应打破分割、统筹发展、开放共享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

　　黄豁 代群 季明 郭奔胜

　　随着我国社会利益格局调整和社会结构发生深刻变化，沿用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传统党建方式面临着新挑战。《瞭望》新闻周刊日前走访调研了解到，许多地方通过体制和机制创新统筹党建资源，探索“开放式”基层党建新机制，打破地域、时空的界限和党组织间的壁垒，促进各种要素间的流动，有利于激发党组织的活力，初步形成资源共享、优势互补、相互融合、协调发展的基层大党建格局。

　　传统党建的基层新困境

　　受访专家指出，中国共产党是通过武装斗争取得政权的党，有几十年的军事斗争历史，因而在党的建设上，有一套与开展革命斗争的环境、条件相适应的体制、机制、活动方式和方法。取得政权以后，根据环境和条件的变化，在党的建设领域作了一些新的探索。但总的说来，这些探索与计划经济是分不开的。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下，传统的基层组织设置、党员教育管理方式、党内活动形式都需要与时俱进，实现由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转变。

　　梳理受访专家的分析，传统党建面临的新挑战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传统的教育内容、方法不适应市场经济的变化。过去对党员教育的方式主要体现在“三会一课”上，教育的形式也大都是通过会议、报告等载体来实现，措施上主要是通过党团活动日来实现，由于经济成分的多样化，党员流动加大，职业千差万别，再利用整齐划一的时间，集中进行理论学习，的确有一定困难。在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利益关系更加复杂，影响人们思想观念的渠道和因素明显增多，对党员进行教育和管理的难度不断加大。

　　二是基层组织的设置面临新的挑战。由于经济组织的多样化，社会组织形式的多样化，企业经济成分增多，原有的单纯国有集体企业的行政格局被打破，党组织的设置没有与新经济组织的设置同步，不少新经济组织没有党团组织，没有工会组织。

　　三是党员管理、教育、监督也面临新的挑战。由于流动党员大量增多，党员分布构成区域拓宽。职工党员既有在岗职工、又有下岗职工、退离休职工；既有国有企业的党员职工，又有集体股份制、私有和个体工商业者的党员职工。不少企业每月开一次会都比较困难，尽管一些企业对流动党员采取了一些新的措施，如发流动党员证，采取就近学习等，但由于多种原因，收效甚微。有的地方甚至出现了长期不参加组织活动，长期不交党费，长期不做党组织分配的工作的“三不”党员。

　　中央党校教授王长江说，在当今信息传播技术高度发达的时代，民众对表达途径和信息获取渠道的选择多样化了。人们既可以通过执政党来获取信息，表达利益、愿望、要求，也可以不通过执政党，而通过传媒来实现这种沟通。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仍沿用过去的套路，对民意和其他信息的感受不灵敏，传递不准确、不及时，那么，人们对执政党的信任就会迅速下降，对执政党的能力表示怀疑。一些大党老党失去执政地位，很大一部分原因，是由于其长期依赖传统的沟通手段，而后起的反对党则更能利用现代沟通手段争取公众的认同。

　　由分割到统筹变封闭为共享

　　重庆，中国西部唯一的直辖市，也是一个不像直辖市的“另类”直辖市：集大城市、大农村、大库区、大山区为一体，二元结构矛盾突出。3100多万人有80%在农村，直辖之初的农村贫困人口高达366万。

　　据本刊记者了解，这种城乡二元割裂也同样体现在党的建设上：城乡党建分割突出，城乡党建资源不能相互流动，城乡人才资源配置不尽合理……为构建统筹城乡基层党建新格局，重庆自2007年以来，推进城乡党建观念、资源、工作“三大统筹”。打破过去按照单位和地域设置党组织的传统方法，根据生产力布局和管理对象的流向，来设置基层党组织。推行村村联建、村企联建、村与社区联建，使党的组织设置、功能定位、运行方式与城乡统筹的形势相适应。目前，重庆市共建立城乡联合党组织2780个、各类产业党组织6517个、跨区域建立党组织262个，依托互联网建立了网络党组织1108个。在城乡党组织“共建”的基础上，重庆还力求实现城乡党员的“公管”，城乡群众的“共帮”，城乡党内激励关怀的“共享”和城乡基层组织的“共进”。

　　不仅仅是重庆，近年来，许多地方都在探索统筹党建资源的方式，在城乡党建、社区党建、“两新”党建等多个领域打破人才资源、组织资源、教育资源等党建资源分布不平衡，力求党建城乡之间、区域之间、主体之间的要素流动，构建城乡一体，上下联动，资源共享的党建新格局。

　　在上海浦东新区，各种价值观念碰撞，各种所有制并存，多国文化交汇。开放带来的先发效应使大量的“两新”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发展。早在2000年，浦东新区就已有各类新经济组织1.8万家，新社会组织460多家。面对这一新的形势，浦东党建工作从跨行业、跨地区、跨所有制的“支部建在楼上”到“总支建在片上”，并延伸到“布点划片”，通过合理划分范围，在片区建立稳固的党组织，并由上级党组织派出党群工作者进行管理，把“两新”党组织和党员有效地纳入区域党建组织管理网络，以“两个不变”(片区党组织、党群工作队伍)应对“两个多变”(“两新”组织、党员队伍)。

　　用开放的党内活动激发组织活力

　　一名基层的组织部部长对本刊记者直言不讳地说，当前党内活动的封闭、机械、呆板，缺乏活力和吸引力已到了非变革不可的地步。不少党组织的组织生活就是找几个党员轮流读文件、念报纸，大家发言也多是“正确的废话”，然后就是吃顿饭，打牌娱乐；有钱的单位就打着“过组织生活”的名义外出旅游。同时，党员只能在本支部接受教育、参加组织生活、开展民主评议。如果这个支部的组织生活开展得很糟糕，支部党员也别无选择；如果这个支部的组织生活很吸引人，也只能是这个支部的党员独自享受。党的组织资源得不到整合，党内信息不能够共享，党员积极性难以调动，党组织吸引力逐步减弱。

　　多位基层干部反映，在机关党建领域，这种情况尤为突出。不少地方的机关党建还停留在传统意义上的“院墙内”党建。看起来组织活动基本上没有间断，但总是里面“热热闹闹”，外面“冷冷清清”，基层没有感觉，群众没有感知。东部省区的一名机关党委副书记说，现在机关党建总体来看缺乏活力，仍是关门抓党建、闭门讲奉献、守门搞服务，党建工作体内循环。机关党委定位也很模糊，变成机关的一个部门，行政领导思想上也把机关党委当作一个处室，党组织很难开展工作。比如领导干部的民主生活会，有多少领导能坚持参加？就算来参加了，质量又如何呢？领导干部能否把身份降为普通党员？

　　为打破困局，各地都进行了有益的尝试。重庆大渡口区从变革组织生活的模式入手，引入竞争机制和开放机制，采取组织生活“招投标”和公示制度。在公开征集和确定组织生活的主题基础上，向基层党组织进行公开招标，上级党组织对“中标”的党组织给予必要的工作经费等方面的支持，并向广大党员和社会公布。党员凭“党员电子活动证”即可参加任何一个党组织的组织生活。

　　本刊记者日前在大渡口区房管局党总支与平安社区党委联合举办的“开放式党员专题组织生活会”上看到，职能部门、街道、企业、社区的党员、入党积极分子、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群众代表济济一堂，围绕“城市危旧房改造”这一热点难题问题发表看法，并就党员如何关注拆迁中的民意、民情、民生问题，及在危旧房改造中发挥作用进行探讨。在近3个小时的会议中，气氛很热烈，没有空话、套话，只有思想的交锋和观点的碰撞。平安社区党员徐国文认为，开放式组织生活会在内容、对象、程序上全面开放，不分机关企业，党员可以自由选择参加，这就实现了党组织优势互补、能者多管的目的，大大增强了党内活动的吸引力，让每个党员对组织生活充满期待。

　　当前，不少地方都在进行“开放式基层党建”的探索。江苏省苏州市把党员服务中心作为新时期服务党员群众的有形载体来建设，在服务形式和服务功能上进行完善和创新，大力推行社会化服务，扩大党员服务中心的辐射效应。在服务对象上，党员服务中心在坚持面向党员和党组织的同时，还向社会群众和驻区单位开放，主动通报有关情况，了解他们的愿望和要求，热心为他们提供服务。在服务内涵上，不断拓展服务空间，尤其为失业和困难党员、群众提供再就业技能培训、再就业信息和介绍就业岗位等帮困服务。

　　要变“小圈圈”为“大循环”

　　新时期基层党建应打破分割、统筹发展、开放共享，已成为众多基层党组织和党员的共识，不少地方都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进行了有益的党建体制机制创新，形成了“开放式党建”的态势。但是，本刊记者调研发现，还是在各自的“小圈圈”内搞开放，搞探索，与其他地方的党建工作无法贯通。受访的部分党建专家和基层干部认为，要实现基层党建的更大突破，还应在更高层面作出制度性安排，构建全国一盘棋的开放式大党建格局。

　　近年来，各地都在借助现代网络信息技术变革传统的党员组织管理、党内活动、党员教育学习模式，探索开放式的党员管理新机制，在局部地区效果都很好。比如，一些地区为在册党员和流动党员制作了“党员电子活动证”，党员在区内凭“党员电子活动证”可参加任何一个党组织的活动。但是，这样的无障碍的开放仅仅局限在单个行政辖区范围内，在其他地区就无法实现。不少流动党员表示，如果有全国统一的“党员电子活动证”就好了，真正实现党员流动到哪里，党组织的管理和服务就延伸到哪里。

　　多位来自基层干部的建议是，当前应及时总结各地搞开放式基层党建的成功经验，及时将一些具有“普适”价值的做法上升到制度层面，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比如，近年来建设了很多开放式的党员服务中心，在为流动党员服务，为党员提供活动阵地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各地的党员服务中心名称不尽相同，标识也不统一，有的叫“红心家园”，有的叫“党员之家”，有的叫“红心港湾”；有的以党徽为标识，有的以红心为标识，有的以党旗为标识。为此，应借鉴公安派出所标准化建设的思路，在所有乡镇、街道、社区都建立统一标准的党员服务中心，从定位、功能、名称、外观等多方面统一，使党员走到全国任何一个党员服务中心，都可以得到帮助和服务。□

　　《瞭望》文章：新津基层党建的“三种力量”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丛峰 叶建平

　　作为成都市第一批选派到贫困村挂职的机关党员干部，32岁的李伟2007年6月来到四川省新津普兴镇五峰村挂职任村支部书记。

　　到了五峰村，李伟却迷茫了：全村党员干部竟找不出一个比他年轻的，平均年龄55岁，多数只有小学文化，入党积极分子只有1人。

　　年龄偏大、文化偏低、能力偏弱——自上世纪90年代外出务工潮席卷中国农村后，“三偏”问题逐渐成为农村基层党组织队伍结构普遍面临的最大困难。

　　“郡县治，天下安。中国农村的发展与稳定，关键取决于基层党组织对群众要有吸引力，内部要有凝聚力，整体要保持战斗力”，新津县委书记孙建军说，“新时期加强基层党的建设，就是要努力追寻和实现这‘三种力量’。”

　　道路宽阔，村容整洁，人均年收入7000元……这是《瞭望》新闻周刊记者日前在新津县柳江村采访看到的景象。过去的柳江曾是一个每年都要发生上访事件、年人均纯收入不足3000元的“问题村”。

　　2001年4月12日，吴立智在柳江村村主任选举中高票当选后，找到原柳江村党支部书记，动员他回乡继续当村干部协助开展工作；又找到柳江村种菜能手刘德虎、刘德兴，动员他们带领群众致富。

　　经过这几年党员干部带头致富，截至2008年底，柳江蔬菜基地核心区面积已扩展到8500亩，成了成都远近闻名的“菜篮子”。

　　“党组织在基层是否具有战斗力，能否拥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关键在于党员干部能否带领群众致富增收”，吴立智说。

　　如今的新津，全县掌握一门以上致富技术或致富门路的农村党员达1347人。一大批原来的贫困村，在他们带领下实现了脱贫致富。

　　2008年初，李伟所在的五峰村与相邻的袁山村进行了整合，共同组成了袁山五峰联合党委。当上联合党委书记的李伟发现，村里因土地确权引发的一些问题，尽管村两委做了大量工作，但有时仍无法解决。

　　为此，群众发明了“村民议事会”。按照约定，村民议事会由村民民主选举产生，作为村级自治事务常设议事决策机构，而村民委员会主要负责落实议事会各项决定。让群众自己给自己的事情“拿主意”。

　　“从‘代民作主’到‘让民作主’，很多复杂的问题迎刃而解”，李伟说，“过去‘村两委’包揽一切，做了大量工作，群众也不一定理解。现在村里的事情村民说了算，村两委干部做事，群众认可、支持。”

　　经过一年试点，村级治理新机制已在新津县全县范围内推广实施。

　　2006年从浙江台州来新津发展西瓜种植的牟锡海，没想到自己会在新津入党，能和新津当地党员一起，定期参加党组织开展的各种培训。

　　刚到新津县方兴镇花碑社区时，牟锡海承包了100多亩地，聘请10多名当地农民帮忙种西瓜。当年，他聘请的那些农民，人均年收入就超过了1万元。

　　经考察，方兴镇党委将牟锡海作为积极分子培养。2007年，牟锡海入党了。在党组织帮助协调下，县农投公司为他免息贷款20万元。他承包的土地由原先的100亩变成了1000多亩，聘请的农民也达到100多人。

　　继牟锡海之后，越来越多的台州人来到新津种植西瓜，仅党员就有21人。方兴镇党委和台州市茅畲乡党委为此共同建起了花碑流动党员工作站，每个月16日定期开展党员活动。

　　今年，新津县开展农村无职党员设岗定责活动，牟锡海主动提出担任“带民致富岗”，为当地群众免费传授现代农业技术。

　　“组织上对党员干部关心和扶持，增强了党组织凝聚力，激发了党员干部为群众办事的积极性”，方兴镇副镇长刘仁骏说，“在牟锡海等一批党员干部带领下，方兴镇掀起了发展现代农业的高潮。”

　　新津县也没有忘记老党员、困难党员，近年来专门建立了党员关爱帮扶激励基金。目前，已筹集启动资金近40万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