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两岸历史的观景台上，回望过去的30年，大陆对台政策的调整绝非一件易事

　　2009年1月1日，海峡两岸的中国人都共同回望30年前的历史一刻。 1979年的元旦，对于当时的两岸中国人来说是一个崭新的开始。

　　半个月前，中国消除了解决台湾问题最主要的国际障碍。中美在上海签署联合公报，美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仅隔几天，中共第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进一步奠定了大陆对台新政策出台的基础。全会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等“左”的口号，决定从1979年起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

　　良好的国内外氛围催生了《告台湾同胞书》。这是《人民日报》头版头条送给两岸同胞的新年大礼，短短1900字，融化了两岸30年的坚冰。

　　情真意切的《告台湾同胞书》

　　“亲爱的台湾同胞们：今天是一九七九年元旦。我们代表祖国大陆的各族人民，向诸位同胞致以亲切的问候和衷心的祝贺。昔人有言：每逢佳节倍思亲。在这欢度新年的时刻，我们更加想念自己的亲骨肉——台湾的父老兄弟姐妹”，情真意切的开头是起草者谭文瑞独具匠心的佳作。

　　这位时任《人民日报》国际新闻部副主任至今仍记得，中国社科院首任院长胡乔木委托他起草时特别嘱咐过：“要以平易的而非教训人的语气娓娓道来；要半文半白，而不能用平常的社论语言”。谭文瑞的理解是“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让对方听得进”。

　　即便是谈到解决统一问题，字里行间亦是款款深情：“尊重台湾现状和台湾各界人士的意见，采取合情合理的政策和办法，不使台湾人民蒙受损失。”“我们寄希望于一千七百万台湾人民，也寄希望于台湾当局。”

　　细心的读者发现，在当年的《人民日报》上，这条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名义发出的《告台湾同胞书》的右上方，还有另一篇配文：“国防部长徐向前声明：停止炮击大、小金门等岛屿”。

　　炮击金门是那个年代两岸青年人的共同记忆。从1949年开始到1978年，大陆一心要“解放台湾”，台湾则是一心要“反攻大陆”。台湾女作家张典婉记得，当时在台湾，“保密防谍、人人有责”标语满天飞，演讲比赛最后都得加上“反攻大陆”口号的年代，大陆则是拿着毛泽东语录当圣经，相信台湾人都是吃香蕉皮长大的神话。

　　在文章末尾，《告台湾同胞书》期望两岸早日结束军事对峙，并首次提出“三通”的构想。30年后，“三通”成真，这是谭文瑞起草时完全都没有料到的。

　　一封款款深情的“喊话信”

　　渡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这是时任中共中央对台工作小组副组长廖承志致蒋经国信中的一句话。1982年7月24日，作为蒋经国昔日在苏联的同窗，廖承志用感性的文言文给他发去电报：“经国吾弟：咫尺之隔，竟成海天之遥……试为贵党计，如能依时顺势，负起历史责任，毅然和谈，达成国家统一，共图振兴中华之大业……盼弟善为抉择，未雨绸缪。‘寥廓海天，不归何待？’……”

　　第二天，这封以个人私谊为联结点、浸透着浓浓民族感情的信件在《人民日报》发表，引起海内外极大震动。而一些新的对台政策已于上一年渐次展开。

　　1981年的国庆前夕，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叶剑英就台湾问题发表九条谈话，史称“叶九条”。叶不仅建议“实行第三次国共合作”，还首次提出了“一国两制”的构想：“台湾可作为特别行政区，享有高度的自治权，并可保留军队”……只是，“叶九条”发表后，两岸交流未见起色，台湾仍然坚持“三不”政策(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

　　两年后，邓小平进一步阐明了“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构想：“大陆不派人去台，不仅军队不去，行政人员也不去”……这是1983年6月26日，邓小平会见美国西东大学教授杨力宇时说的话。谈话一开始，杨力宇便批评中共对台政策的两大主轴：对台的武力威胁及在国际上孤立台湾。“北京必须在武力及外交两大问题上展现善意。”

　　在聆听杨的分析后，邓作出响应。“他强调，如北京放弃对台用武的可能性，中国将永远不可能统一；而中共的武力并非针对台湾人民，而是针对台湾的分裂势力及外国对台的野心。至于台湾的国际参与，邓小平提出一个新的政策：台湾可以保留其在亚洲开发银行(亚银)的席位。”杨力宇事后回忆说：“邓虽深知台港问题之严重性及复杂性，但却展现中共有能力处理这些问题的信心。”

　　二十多年过去了，香港早已回归中国，而台湾的真正问题并未获得解决。这是杨力宇惟一的惋惜。

　　“江八点”遭遇“李六条”

　　没有回归，并不意味着没有交流。“邓六条”发布四年后，蒋经国开放老兵大陆探亲，揭开了两岸民间交流的序幕。1988年，大陆成立国务院台湾办公室，三年后，成立海峡两岸关系协会。而海峡交流基金会则在1990年就在台湾成立。1993年，海基会董事长辜振甫和海协会会长汪道涵在新加坡举行两会领导人第一次会谈。

　　与此同时，在美国的怂恿下，台湾的分裂倾向也在发展。为遏止这股势力，江泽民的“江八点”遂于1995年1月30日出台。在徐博东看来，“江八点”中最具新意的内容之一是海峡两岸和平统一谈判可以分步骤进行，即“作为第一步，双方可以先就‘在一个中国的原则下，正式结束两岸敌对状态’进行谈判”。“江八点”还首次使用“我们欢迎台湾当局的领导人以适当身份前来大陆访问；我们也愿意接受台湾方面的邀请，前往台湾”的新提法。“所谓‘适当身份’，意指访问的身份应符合一个中国的原则。”徐博东说。

　　两岸政治的云诡波谲常常出人意表，谁也没有想到，三个月后，台湾地区领导人李登辉会抛出“李六条”，全面拒绝了“江八点”提出的促进祖国和平统一的呼吁。1999年7月，李登辉抛出“两国论”。海协会会长汪道涵计划中的访台行程亦被迫嘎然而止。

　　“和平发展”取代“和平统一”

　　之后陈水扁“执政”八年，继续玩着挑衅大陆的游戏，推动“去中国化”，抛出“一边一国”论。面对严峻的两岸关系，2002年上台的第四代领导集体开始展开更加灵活务实的对台工作。“提出了许多新思维、新政策、新做法，在调整中不断创新和发展。”徐博东说。

　　“胡四点”在2005年3月4日对外发表。“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决不动摇”，仍然被摆在第一的位置。第二点到第四点均带有“决不”二字：争取和平统一的努力决不放弃；贯彻寄希望于台湾同胞的方针决不改变；反对“台独”分裂活动决不妥协。徐博东认为，“这从战略高度准确地把握了台海局势及其变化，显示了尽最大努力争取和平统一前景的真诚愿望。”

　　这只是新一代领导集体发布对台政策的序曲。3月14日，全国人大以高票通过专门针对台湾问题的第一部重要法律——《反分裂国家法》，开创了“依法遏独”的新阶段。

　　绿营对此强烈不满，但这没有遮蔽住蓝营的长远眼光。2005年4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时任国民党主席连战与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紧握双手，翻开历史新篇。会后，两党共同发表了会谈新闻公报《两岸和平发展愿景》。日后，“和平发展”成为中共对台政策的主轴，至于“和平统一”则甚少提及。

　　2008年4月，胡锦涛提出了“建立互信、搁置争议、求同存异、共创双赢”的十六字方针，特别强调“和平发展”。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研究所资深专李家泉认为，这是大陆对台政策的第三次战略性调整，是对《告台湾同胞书》所体现的第二次战略性调整的进一步深化、具体化和灵活化。而最新的“胡六点”的提出无疑是大陆对台新思维的一次更加灵活的飞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