称帝闹剧

　　“洪宪大戏”前，拥戴袁世凯做皇帝的公民、商会、乞丐、妓女、人力车夫等各种请愿团鱼贯登场。与其说，袁克定及“筹安会”强奸了民意，不如说，他们操纵利用了一部分民意。当时的人民，实在搞不清大总统和皇帝有什么区别。

　　杨度一手策划了乞丐请愿团。有一天，他驱车经过闹市口，看到有两个乞丐吵架，其中一个厉声道：“今天还有王法吗？都是共和闹的，假如皇帝复生，一定不会让你们这些人如此横行。我只有每天早晚祈祷老天爷，再给我们一个皇帝吧。”杨度大喜，这才有3天内召集不下万余乞丐请愿的壮举。

　　袁家诚(袁世凯孙，十子袁克坚之子)在与家人聚会时也问：“我就是想不通，他为什么一定要当皇帝呢？”

　　章太炎、汪凤瀛都曾点明袁世凯的私心所在：“元首不及世”，“特一继承问题而已”。说白了，就是想把王位稳稳地传给儿子。

　　他曾对五子克权说：“你大哥是个拐子，你二哥成天和一些清客鬼混。你们哪里见过天下有拐皇帝、书呆子皇帝呢！”

　　类似的话，他对部下冯国璋、李鸿章的侄子李经羲也讲过。据徐世昌记，他对冯说：“我绝无皇帝思想，袁家没有过六十岁的人(指男性)，我今年五十八，就做皇帝能有几年？况且皇帝传子，我的大儿子克定残废，二儿子克文假名士，三儿子克良土匪，哪一个能继承大业？你尽管放心。”

　　记者在骆宝善、刘路生夫妇家中，看到一份珍贵的日本外务省档案影印件。这是1915年11月22日出版的美国《独立周刊》对袁世凯的专访，题目是《中国的共和制将继续下去》。

　　编者按中说：

　　“鉴于从远东传来的惊人消息——袁世凯总统正在策划颠覆中国的共和制度，以便他自己做皇帝，我们很高兴提供他亲口给出的内容相反的保证。”

　　袁世凯对《独立周刊》记者说：

　　“你们的杂志一定有能力让美国官方和人民深刻地明白：说我赞同恢复帝制，希望成为皇帝的论调，并不是由我的朋友，而是由我的敌人虚构的。

　　“中华民国是否会失败？现在我申明，不会。……的确，在我国的一些地方，有复辟帝制呼声。就在昨天，国会建议我下令召集国民大会，制定新宪法。命令正在制定，将在两个星期内颁布。我希望，在12月末或1月初召集大会。大会将有重要行动，但并不与变动政府形式发生联系，尽管我希望某些部门，特别是行政部门的管理，以及省级选举方式发生重大变化。可能会出现恢复君主制的问题，我相信会有相当长时间、相当认真的讨论，但是，并没有出现帝制派成气候的迹象。”(刘路生译)

　　然而，就在访谈还没发表的11月20日，国民代表大会以绝对多数票批准了君主制。12月11日，各省代表假民意请求袁就任中华帝国皇帝，袁以无德无能婉拒；12月12日，他“不情愿”地同意了代表们的第二次请求。13日，他下令1916年新朝开启，名为“洪宪元年”。

　　北京最大的绸缎庄“瑞蚨祥”承制了袁世凯的龙袍、于氏的娘娘服、众妾的嫔妃服和皇子皇女服。那件龙袍，代价是70万金；仅一双文袜，就值4000金。

　　短短两个月，袁世凯改主意了？

　　清末政局，不是一般的混乱。政坛角逐的目的在输赢，而不在是非，每个人都没有固定的敌友，却都有讳莫如深的行为。

　　刘成禺在《世载堂杂忆》中披露了一次袁世凯和老友英国公使朱尔典的秘密谈话，呈现出袁的另一种心态。

　　朱尔典：大总统实行君主立宪的日子一定不远啦？

　　袁世凯：近年来各省将军、巡按使，还有文武各官，都说不实行君主立宪不能巩固国基。到了今天，全国都赞成了，我只有顺从民意。

　　……

　　朱尔典：现在各国，不论实行君主制的还是实行民主制的，都没有像大总统一样，权力如此之大，责任如此之重的。英国女皇的权力不用说了，就是德皇、日皇、美国大总统，他们的权力都不如您啊！

　　袁世凯：您这个说法，颇合情理。我现在所处的地位，一百分责任，我自己承担了八十分，而各部加在一起担了二十分……

　　朱尔典：如果换一个人担此重任，那他就寝食俱废啦！

　　袁世凯：我考虑帝制的事情，不过就在这几年，只是与我的子孙，甚有关系。中国历史，王子王孙，年深日久，到头来没有不弱之理，这也是可忧虑的……当初提出创立共和制的人，根本不知共和是什么东西；今天主张立宪君主，也不知立宪君主是什么东西。多数人民，脑海中存留的不过是汉、唐、明、清的专制君主。也许一百个人里有一个知道日本的君主制、美国的联邦制。至于我要实行的这个立宪君主制，他们恐怕做梦也猜不出是什么东西……

　　5种人鼓动袁世凯称帝

　　据幕府里陪伴十多年的张一麟与刘成禺在南京的长谈可知，民国元年，袁“尚知在《约法》中讨生活，无违背民国意”，然而，他办不成事。

　　骆宝善告诉记者：分摊权利的机构太多，议会、参议院、众议院，且国民党占议员的多数，几乎任何一件法令都通不过；任何事情都反对，又说不清原因，永远在扯皮。这种花样翻新的选举和分散权力，对于习惯了独断专行的中国首脑来说，近乎谋害。而分散权力有什么好处，当时几乎没有人能看出来。

　　“民初那几年，中国真的不具备实行民主共和的条件。真正制造舆论和接受舆论的人就那么一小层，老百姓不懂，他们也未必真懂，包括孙中山领导的主张共和的革命党人也不懂。孙中山制定《临时约法》，并不是用来实行共和、约束自己，而是用来约束袁世凯的，这一点他自己承认，今天的学界也没有异议。总之，就中国当时的思想基础、制度基础，想要实行共和是非常困难的。”骆宝善说。

　　《王筱汀日记》的作者王锡彤(字筱汀)是袁世凯兴办实业的得力助手，他在日记中描述了袁称帝前一个月已经四伏的危机：表面上各省纷纷成立筹安会分会，请愿帝制者频频组织上书，但云南、四川已在兴师，中央虽派兵讨伐，但将帅一直都在观望，不肯用力；“内则段芝贵别有怀抱，外则阎百川(锡山)、冯华甫(国璋)均另作主张”；大典筹备处兴高采烈，各种费用目不睱接地摊派给各省，跟前清祝寿时没什么两样；各省督抚虽然口头上都答应认捐巨款，但实际上“虚与委蛇，待时而动矣”！

　　即位当天，护国军内乱再起；第54天，袁世凯宣布推迟登基。四面楚歌的皇帝当到第80天，袁世凯不得不召秘书张一麟起草撤销帝制的文告。国号、年号、国旗都定了，龙袍、龙椅也做好了，还没来得及登基，朝代便告终结。

　　张一麟忆述当时情形：“那天，项城把我叫去说：‘我糊涂，没能听你的话，以至于此。’……他意思是直接命令取消，并将拥戴书焚毁。我说，这件事你是被小人蒙蔽了。袁回答说，这件事是我自己不好，不能怪罪别人。”

　　阎锡山在回忆录里细致分析过当时鼓动袁世凯称帝的5种人：一是长子袁克定太想通过立太子而承大统；二是清廷的旧官僚，意在封公封候；三是满清的亲臣，意在促袁失败，好复辟；四是副总统黎元洪的羽翼，意在陷袁于不义，使黎能够继任总统；五是日英俄三国，意在促中国于分崩离析，使之永陷贫弱落后之境地，以保持它们在中国的利益。

　　阎锡山对拥帝派朋友说过：“你们这是要把大总统往炉火里推。”

　　从《二十一条》到“十二条”

　　晚清最恨日本的有两个人，一个李鸿章，一个袁世凯。李鸿章脸上挨了日本人的子弹，虽然日本天皇及皇后派人送来亲手折叠的纱布，可中堂大人就是留着子弹在脸上不取，以便在《辛丑条约》的谈判中讨价还价。

　　袁世凯与日本的过节，可以追溯到驻朝鲜时期。1884年朝鲜宫廷政变中，袁世凯入宫救驾，平定了亲日的“开化党”人作乱，日本人很生气，但伊藤博文看重他，当李鸿章感慨人才难得时，伊藤说：“以袁世凯的才干，只当小差，难怪贵国缺人才。”

　　甲午战争时期，袁世凯对日本态度强硬。日俄战争时期，袁世凯实际上做了不少有利于日本军方的事；在他所练的新军中，日本教官也发挥了不少作用。

　　日俄战争后，美国与日本、沙俄争夺东北日益激烈，袁世凯“以夷制夷”，联美、德制日，让日本生气。1908年建汉冶萍煤矿公司，盛宣怀向日本借款，日本要求一部分管理权，袁世凯却主张将公司收归国有，没谈成，日本也生气。

　　辛亥年间，袁世凯在外交上依赖英美，英美等国也公开支持袁世凯掌权，日本显得落后，于是认为如果袁世凯当国，日本在中国就不可能获得最大利益。1913、1914年，日本对德宣战，强占青岛，在山东半岛登陆；到了1915年，就端出了《二十一条》。

　　据曹汝霖(时任外交部次长)回忆，他收到的袁世凯批阅件上有这样的文字——

　　针对合办矿业：“可答应一二处，须照矿业条例办理，愈少愈好，可留予国人自办。”

　　针对建造铁路：“须与他国借款造路相同，铁路行政权须由中国人自行管理，日本只可允以管理借款之会计审核权，惟须斟酌慎重。”

　　针对开商埠：“须用自开办法，并应限制，免日本人充斥而来，反客为主。”

　　针对汉冶萍矿厂：“这是商办公司，政府不能代谋。”

　　针对福建让与：“荒唐、荒唐，领土怎能让与第三国。”

　　针对内地杂居：“治外法权没有收回之前，不能允许杂居。”

　　针对限制中国主权的第五号条款：“简直似以朝鲜视我，这种条件岂平等国所应提出，实堪痛恨，万万不可开议，切记切记。”

　　对照天津市历史档案馆现存的袁世凯对《二十一条》说帖的朱批原件，可以发现更多的“字斟句酌”和“讨价还价”，如日本政府提出的有关东部内蒙古借款、课税、开埠、合办农工业等方面的要求，袁世凯批：“办不到”；有关日本臣民在满州可租赁或购买土地，袁圏出“或购买”3字，批：“购买有碍完全领土”。最后，他写道：“各条内多有干涉内政侵犯主权之处，实难同意。”

　　曹汝霖在回忆录里还披露了另一些情况：袁世凯特派日籍法律顾问有贺长雄回国，打探到日本天皇及政府尚未获悉《二十一条》内容，是日本首相大隈重信借政府名义提出，带有先斩后奏、事成邀功的意思。袁世凯获信后高兴地说：“得要领了，得要领了。满洲以外的要求，当然半个字也不能答应他。”他同时派出耳目，探明日本天皇是否真会因谈判破裂而出兵。

　　一方面，陆徵祥(时任外交总长)、曹汝霖奉命想方设法拖延谈判，譬如将每周谈判从5次压缩到3次，谈判代表顾维钧每次说完开场白即献茶，尽量占用两小时的谈判时间；另一方面，袁世凯将此事透露给英、美、法、俄，想通过他们的利益争夺给日本施加压力；同时，他也将内幕透露给中外报界，借助国内民意和舆论。

　　从1915年2月2日日本提出《二十一条》，到5月7日日本发出限时48小时答复的最后通牒，历时105天，谈判20多次。5月1日后，日本摆出大战一场的姿态：军舰在渤海一带游弋；山东、奉天兵力增加；关东戒严，日侨纷纷回国。

　　收到最后通牒的袁世凯召集政府要员开会，通告此事和不得不接受的原因，他说：“我国虽弱，苟侵及我主权，束缚我内政，如第五号所列者，我必誓死力拒。外交部恪守我的指示，坚拒到底，尽了最大之力……如今日人最后通牒已将第五条撤回，凡侵主权及自居优越各条亦尽力修改，并正式声明将来胶州湾归还中国。在南满虽有居住权但须服从警察法令及课税各条亦与中国人一律。因此，与初案相比已挽回许多……我国国力未充，目前尚难以兵戎相见。故权衡利害而不得不接受日本之最后通牒，是何等痛心，何等耻辱！……经此大难之后，大家务必认此次接受日本要求为奇耻大辱，本卧薪尝胆之精神，做奋发有为之事业。举凡军事、政治、外交、财政，力求刷新，预定计划，定年限，下决心，群策群力，期达目的……”他还引朱尔典的话，希望“埋头十年，与日本抬头相见”。

　　5月25日，陆徵祥与日本正式签订讨价还价后的《二十一条》，实际上是“十二条”。第五号共7条，没有签订，此外删除2条。

　　当时留学美国的胡适说：“吾国此次对日交涉。可谓知己知彼，既知持重，又能有所不挠，能柔也能刚，此乃历来外交史所未见。”

　　30年代初，史家陈恭禄在其《中国近代史》中评点此事：“何可厚非。”

　　民国著名记者陶菊隐虽对袁世凯评价不高，但在《袁世凯传》中说：“外界传说他与日本人订立‘二十一条’另有密约，实在是没有这回事情。袁世凯被迫在‘二十一条’上签字后，好多天神志为之不宁。他让丁佛言撰写了一本书，叫《中日交涉失败史》，印了5万册，密存山东模范监狱。他常对左右说：‘勾践不忘会稽之耻，最后终于打败了吴国；那些咄咄逼人的人终有肉袒牵羊之一日，到那时，此书就可以问世了。’”

　　新近发现的一些资料表明，条约签订之前还有另一重压力——

　　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向袁世凯面递“二十一条”时，曾说“彼等(指中国革命党)与政府外之有力日人有密切之关系，除非中国政府给予友谊证明，日本政府不能阻止此辈之扰乱中国”(引自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在“二十一条”谈判过程中，日置益的说法显然让袁世凯感到了压力。袁世凯方面(不是袁本人)曾因此骂孙中山“将效法吴三桂，引外兵扰乱本国”。二次革命之后，孙中山被通缉，流亡日本。现在日本外务省档案馆确实存有一份孙中山与日本人签订的《盟约》。按照《盟约》，如果日本人出钱或武器，帮助他重新在大陆夺取政权的话，(孙)就把满洲割让给日本。这个问题现在争议得非常厉害。每次开学术会议，几方的学者都恨不得打起来。日本学者都坚持认为这是真的，台湾学者坚持说这是假的，部分大陆学者倾向于认为是真的。”

　　骆宝善先生说：“中国，包括世界上任何一个落后国家和民族的政治势力，想要在本国实现自己的政治目标，都要依靠外国的力量，不管打什么样的旗号。在寻求政治上、经济上支持的时候，只能拿国家主权、国家利益做交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