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家后人在袁寨

　　本刊记者   李宗陶   发自河南项城

　　1859年9月16日，袁世凯出生在河南陈州府项城县张营，袁家的祖居地。生父袁保中有6子3女，他排行第四。2009年9月15日，从海内外赶到项城袁寨的袁氏后人济济一堂，不相识者互问：“你是几门？”“我四门。”

　　35岁的袁文清(六门克艮后裔)告诉记者，“今天看到袁家琼(六门克灵之子)4岁儿子的照片，可我得管他叫叔。”在这样一个大家族里，一样年纪，很可能是“长房的孙子末房的爷”。

　　袁世凯一妻九妾共生了17个儿子、15个女儿；17个儿子又生下22个孙子、25个孙女；儿孙共计79人。从袁世凯的父辈到孙辈，世系辈分依次为：保、世、克、家。如今，在世的后人已至启、文、绍辈。

　　2009年9月16日，距袁世凯出生150年，从各地赶来的30多位后人排成三行肃立在袁世凯童年住过的那栋楼前，向先祖三鞠躬。

　　这是民国以来，这个家族的第一次聚会。他们每个人都受过这个人的影响：有的改过名，有的跨不进大学门，有人入党艰难，有人半辈子沉默谨慎。

　　咸丰七年，袁家从张营迁到石腰庄，建起住宅、学校、兵营、花园等，占地270亩，从此这里改称袁寨。

　　54岁的侯金亮守着袁保中(袁世凯亲父)、袁保庆(袁世凯嗣父)等人的墓地已近20年，他父亲也是袁家守墓人。他指给记者看袁寨当年炮楼、吊桥的位置，三道护寨河尚存一道，浅浅水洼里游着一队肥鸭子。

　　据老辈人讲，当年百十里外的流浪汉到了袁寨，只要在袁家祖坟上烧张纸，就能进寨有吃有住。之后可以帮袁家打些短工，也可以自己做点小买卖。一度，帮袁家种地，在袁寨借居、打工的将近300人。

　　“文革”时，袁寨改名红旗大队。省里工作队下来，组织群众“批林批孔”外加“批袁”。“有些年纪大的批着批着就哭起来了，说受过袁家的好处，工作队就不叫发言了。”侯金亮说，袁寨经过3次毁灭性破坏，只剩下50多间房，不少是危房。

　　整理家谱和家族史

　　袁晓林是六门(袁世凯六弟袁世彤)袁克艮的孙子，老党员，曾任项城市政协副主席。30多年来，他是老家的一个枢纽，许多寻亲者最先找到他，然后才找到各自在庞大家族中的那个点。袁家骝(袁克文三子，著名物理学家)从1986年第一次回项城，至2003年在北京协和医院去世，都有这位贤侄一路相陪。

　　除袁晓林外，至少还有4位袁家后人在整理家谱和家族史。

　　袁家诚是袁世凯十子袁克坚的儿子，退休前是天津某医院放射科主任。在他自幼生活的天津，袁家人粗粗算来也有上百人之多。袁家诚想把这些人的经历、故事搜集起来。

　　他自己的经历就很有代表性。少年时，他心中的榜样是堂兄袁家骝。“他在美国读博士，我要在中国读博士。”连考5次大学，每次成绩优秀，就是政审通不过。多年以后，他读了两个夜大。日子平顺起来，子女也平顺起来：儿子是美国硅谷一家芯片公司驻上海的副总裁，女儿是央视9套的英文翻译。

　　现在纽约经商的袁弘哲(原名袁启威，祖父袁克桓是袁世凯第六子)也是一位家族史热心者。他1951年在天津出生，少年时代正赶上“文革”，念小学时他就被同学押上课桌批斗。后来他被发往内蒙插队。有一次回天津，向父亲讲起自己学会了赶马车，也学会了烟酒。曾经留学美国、后在天津一所中学教英语的父亲对他说：“将来国家不只需要会赶马车的人，还需要有知识的人。都去赶马车，一旦有异族来侵略，我们就成亡国奴了。”他明白父亲的意思，戒掉烟酒，带上数理化和英文书籍回到内蒙。“文革”结束后，他考上天津对外经济联络局的翻译。

　　他归纳说，袁世凯后人从事教育、科学、艺术的比较多，其中最著名的要算袁家骝；从政的、做生意挣大钱的很少。

　　去项城前，记者电话联系到袁世凯八子袁克轸之女、现在纽约市立大学李曼学院图书馆工作的袁家淦教授。袁氏家谱是她的研究立项之一，计划3年完成。50年代她在香港读高中时，恰与康有为的孙女同班，“整个中学的人都觉得很好笑”。2008年末她回大陆收集资料，一路上许多惊讶——人们好像不再用过去的口吻谈论袁世凯，也不再因他的错而否定他做过的好事。

　　袁世凯的儿子们都靠祖产过日子，许多人没有工作，即使后来有了也学不会上班，不少人有抽大烟的嗜好，除袁克定等少数例外，大多在50岁前去世。孙辈几乎都经过“文革”洗礼，如今有人成为教授、医生、工程师，有人是中共老干部，也有在老家当农民的。

　　袁家诚说：“‘克’字辈的叔伯们都已经过世了，他们身上那个时代不好的东西也随之而去。我们‘家’字辈，当年很多人没有得到学习机会，下一代‘启’字辈中，50多岁的也没能上大学，但有些孩子很争气，如今事业有成。”

　　从门当户对到平民联姻

　　袁家人曾这样评点袁世凯的儿子们：长子克定最有权，次子克文最有才，五子克权最超脱，六子克桓最有钱。

　　袁克桓是五姨太杨氏的第一个孩子。杨氏在袁府有相当的地位，因为她会理财管家，袁世凯在内务上很依赖她。她对子女的教育也与其他几房迥然有异，所以4子2女没有坐吃山空、吃喝嫖赌的记录，倒是一辈子记着忠君、爱国、实业兴家。

　　“文革”前，袁克桓是北方屈指可数的工商实业大家，曾被列为天津市副市长的候选人。他娶的是江苏巡抚陈启太之女陈徵，嫁妆据说是一列火车。

　　从天津来的袁绪承是袁世凯三子袁克良之孙，头发花白，言行谦谦，他将一册《袁克权诗集》赠给记者。袁克权师从桐城派大家吴闿生，20岁时已有旧体诗883首，诗品与袁克文完全不同：苦涩、忧伤、谨守节操。他与袁克定、袁克文同膺太子服，可见袁世凯对他的喜爱。他娶的是两江总督端方之女，一生没有纳妾。端方将宋版百衲本《史记》作为女儿的陪嫁之一，所以他自号百衲。

　　袁世凯子女的配偶，大多出自豪门、名门。三女袁静雪说，父亲往往一两句闲话间就决定了儿女的终身大事，有时很明显是从政治利益出发，像决定袁克权娶端方之女的同时，将二女儿许配端方的儿子，尽管女儿很不称心；还险些把袁静雪许给逊帝溥仪。

　　他为袁克定指定的是湖南巡抚、大书法家吴大澂的女儿吴本娴；袁克文迎娶的是天津候补道刘尚文的女儿刘姌(梅真)；四子袁克端娶的是天津大盐商何仲瑾的女儿，九子袁克玖娶了黎元洪的女儿，十子袁克坚娶的是山西督军陆建章之女陆毓秀，十三子袁克相娶的是前清大学士那桐的孙女，十五子袁克和娶的是天津八大家之一张调宸的二女儿张允倩；他病逝时还在母腹中的第14个女儿袁祜祯，后来嫁的是曹锟的儿子曹士岳。

　　这种门当户对的指婚一直延续到袁世凯身后，影响到第三代人。袁克定的长子袁家融，留美回国后娶了湖北督军王占元的女儿；袁克定的二女袁家第嫁的是苏州三大文人之一费树蔚的公子费巩；袁克文的长子袁家嘏娶的是扬州才子方地山的女儿方初观；袁世凯生前还将侄儿袁家鼐与段祺瑞的三小姐段式巽联在一起。随着袁家的失势，也有过对方悔婚的情况，譬如徐世昌就没肯把女儿嫁给袁克坚。

　　袁世凯的重孙辈大多与平民联姻。

　　荒唐才子袁克文

　　民国文人黄濬曾用一句“饮醇近妇叹天才”描绘袁克文。与他同为一母(朝鲜金氏)所出的袁静雪这样谈论胞兄：“他的荒唐生活，从十五六岁就开始了，常常整夜不回来，大姨太沈氏对他百依百顺，帮他隐瞒。”

　　袁克文18岁时以荫生授法部员外郎(相当于司法部秘书)，几乎从不上班。有一次，他不得不同去验尸，便用墨将所戴的眼镜涂黑，回家后就病了一场。

　　袁克文有名份的妾有5位，没有名分的，前后大约七八十位。“他很少住在家里，不是住旅馆，就是住‘班子’，有时候连最低级的‘老妈堂’，他也同样去住。有时候他回到家里，二嫂和姨奶奶总忍不住要和他吵。他既不回嘴，也不辩解，只是哈哈地大笑起来，笑完了，扬长而去，继续过着他那荒唐的生活。”

　　他留下的日记和大量的艳情词，勾勒了一个被暖玉温香包裹着的憔悴浪子，一个大隐隐于花丛床笫的寒云公子，粗通诗词的人都能读出其中的惊慌、漂浮和无助。

　　袁克文位居“近代四公子”之首，是梨园名票。他的一生，也像一场放诞的“玩票”。平生最擅长的，一出是昆曲《惨睹》，一出是京戏《刺汤》。

　　袁世凯死后，他常住上海，入了青帮，当上“老头子”，是当时惟一的“大”字辈。袁静雪详述了她当时偷看到的开香堂的场面。这位三小姐也了得，后来成了红帮老大，所收徒弟多是舞厅、妓院的女老板或老板娘。

　　父亲死后，他分到的那份资产外加1万银元很快用尽，仅1918年一次上海之行，据说挥霍大洋60万。不得已，他开始鬻文卖字。

　　袁静雪这样写道：“他所写的字，只要送出去便可换钱。但是，如果他手上有十块钱，他也是不肯写的。他写对联和扇子，有时候是躺在烟铺上提着笔悬肘写的。有一次，他给张宗昌写了一个极大的‘中堂’，代价是一千元。那张纸又宽又长，屋子里摆放不开，他就把纸铺在两宜里的衖堂里，脱去了鞋子，提着个最大号的抓笔在纸上站着写。”

　　他的画是文人画，题款别致，如1924年画一棵松树，只一干一枝，没有一根针叶，题词为：“怒气勃勃、怨气森森，天地之间，弃我寸心……”他的字与画，都是有感情、有生命温度的。

　　袁克文死在天津两宜里。猩红热刚退烧，他就跑到长期包住的民国饭店四号房间，召了个妓女小阿五来，回家后又发起高烧，两天后死了，当年41岁。

　　丧事是青帮包办，轰动一时——吊丧的徒子徒孙不下4000人，另有很多妓女系着白头绳去哭奠守灵。1931年4月24日出殡，北京广济寺和尚、雍和宫喇嘛赶赴天津，为其超度亡灵。

　　袁克定闻讯到天津吊唁，袁静雪记恨他唆使父亲称帝，支走众家眷，令帮里兄妹摆开阵式，要教训一下长兄，她可是随身带着袖珍手枪的。幸亏刘梅真赶到，灵堂才没成战场。袁克定在克文灵前磕了个头，匆匆离去。

　　袁克文有4子3女，并在34岁时就当了爷爷。4个儿子家嘏、家彰、家骝、家楫；3个女儿家宜、家祉、家华。

　　9月16日，刚过知天命年的袁侃拄着拐杖穿过一大片玉米地，去祭袁世凯生父袁保中的墓。因为几年前遭遇车祸，他的一条腿不方便。他慢慢走着，脚底下的玉米杆发出轻脆的响声。陪他同来的朋友用天津卫方言向记者道：“他爷爷是袁克文的大儿子。方地山可知道？方初观就是他奶奶！”

　　袁世凯任直隶总督时，以每月100大洋，聘方地山、严修等名士教授袁家子弟。袁克文与方地山亦师亦友，他一生的政治观点、道德文章乃至生活作风，都受白须飘飘的方地山影响。两人“三杯淡酒便成婚”，袁家长子家嘏迎娶方家四女初观。

　　袁侃显然得了两位名士的才气，从小跟着琴棋书画无所不精的奶奶写字、画画。1977年，他在大港油田荣立一等功，有一次入党机会。上级党组织派人来谈心，让他谈对曾祖父的看法。袁侃说：“我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课本上说他是啥就是啥，我个人没看法。”上级不满意。10年后，他任国企副厂长，才入了党。

　　袁侃珍藏着袁克文用过的3枚象牙套印，是篆刻家陈巨来所治，共有“袁克文印”、“君子豹变”、“袁仲子”、“寒云”、“眉云长寿”、“袁苏澄印”6面，玲珑剔透，雍容雅致。袁侃精于书法、雕刻，尤喜收藏，他后来创办了一家工艺品厂，所产丝花远销美国。

　　袁家出了个袁家骝

　　袁家骝和夫人吴健雄大概是20世纪华人中最知名的一对伉俪。二人都是国际一流的高能物理学家，袁家骝是美国物理学会会员、纽约科学院院士，吴健雄是全美物理学会会长，曾获美国“国家科学勋章”，国际编号2752号小行星被命名为“吴健雄星”。

　　袁家骝的导师密立根，吴健雄的两位导师、“原子弹之父”奥本海默和塞格瑞都是诺贝尔奖得主；他们的独子袁纬承出生那天，袁家骝在普林斯顿大学的同事爱因斯坦专程前往祝贺。

　　回国时，袁家骝谦虚得名片上只印着姓名，没有任何头衔与职称。有一天，他郑重地告诉袁晓林，这3个书法体的字是父亲袁克文的手迹。

　　今天项城袁寨里，有夫妇俩专门的展厅，袁家骝生前穿过的白衬衣、老式西装与领带、黑色皮鞋与布鞋，随身携带的工具包，都静静躺在玻璃橱里。那双皮鞋，1984年主人穿着它在人民大会堂受到邓小平的接见，当时左边那只开着一道大口子。此后，主人又穿了它十多年；那只工具包里，大大小小18件：5把尖嘴钳、3只小夹子、小刀子、小镊子、小钻子、小起子……还有一粒白钮扣。衣服鞋子破了，他动手修补；家电坏了，他戴上老花镜，捣鼓几下便好。据北京协和医院陪伴了老人500多个日夜的特护张涛说，袁家骝在日常生活中，俭朴得令人难以置信。但从1980年代开始，夫妇俩在太仓(吴健雄老家)、项城、安阳、天津之间跑来跑去，累计捐出近300万美元建了一所中学、3个科学奖学金。这些小物件，与父亲袁克文留下的字画、情诗，与祖父袁世凯留下的顶戴花翎、袁大头(银元)、巨大如床的黄花梨龙椅，遥遥相映。

　　袁家骝的母亲薛丽清，本是南部小班名伶，据说皮肤细腻白皙、气质高雅，袁克文一见倾心，纳为姨太太。袁家骝出生在安阳，他3岁时，薛丽清离开大总统家，寻自由去了。袁家骝从小由别房照料，无缘锦衣玉食，惟有补丁衣服、粗茶淡饭。

　　他13岁进天津南开中学念书，在燕京大学获硕士学位，在司徒雷登帮助下获得赴美深造的奖学金。青少年时期就对物理学有兴趣，常摆弄无线电；另一大爱好是拉京胡，拜的是著名琴师杨宝中。当年袁克相(袁世凯十三子)、程砚秋、余叔岩等人常在昆明湖上泛舟唱和，伴奏的便是袁家骝。

　　25岁赴美留学前，袁家骝找到父亲的老友方地山，才知自己的母亲是谁。苦苦寻到上海，才知母亲已在两年前过世，十分伤心。

　　命运从另一方面给了他补偿。1942年5月30日，加州理工学院院长密立根的花园里，袁家骝迎娶才女吴健雄。密立根教授的礼物是一句话：实验第一，生活第二。他们践行了一生。

　　袁寨有一张照片：身穿长袖旗袍的吴健雄走在中间，左边是消瘦憔悴的总理周恩来，右边是诚恳笑望总理的袁家骝，身后两米之外是郭沫若。这是1973年，夫妇俩第一次访问故土。当时周恩来对袁家骝说：“袁家出了3个‘家’，你祖父是政治家，父亲是文学家，你是科学家，现在，袁家后人中又有了共产党员，你们袁家真是一代比一代进步了！”

　　那些没能进步的，遭遇却凄凉。那一年，袁家骝的胞妹袁家祉正靠做临时工、洗衣妇养家糊口，独自拉扯几个孩子。她那间破烂不堪的房子，已经历过无数次抄家；她还落下一个毛病，一听见口号声就会神经质地发抖。有一天，她接到哥哥袁家骝要回国探亲的电报，躲回低矮的房子里仔细端详，眼泪簌簌往下掉。袁家骝刚到北京，就有人上门来规定了几条纪律：不准议论时事政治，不准把袁家骝带进这间破房子，到车站接站时全家人都要穿新衣服，见了面不准哭，要面带笑容等等。袁家祉连连点头，赶紧找人借钱，给孩子们扯布做了新衣服，跟哥哥相见时，忍着泪水，微笑……当年，她嫁的是北洋系段芝贵的公子段昭延，出入有佣人、保镖、司机的。

　　如今，她儿子段虁是天津某企业负责人，女儿段洁是北京歌剧舞剧院钢琴家，而段洁的儿子是乐队指挥，9月中旬正在人民大会堂紧张排练，迎接国庆60周年。

　　同样大起大落的人生也落在堂妹袁家倜身上。她父亲是袁克端，母亲是天津最有名望的大盐商何仲瑾的女儿，当时何家在天津仅出租的瓦房就有几千间。袁家倜上学的时候，8点上课，送她的汽车7点50到校，车窗垂着帘子，一直开到教室门口。她到上初中时都不会买东西——由女性长辈领着，身后跟着保姆、保镖，到百货公司看好货品，就有车送到府上，来人自去账房领钱……“文革”中她在农村一呆8年，锻炼得能把捏不拢的散窝窝头和着野菜吃，40斤的一麻袋土豆背起来就走。

　　1973年袁家骝的归来，不仅带来核物理的讯息，也给“家”字辈人带来翻身的机会。根据周总理的批示，袁世凯第三代后人陆续回原籍，落实政策。

　　1978年，袁家倜重返天津成都道40号小洋楼。1987年，当时63岁的老太南下深圳买了些原始股票，赚了70多万。当时深圳不让汇款，她就用大皮包装着现金，带回了天津。在袁家骝和吴健雄建议下，她在自家楼下开了一家名叫“苏易士”的西餐厅，堂哥题写匾额，很快门前车水马龙。

　　袁克定，拒当日据时期北平市长

　　袁寨里有个专门介绍袁世凯儿子们的展厅，独独缺少长子袁克定。他的生平被单独安排在西面厢房里。研究家族史的“家”字辈后人对这位大伯有指摘：“实在说，他是我们家族的罪人，一心想当太子，搞了不少花样欺骗迷信的祖父。”

　　干瘦、矮小，穿一身长袍、戴一小瓜皮帽，拄着拐杖，走路一高一低，瘸得很厉害，脾气有点怪——这是袁克定留给张伯驹女儿张传彩的印象。

　　不知为什么，当袁克定的长子长孙袁萌临(原名缉英)每次出现在项城，干瘦、穿宽大旧西装，头戴旅游帽，斜背一个小包，偶尔拄杖，脾气有点怪——人们会想起他爷爷。

　　当他讲起童年时在北京西山饭店为织姑(袁迪新，袁家鼐与段式巽的女儿)提婚纱的场面，当他未写回忆录先开条件，当他为祖父袁克定最后的际遇愤愤不平(针对张伯驹)，当他想在老家寻一位年轻漂亮的“老伴”(他70多了)，当他习惯于乡人为他的哪怕一副鞋带埋单……良善之人会同情地想，这位美籍华人，北京某高校客座教授，一定是遭遇过什么不幸。是的，“反右”时他被整得很苦，妻子离他而去，据说精神上受过大刺激。

　　他的胞弟，特从加拿大赶回的画家袁缉燕(又名袁始)在餐桌上给了兄长一个紧紧的拥抱，对他说“保重”。

　　1941年，袁缉燕出生在北京宝钞胡同，此时“老爷爷”(他们这辈对袁世凯的称呼)已过世25年了。他的童年，赶上富贵日子的尾声：“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奶妈，每到开饭，大伙围上大圆桌，每个孩子有自己的座位。”

　　“中国封建大家庭，就跟巴金《家》《春》《秋》里写的那样，兄弟姐妹之间的关系都比较淡。我从小体会不到多少手足之情，到上学了，才找到同龄的伴儿。”

　　那时，袁克定带着私人医生、厨子、听差住在颐和园排云殿牌楼西边的第一个院落清华轩，吴本娴带着袁家融和他的7个子女住在北京城里。有一年多时间，袁克定破例让儿媳带着袁缉燕去颐和园养病。

　　袁缉燕印象中的祖父是一个很严肃的、注重做学问的人，对官场应酬没兴趣。

　　抗战时期，北平沦陷，日本人用王克敏组织伪政府，诱袁克定当市长。阅尽浮华、已至耳顺之年的袁克定即登报声明：因病对任何事不闻不问，拒见宾客。

　　40年代，袁克定继承的遗产花得差不多了。张伯驹与他时有往来，见他吃饭时，没鱼没肉，只有窝窝头切片，夹些咸菜。但他依然正襟危坐，胸带餐巾，跟从前一样。

　　袁克定从没工作过，没有生计来源。实在没法生活了，迁至张伯驹承泽园的家中寄住。据张传彩回忆，那些年里，通晓德语、英语的袁克定多半在书房看书，以德文书为主，有时也翻译一些文章。“在承泽园时，没怎么见过袁克定的家人来看他。”

　　1949年以后，张伯驹的生计也陷入困境，不能再照顾袁克定了。时任北京文史馆馆长的章士钊听说后，报呈获批，将袁克定安排在文史馆，挂名委员，月支人民币60元，在家坐领。袁缉燕记得，文史馆有次来了两个人想请爷爷回忆些旧事，他坐着看书，不赶人走，也不理会，仿佛没见屋里有客；祖母的涵养没那么深厚，终于忍不住说：“你们走吧，我们不会为了这点钱把祖宗卖了。”

　　再后来，袁克定靠着街道每月发的20元救济金维持生活。袁寨口齿最清的讲解员告诉回乡的后人们：毛主席当年曾用稿费资助过袁克定。其时，袁克定衣衫破旧，粗茶淡饭，举止言谈依然如故，提起父亲必称“先大总统”。

　　章诒和在《往事并不如烟》中引述张伯驹的话“1958年克定80大寿，是在我家过的，也是在我家去世的”，袁缉燕说，“我记得爷爷是1957年去世的，祖母晚一年。爷爷没有活到80，是79岁时过世的，当时是在他自己家里。”袁萌临愤愤地说，那是一间长条形的大约10平米的房子，住着爷爷、祖母(一位续弦)、一个老佣人和一个按摩师，4位老人想转个身，都难。

　　(鸣谢项城市人民政协提供的文史资料和袁晓林、袁道唯等袁氏后人的大力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