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杀阴影下的石排模式

　　16岁的少年娄某龙，在隔离了10多个小时后，从6楼坠下身亡。有人将其死亡原因归结于封闭的隔离制度，而后者正是第一波甲流来袭时，让东莞在全国大放异彩的“功臣”。

　　南都周刊记者·秦旺 广东东莞报道

　　10月28日一大早，彭元就提着2斤苹果来到十和田电子厂外的职工宿舍，这是一栋乳白色的7层楼房，他的女朋友小鱼被隔离在第5层。

　　3天前，小鱼因为体温超过38度，且伴有咳嗽、身体乏力等现象，被要求住进这里，与她一起的，还有另外38名同事。

　　小鱼的心情很糟糕，并没有下来见彭元。自从厂里出现甲流疫情后，她觉得患上流感，简直是倒霉之极。

　　让彭元放不下心的是，在小鱼被强制隔离的前两天，就在这栋楼里，一个叫娄某龙的16岁男工，在隔离了十几个小时后，从6楼坠楼身亡。一些十和田的员工在猜测，跳楼者是因为不满隔离生活想离开，但被保安拒绝后，情绪失控而跳楼的。

　　没亲眼见到女友的彭元，非常担心。他只能选择打电话，但是戴着口罩的小鱼，并不怎么理睬他。在隔离期间，口罩是她必须配戴的防护品，而作为被隔离者，最大的活动只有当食堂做好饭菜后，值班警卫拿着扩音器，喊她们下来拿盒饭和水。

　　自从一周前发现厂里有83人患有流感症状，并有6人确诊为甲流后，位于东莞市樟木头镇樟洋富达工业区的十和田电子厂，就拉起了抵抗甲流的“警报”， 厂方要求所有员工，只要出现流感样症状，须立即向上级请假，去医院就诊；症状严重者，得进行为期一周的隔离治疗。

　　程度较重的密切接触者，集中在酒店进行隔离；程度稍轻的，实行居家隔离；在外围，则实行全镇范围内的整体防控，这是国家疾控中心根据东莞市石排镇防治甲流经验总结而成的“石排模式”，其防控体系主要精华所在。

　　6月19日，东莞市石排镇中心小学一年级同一个班级的6名学生被确诊为甲型H1N1流感患者，这是中国首宗聚集性流感病例。但是，“石排模式”却将其变成“全国防治甲流最安全、最轻松的地方”。

　　无法承受之重

　　从天而降的病毒袭击，以及娄某龙的死亡，就像一道阴霾，笼罩在这家工厂之上，直到截稿之日，樟木头镇警方并未给出这个年轻人的具体死因，只是排除了他杀。

　　记者在采访中，试图了解这个少年更多的信息，但因种种原因不得而知。一名在十和田干了多年的安姓老员工说，他见过娄某龙，但这个年轻人刚来工厂，所以并不是很清楚他的具体情况。

　　在天涯论坛上，网友“歌唱王小二”发帖指责工厂管理不当，本来只是正常发烧，却在尚未确认为甲流疑似病例的情况下，就将娄某龙强制隔离，最终导致了悲剧的发生。在帖子里，“歌唱王小二”公布了娄某龙的个人信息：1993年2月出生，河南漯河人，父母在家务农，爷爷则偏瘫在床。

　　家在河南的楼某龙的父母，正在东莞为他处理后事，并试图寻求儿子死亡的真正原因。负责此案的樟木头公安分局给出的说法是，警方的首要任务是负责调查死因，至于是否属于厂方责任，目前并没有足够的证据。

　　不管怎样，在甲流再次卷土袭来的情况下，这起不幸事件还是让十和田电子厂处于舆论关注的焦点。十和田电子厂一个不愿透露姓名的高层告诉记者，他们现在最怕的就是甲流蔓延，为了让患病员工安心隔离，工厂已经为这部分员工配置了新被套、新枕头、电视机以及报刊杂志，而且按照东莞市卫生局下发的《工厂企业甲型H1N1流感疫情防控措施指南》，每天对车间和宿舍进行消毒。不过他拒绝对娄某龙之死发表任何回应。

　　事实上，十和田电子厂不得不紧张。11月2日，卫生部发表声明称，甲流在中国已经提前进入流行高发期和持续快速上升期，并很可能在人群聚集之地出现较大规模疫情。而在东莞，人群最密集的地方除了学校，就是工厂。

　　继十和田之后，东莞清溪镇的实盈电子厂也有4名员工确诊为甲流，同时有87人确诊为流感，这家工厂也将一栋尚未投入生产的新厂房作为隔离区，对流感患者进行隔离。

　　被誉为“世界制造之都”的东莞，拥有6000多家各类电子工厂，约占东莞所有已注册工厂数的50%，由于生产的多为电子元配件，车间多半是用中央空调来保持恒温，为防止灰尘进入，车间严格控制空气流动，这无疑使主要通过飞沫传播的甲流病毒威力大增。

　　十和田电子有限公司是日本索尼在中国华南地区的生产基地，拥有3500名员工，年出口创汇在3亿元以上，另一家实盈电子厂也有超过5000名员工，可以说都是所在镇的龙头企业，如果在圣诞季前因为暴发甲流而停工，所产生的经济损失恐怕无法估量。

　　这并非不可能发生，今年6月，东莞市卫生局就指出，一旦形势危急，出现重症病人死亡，各工厂企业应根据专家对疫情进展和发展趋势评估的结果，采取必要的停工措施。万一成真，无论是企业还是政府，都是不能承受之重。

　　樟木头镇政府办公室相关人员透露说，10月25日下午，樟木头镇召开甲型H1N1防控工作动员大会，各主要领导牵头成立10个督导工作组，负责严密监控各类公共场所，为首的就是工厂。“两个月前，甲流还是工作会议快结束时的议题，如今已经跃升为开会的主题，领导们下到每个工厂，第一件事就是问甲流防治。”这名工作人员说。

　　被推崇的“石排模式”

　　事态严重程度升级虽然飞快，却在东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张巧利的意料之中。今年4月，甲流开始在全球蔓延，但当时中国还处于病毒输入阶段，把传染源控制好就没什么可担心的。

　　现在形势则完全不同，许多仅凭体温测量无法监测到的隐性传染者和健康带毒者(携带病毒却没有发病的人)，已经进入社区、学校、工厂，甲流病毒也得以“潜伏”在本地，加之珠三角天气转凉，第二波甲流来袭，才是真正考验的开始。

　　“此时，根本无法做到让甲流不出现，唯一能做的是及早发现，阻断传播。”随着监控重心的转移，张巧利认为实施好隔离已变得至关重要，这也是“非典”过后，中国学到的应对突发传染病的最大经验。

　　当时，人民网还发表文章宣称，防非典，非隔离不可。而隔离制度正是第一波甲流来袭时，让东莞在全国大放异彩的最大“功臣”。 6月19日，石排中心小学首次同时出现6例甲流患者，到6月23日，累计报告43例确诊病例。

　　一时之间，全国的目光聚焦在东莞，东莞的目光聚焦在石排。受此影响，6月22日下午，国家疾控中心派出专家，协同东莞市领导与石排镇一起讨论对策，其中一个重要议题就是要不要采取停课措施。

　　石排镇委书记翟崇碧后来接受采访说，当时讨论直到凌晨两点，最后决定从6月23日起，石排镇23所中小学和幼儿园停课一周，涉及约2.19万名学生，并对多达1544名与患者有过密切接触的人，进行居家隔离，尽管部分居民有不满情绪，但还是严格执行了隔离制度。

　　1544名密切接触者，创下了中国有史以来的“隔离之最”，镇里还调用了酒店作为辅助安置场所，成立治安队对隔离者提供上门跟踪、送餐等服务。

　　在强大的行政命令调动下，一切资源都在为这场防疫大战倾斜，结果确实起到了奇效，到7月3日，所有确诊患者全部治愈出院，随后东莞连续多日没有出现新增病倒，燎原之势完全被控制。事后，国家疾控中心将推荐各地根据“石排模式”来调整当前社区甲流的防控措施。

　　风光无限的“石排模式”也代表了中国政府在强大疫情前，强调首先保障公共利益和安全的态度。此后不久，中国对墨西哥AM098航班乘客实施隔离医学观察、暂时停止往来墨西哥航班等措施，这直接引起了墨西哥的外交抗议，美国和加拿大也认为中国在温和的甲流面前反应过度。

　　连张巧利在那段时间，也不断向许多跟患者有接触而被隔离的欧美商人解释，这是中国的法律，敬请谅解。

　　强制隔离之殇

　　于是乎，当东莞的甲流病毒从学校流向工厂的迹象显现时，隔离制度又被寄予厚望。只是由居家隔离变成居厂隔离，而实施监控和服务的角色，由政府变成了工厂。当然，政府也会默许甚至鼓励这种行为。张巧利说：“工厂实在太多，如果把所有疑似病例都交付给公共卫生体系负责，地方政府承担不了，医疗资源也跟不上。出于自身经济利益考虑，企业也乐意担当大任。”

　　不过，工厂隔离员工的做法，并不属于强制隔离的范畴。根据卫生部1999年颁布的《国内交通卫生检疫条例实施方案》，强制隔离是指行政主体将特定的对象限定在指定的处所，限制其活动或同时接受检疫、治疗等措施，直到消除传播危险的行政强制措施。

　　重大疫情面前，实行强制隔离，维护大多数人的利益，这在浙江大学法学院教授方立新看来本无可厚非。这一方式起源于14世纪，意大利威尼斯为防止当时欧洲流行的鼠疫、霍乱和疟疾等危险性疾病的传入，令抵达其口岸的外国船只上的人员隔离滞留在船上40天，经口岸当局观察和检查，未发现疾病，才允许其离船登陆。

　　就在当时，这一措施也曾受争议，因为隔离40天期限的合理性以及其中出现的非人道因素。“强制隔离的实施，必然会给隔离对象带来人身权和财产权的限制，这就会造成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之间的矛盾。”方立新解释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规定，限制公民人身自由只能由法律进行。

　　而在相关法律中，中国只有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或者铁路、交通、民用航空行政主管部门的卫生主管机构，才能算强制隔离的实施主体。很明显，企业并不在其中。从医学角度上说，隔离也不是那么轻松，一向搞经济的企业，不可能有如此专业的技术，处置不好就极容易导致交叉感染。

　　正因为隔离的种种问题，在欧美国家，以医学观察和监视取代传统意义上的隔离。在甲流横行美国时，只有疫情进入全国紧急状态后，州一级政府才拥有强制隔离的权力。但在医疗供需矛盾突出的中国，隔离仍然被看作是最佳的方式。张巧利说，中国的做法不是没有意义，尤其当放任自由的美国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后。

　　娄某龙之死，到现在仍不知道谁应该对此负责，彭元最终将视线撤离小鱼的房间，离开时，他发短信安慰女友说，还有4天，忍忍就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