怕热就不要厨房

　　——台北政治观察记

　　本刊记者  万静波 张欢 发自台北

　　为什么是“马立强”？

　　在台湾，马英九、朱立伦和胡志强，已有了一个约定俗成的称呼——“马立强”。这本是21世纪初以幽默市长著称的胡志强在一次3人共同出席场合的玩笑之语，取谐音“马力强大”之意，最后竟不胫而走，咸为台湾民众、时事评论家们所认同。

　　这3人均以洋博士、海归、大学教授、形象清新著称，然而拥有类似条件者，国民党内并非仅见，比他们早一辈的政治人物如连战、宋楚瑜等不论，刚刚离任的“行政院长”刘兆玄、现任台北市长郝龙斌等也都具备。如果是赞誉他们的个人才能，也不靠谱，在民选制度早已深耕广种的台湾，哪一个县市长乃至乡镇长没点吸引选民的真工夫？

　　在记者看来，这个称呼的出现，不是偶然，也并非巧合。对大陆读者来说，要理解“马立强”这个生造词的背后内涵，不妨先厘清台湾发展史，特别是世纪之交的台湾政党选举史的由来。

　　1987年台湾解严后，岛内政治、社会运动风起云涌，民进党通过合法的选举斗争，不断从原本掌握执政权的国民党手里接收权力。1994年，台湾首次直接选举台湾省省长、直辖市(台北、高雄)市长，同年还通过“宪法”增修条文，直接选举台湾领导人。陈水扁就在这一年当选台北市长，“中央政府”所在地首次由反对党担任市长。

　　1997年是民进党抢班夺权进程中具有标志意义的一年。当年的台湾县、市长选举，23个县、市长中，民进党获得12个席位，首次超出国民党。南台湾县市全面由民进党执政，绿色执政版图首次出现。国民党仅保有几处落后的边陲县市。台湾民众对国民党的失望和怨愤，通过这次选举表露无遗。

　　追究国民党一路败选的原因，既有时代风潮的大势所趁——任何一个失去人心的政权败落，都有汹涌澎湃的民意反对，其次，国民党长期执政带来的僵化印象、保守气息、官僚主义作风，由李登辉在威权转型时期造成的黑金政治，以及赵少康、宋楚瑜等先后出走另组政党带来的内部分裂，都是主因。不要说市民阶层和青年团体，就是普通党员也对国民党失去信心。

　　这就是1998 年台北市长竞选马英九终于胜出的意义所在。当时如日中天的在任市长陈水扁，施政满意度高达7成。而被国民党内公认为唯一有希望击败陈水扁的马英九(胡志强是国民党的第二备选)，最初却对政治有些心灰意冷，此前他在“法务部长”职位上发表了“辞官退选”声明，表示以后“专心教育，不涉政事”。因此当他终于同意代表国民党参选，并击败陈水扁时，他为国民党带来的振奋可想而知。

　　这也是胡志强和朱立伦2001年从民进党重围中闯进台中市、桃园县首长宝座的意义所在。2000年陈水扁登上大位后，国民党全线溃退，除了“立法院”外几乎失去了全部政治舞台。这时，只有“马立强”等3人还有空间挥洒，特别是他们的 二次当选，既表明了他们的实力和深孚民望，客观上也保证了国民党势力这几个重要市县的继续在场(台湾其他主要市县如高雄市、台北县等，悉数落入民进党口袋)。从国民党的立场来说，“马立强”等人实在是国民党的中兴重臣。

　　普选制度下，政治人物的实力，全凭选票说话。政治人物的命运，也交由民众决断。权力的来源，不再是自上而是自下。权力的退出，也不再是你死我活而是和平交接。从2005年起，国民党的党主席选举、中常委选举等，都实现了党内初选、党员直选的制度革新。这也是马英九广受泛蓝支持，最后能赢得2008选战的民气基础。

　　政治强人时期的独裁专断、威权转型时期的大老话事、密室交易等政治文化传统，正逐渐丧失存在的土壤。这是我们考察国民党政治所带来的启示。

　　没有围墙的政府

　　在台湾采访政治人物，仅从地点而言，都是很难得的经历。

　　采访朱立伦先生，地点约在了台北八德路的国民党中央党部，这里远离市中心，没有繁华商店，道路也不宽阔，楼房高约十余层，也就相当于大陆某个地级市的区级机关办公楼水平，但和四周低矮的民居相比，已算是鹤立鸡群。他的幕僚、桃园县观光行销处处长的陈国君先生特意声明，你们到了一定告诉我，我来接你们。

　　起先我们以为这是客套话，后来才知道这是“不得不”：先从中央党部的入口处乘扶手电梯，上到二楼，然后再进电梯下到地下一层，再经过狭窄、仅容两三人擦肩而过的曲折回廊，终于进到朱立伦办公室：没有窗户，近20平米，仅有的家具是黑色大办公桌、书柜、大班椅、深色的三座会客沙发。这已算阔气了，紧挨副主席办公室的，是国民党青年部、大陆工作部等了解国民党历史者听来赫赫有名的机构，每个部门只有10平米左右，几个党工和几张电脑桌，房间里已满满当当的容不下外人了。

　　采访台中市市长胡志强，同样如此。采访地点最早约在了台中市政府。已有近百年历史的台中市政府，白瓦红墙尖顶，是日据时代修建的“台中州厅”，从殖民时代迄今，一直被征用作政府机构的办公楼，外观华丽轻快，一直是台中新人结婚的婚纱照拍摄地。以建筑论，这栋三层楼房子不失美观大方，但真正在里面办公，却未必舒适：没有中央空调，回形走廊，窗户洞开，还必须开门办公以接待市民来访，想想看，常年平均气温都在20多度左右的热带气候，穿衬衣打着领带的记者没多久就淌下了汗。这栋建筑的使用效率颇高，除了警察局等在外办公，市政府所辖的多数机构都在此办公。

　　拜访其他政治人物的场合，也都大同小异：采访时任国民党主席吴伯雄先生，是在他开封街的私人办公室——伯仲文教基金会所在地，同时还兼他二子——台北市议员吴志刚的受访服务处，在一间不起眼的办公楼的顶楼。这是栋商住楼，还有其他住户。楼下只有一个上了岁数的老伯值班：“哦，你们找伯公(台湾人尊称吴伯雄先生为伯公)啊，他来了，已经上去了。”这是周六早上，出入的人很少，伯公没带警卫保镖，一大早就到了。

　　采访“立法院长”王金平是在他的办公室。这个台湾最高民意机构的办公楼，外观似乎还比不上台中市政府，两层小楼，里面的院子另建有议事厅等建筑，但看上去怎么也不像能容纳100多名议员开会、办公及助手们接待民众的场所，在“立法院”门房作了登记就进去了。

　　王金平的会客间也同样简陋。内外间加在一起不过四五十平方，沙发看上去已用了多年，布套浆洗得发白，墙上挂了些字画，也就称得上干净简洁而已。一群年轻的台湾电视记者堵在门口，长枪短炮地候着。王金平好不容易从记者丛中挤进来，身为董事长，他要先为“台湾民主基金会”录制宣传短片。助理人员高效率地给王整理头发，有女记者向王院长开玩笑：院长，今天这么精神，有没saidou(化妆)啊？”王金平一挥手：“不会啦，一直都这样子啦。”于是，记者们和王院长都哈哈一乐。

　　综而言之，在台湾除了军事机构外，大多数政府机关、公家办公场所都是敞开的，没有围墙，不需要荷枪实弹的武装卫兵保护。市民可以在每个政府机关门口唱歌跳舞，不必担心会遭盘问。“总统府”也向民众开放，只需登记就可以参观部分区域，每3个月会向民众和游客全面开放半天，记者甚至看到有同学在里面跳街舞。

　　据说但凡有市民进入办事，政府办公人员都会起身迎接，用敬语，端座倒水。记者没有实地体验，只能就此引述台湾当地朋友的描述。

　　威权时代，政治力量是社会的中心，控制最重要的资源；民主时代，政治力量则日益边缘化，从中心向边缘放逐。过去的国民党中央党部，位居“总统府”对面、紧靠凯达格兰大道的一栋景观绝佳之大楼，现在卖给了长荣集团，中央党部的牌子换成了“张荣发基金会”，被搬到了台北东部的八德街。何也？党库不再通国库，为给党工发工资，就得卖房子还债。

　　老蒋时代，蒋介石先生住在西北郊外、阳明山脚的“士林官邸”，只要他到“总统府”办公，从“士林官邸”至“总统府”一线就全线戒严，交通管制，可苦了沿线上下班的市民。今天，“士林官邸”已经成了向市民开放的公园，“总统官邸”也搬到了“总统府”一路之隔的对面，确实没有“士林官邸”的舒适气派，但再也没有了针对小民的交通阻塞。

　　其实，引起这一切改变的，不靠严刑峻法，不依赖纪律说教，也不必仰望圣人当道、人心浸润，一项制度的建立就能解决问题：政府使用的每一分钱：小到买不买沙发，墙壁要不要装修，大到要不要赴海外考察，买不买新办公楼，都要由议会批准。批准了，可以用；不批准就用？想想陈水扁坐困土城看守所的丑态吧。

　　怕热就不要进厨房

　　对初次造访台湾的大陆客人来说，最值得看的，不是101大楼，不是阿里山日月潭，不是士林夜市的小吃，不是垦丁海滩，而是竞争激烈的电视媒体现象：多达上百个电视频道，第一时间播出、全无剪辑的现场直播，或歪曲煽动、或理性冷静的名嘴政论节目，嘉宾甚至可能大打出手的谈话现场，观点截然对立的蓝绿电视阵营，这里有着全世界新闻报道难以见到的冲突、快捷、火爆和八卦。

　　就如何看待台湾的电子传媒现象，各界评说各异。就记者的采访所见，有政治人物认为“要是邱吉尔在世，来到台北，一定会对这里的媒体厌恶至极”，有的人徒呼奈何，有前辈记者慨叹“没想到民主到来后居然是这番景象”，更有人评说是“台湾之耻”，还有朋友建议，“大陆未来一定要充分借鉴台湾经验，不要一开始就发放过多的电视台营运牌照”。但更多的意见认为：新闻媒体是促成台湾政治转型的重要力量，传媒特别是电子传媒的娱乐化和口水化，是台湾社会由乱到治过程的必然现象，不必大惊小怪，也不必太过悲观失望。

　　这里无法细述台湾新闻史和台湾当代政治转型史的关键节点，仅以去年7月底记者访台期间，所看到的电视新闻和政论节目的主要聚焦点做一分析。

　　2008年7月28日晚，“凤凰”台风袭击台湾，顿时在台湾社会引起波澜，数十家电视台随即展开新闻大战，随后几天里，电视新闻的主要议题如下：

　　灾害的损失情况。台北市福华里里长李振贵投诉：政府“水门关闭通知慢”，造成车辆在街道上被淹。有老人死亡，由此开始对政府责任的追问。台中县乌日灾民林某对电视镜头喊：谁向我道歉？还有新闻质疑：台风年年有，为何台南等地政府主导修建的防台风工程还是容易出现滑坡、不坚固等漏洞？

　　台湾气象局口播失误，把“小飓风说成中飓风”而遭来批评。“行政院长”刘兆玄出来安抚：气象局同仁也很辛苦，没必要道歉。由此引来名嘴开炮，杨宪宏在《2100全民开讲》上点名批评“刘揆”，张友骅认为：气象局不该推卸责任；政府应该公开救灾款项的使用情况。“刘揆”在出席一个科技论坛时自嘲：还是当教授好，真不想干院长了。”结果再被媒体狂轰为“假惺惺、恋栈”。

　　传媒批评的焦点渐渐集中在各地的县市长身上。台北县县长周锡玮周五晚到南京公干，台风一来，提前两天结束工作，周日晚即赶回。台中市长胡志强到“邦交国”马绍尔访问没赶回，被批评为“外交比救灾重要？”连带着马英九也被批“包庇”。

　　炮火最后集中到了国民党籍的台东县女县长邝丽贞头上。她于7月23日率团赴欧洲考察，由于没赶回指挥，媒体因而质疑她“未苦民所苦”。她的母亲随同出访，有人检举是花公款。台东地检署随即前往台东县政府调阅资料，发现她上任两年3个月，共“出国”8次，平均一季一次，花费1,100万余台币。有电视评论说，邝任内多次“假考察，真观光”，有为选举收买人心之嫌。8月5日晚，返台的她被迫在记者会上鞠躬道歉。绿营人士进一步攻击马英九“荐人不当，应站出来向台东县民道歉”。

　　邝丽贞一行15人12天花费300万新台币(合人民币60万余元，人均花费4万元)。由此展开了媒体对各县市长“出国”次数和费用的追剿。连带着“立法委员”的旅费情况也被曝光：每个“立委”一年两个会期，每会期可报销差旅费16万新台币，合计一年可报销32万。

　　这是“凤凰”台风卷袭后一周左右的主要议题，需要说明的是，由于是蓝营执政，对政治人物的攻击最强烈、态度也相对不客观的，大多来自绿营媒体。不过，除了娱乐化报道未有涉及外，台湾电子媒体的新闻报道策略已显露出一个清晰路向：批评政府、监督官员。

　　以大陆的视角来看，这也许有矫枉过正、小题大做、为收视率而收视率、缺乏严谨的新闻专业主义操守、有违客观中立原则、报道为政治立场服务等嫌疑，但正如胡志强所言：媒体的批评，至少可以让你少犯错。

　　至少，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台湾官员敢公开批评新闻监督。顶多是私下抱怨几句：记者无孔不入，真讨厌。对这样的抱怨，吴伯雄先生有一句名言：怕热就不要进厨房。怕媒体监督，不要干这行好了。

　　就是在如此激烈、也许可以说竞争过度的新闻大战陪伴下，台湾人民已走过了十余年历程。台湾新的政治文化，也就在这种媒体监督的环境下逐渐塑造成形。在这里，再不会有官员放出这样的怪论：“你是哪个单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