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世家谱重修背后

　　此次修谱前，孔氏家谱不过大修了四次，明代一次，清代两次，民国一次。

　　自辛亥革命以来，孔子家族的命运，就如同一张翻来翻去的烙饼，随着中国这个古老文化国度的政治文化走向随时发生变化，而在过去的一千年里，儒家学说曾经是这个国家唯一的主流文化。

　　中国周刊记者  陈远  山东报道

　　“十三年的工作算是完成了。”10月9日，在济南孔子世家谱工作协会办公室，83岁的孔德墉对《中国周刊》记者说。

　　孔德墉是孔子的第七十七代孙，末代衍圣公孔德成的同族兄弟，此次修谱的负责人。

　　15天前，他从孔庙北门踏上红地毯，缓步迈入大成殿。宣告孔氏家族这个中国最有影响力世家家谱第五次大修的完成。

　　肉身的孔子逝世于公元前479年，但是作为精神象征的孔子历千年而不死，一直对他身后的国家发挥着巨大的影响。

　　重提修谱

　　1987年，国际儒学联合会在曲阜召开，在那次会议上，孔德墉见到了谷牧和匡亚明。两个人都不约而同地跟他说到了修谱。

　　“家谱不能我修啊，那是孔德成的事。”孔德墉说。

　　孔德成是孔家末代衍圣公，衍圣公是孔子历代嫡长子，掌管孔府事务。孔德成当时在台湾定居。传统上，修谱当由衍圣公主持。

　　“孔德成先生远在台北，难道你们的家谱就要断掉？宋元明清，历朝历代都帮你们修家谱。要是你们的家谱断了，那我们就是历史的罪人啊。”谷牧对孔德墉说。

　　“谷老，您这是上纲上线啊。”

　　“这可不是上纲上线，你不要把家谱看成你们家的事，这是传统文化的传承问题，你要好好考虑。”

　　“谷老，我会好好考虑的。”

　　不过，在那时，孔德墉对修谱还真不大感兴趣。

　　“我从小在孔府长大，可我是个叛逆者，我讨厌孔府，光偷逃就逃了四次。可我只能说好好考虑，否则的话，谷老不让我走。”孔德墉向《中国周刊》记者回忆说。

　　曲阜市政府方面，也在筹划着重修孔子世家谱的事情。1989年，曲阜市委书记找到孔德墉，再提重修家谱，并且给孔德墉看了一把“尚方宝剑”：中央对台办打给曲阜市政府的电话记录。记录中写道：孔家的家谱可以修。

　　后来，市委书记上调走了，继任的市委书记更想做这件事。但孔德墉没有多大的热情，“他们每年都找人跟我谈，到了1996年，我实在推辞不过，只好答应说试试看。”

　　不过，一位参加了颁谱仪式的媒体同行则这样对记者说：“在颁谱仪式上，曲阜当地政府的官员告诉我，这次修谱，就是他们孔家自己的事，跟政府没有关系。”

　　显赫孔府

　　单看孔府的式微，就可知它曾经的显赫。孔府在过去封建社会成衍圣公府，衍圣公的爵位自孔子第46代孙开始，由嫡长子世代袭封，掌管孔府事务。

　　“但是这些到了清朝灭亡之后就逐渐淡化了。”孔德墉说。原因是步入共和之后，政府对于孔氏家族的优惠政策没有了，比如说免兵役、免田赋，衍圣公府对于孔氏族人的号召力开始大不如从前。

　　不过，衍圣公府的祭祀仪式一直保留着，国民政府也还保留了给衍圣公的专项俸禄。1915年，袁世凯称帝，孔子一下子又火了起来。之前的1914年，大总统袁世凯率领百官来到孔庙，祭祀孔子，并且为第七十六代衍圣公孔令贻晋加郡王衔。

　　这只是千年孔府的回光返照。

　　但是在孔府，对于子嗣的传承看得依然很重。直到孔令贻48岁去世之前，这位衍圣公还没有子嗣，延续千年的衍圣公爵位能否传下去的希望，寄托在已经怀孕五个月的王夫人身上。

　　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已非昔日的衍圣公府，依然可以上达天听。孔令贻临终前，口述了两封信，一封给当时的大总统徐世昌，一封给逊帝溥仪，请求如果王氏生子，请立为衍圣公。总统和逊帝，孔令贻左右逢源，谁都不得罪。

　　1920年正月初四，“小公爷”诞生了，孔府上下一片欢腾，曲阜城内鸣礼炮十二响以示庆贺。孔府电函大总统、国务总理、内务总长、山东省长。“小公爷”，即第七十七代衍圣公孔德成，也是千年孔府的最后一位衍圣公。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这一年的冬天，日军侵入山东。在一名国民党师长的保护下，孔德成离开曲阜。1947年，他短暂地重回了一趟家乡，就远赴台湾。孔德墉则一直留在曲阜，直到1980年代，才定居香港。兄弟俩再相见，已是20世纪的末期了。

　　“洗礼”

　　1946年10月解放军攻克曲阜，“孔府也受到了革命的洗礼。孔府的减息减租都是我父亲主持的。”孔德墉说。

　　1947年，解放军战略撤退，孔德成回到了阔别多年的家乡，做了短暂的逗留。他在孔府召集了全体管事人员的大会，谈到解放军领导佃户斗去孔府的粮食问题，有些人主张反攻倒算。

　　孔德成不同意，他甚至亲笔写下手谕：八路占曲阜时由其率领各佃户斗去之粮粒，事成既往，概不追究，纵有自动请退者亦不予接受。

　　1948年，解放军再次占领曲阜，孔府收为公产延至今日。

　　现在，在孔府，每当有游人到此，当地的导游总是不忘告诉游客：“现在孔府已经收归政府所有，即使孔家的人回到这里，也一样要买门票参观。”

　　到了批林批孔的时候，当地的孔氏族人遭了殃。

　　“批林批孔，可把姓孔的整惨了，很多人都不敢说自己姓孔。”曲阜当地的一个出租车司机说。”

　　当时，孔德墉正被下放到干校，没有因为这个问题挨批。但是在此之前的“文革”，有过一次与红卫兵的交手。

　　曲阜所有的孔氏族人都记得一个名字：谭厚兰。1966年11月，谭厚兰到了曲阜，“整肃封建残余”，第一次，她想砸孔府中的成化碑，没有成功。第二次，谭厚兰带了200多人再次到来，用拖拉机把成化碑拉成两截。至今，修复的成化碑裂痕清晰可见；孔子墓被挖，墓碑砸成58块；第七十六代衍圣公孔令贻的墓被挖，孔令贻被曝尸。

　　孔德成不在了，谭厚兰不知道怎么知道还有一个孔德墉，她开始找孔德墉。

　　“当时曲阜只有孔繁银跟我有联系，谭厚兰找到他，把他吊了起来，但是孔繁银一直不说，只说不知道。后来谭厚兰又找了另外一个族人，那个族人没有扛住。”语气唏嘘中，孔德墉仿佛回到那个年代。

　　孔德墉还是被找到了，并接受了“审问”。

　　“审问”孔德墉的，是一个25岁的年轻排长，姓张。

　　一参军就是排长的孔德墉，心里对他还有点不以为然：“张排长，你说我是地主，是不了解情况，你搞过土改没有？我搞过土改，土改怎么划分？解放前三年、剥削量百分之三十。而1945年我就离开孔府了，再说孔府一亩地一年收八分钱，这是我在账本上看到的，一年收八分钱怎么够得上百分之三十？”

　　“你们家有颐和园式的大花园！”

　　“我们家有个花园是不错，但是跟颐和园没法比，连颐和园的百分之一都没有。不信你去看看。”

　　“那你们家有多少地？”

　　“我家没地。孔德成没有分给我。我家在孔府一直是供给制。生活用品都是按时发放的。我吃饭四菜一汤，孔德成是八菜一汤。我连钞票都没有见过，买东西是仆人去领了钱买的。”

　　不欢而散。孔德墉嘴上没有服软，但是看那阵势，心里却在打鼓，悄悄地让同事第二天从家里带被窝过来。

　　没想到，第二天没有消息，第三天也没有消息，然后竟然没有消息了。后来才知道，这事被报到了一个军代表那里，被制止了。

　　“我看那个军代表，还真是有些水平哩。”孔德墉悠悠地说。

　　乍暖还寒

　　孔德墉再回到家乡，已经是改革开放年代。一个朋友到曲阜去玩，无意中说起他认识孔德墉，在旁边的副县长听了，马上跟他说：“你能不能给带个话，让孔德墉先生回来看看，听说他‘文革’受了委屈。”

　　孔德墉提了三个条件：第一，不住孔府；第二，不见父母官；第三，不接触新闻媒体。然后一个人坐着火车回到曲阜。去曲阜时，孔德墉带了个相机，准备拍一些照片寄给大哥孔德成。

　　在曲阜，中午的时候，孔德墉一个人背着相机，找了个包子铺吃饭，正在排队，一位老者走过来：“您是墉少爷吧？”

　　“我是。”

　　“您不认识我啦？我是海林家的人啊，那时候海林老上您家，都是我接他。您怎么在这儿吃饭不到孔府吃饭啊？”

　　老者让孔德墉坐下，端来包子。吃了饭，又把他送到孔府。

　　孔德墉到那里去找的是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的一个朋友，朋友不在，孔德墉在孔府门口待着，不进孔府的门。

　　到了下午，那人回来了，县长也跟着来了。

　　县长说：“您回家不上孔府怎么行啊，您不上孔府我们怎么交待。您还得上孔府。”

　　孔德墉被安排在西路的弘和轩后面的一个房子，过去是父亲孔令煜办公的地方。

　　负责整理孔府文物的专家也趁机向孔德墉请教问题——

　　“石生是谁啊？”

　　“是我。”

　　“那星源是谁啊？”

　　“是我。”

　　“那红萼公子是谁啊？”

　　“还是我。”

　　这些，都是专家们在整理孔府留存的练习本上看到的奇怪的名字。现在，“真相大白”了。

　　孔德墉也突然感兴趣了，他提出想看看自己当年的练习本。

　　得到的回答是：“很抱歉，不能。”

　　后来县长建议出去玩玩。一辆上海牌汽车开来了，前面还坐着警察。孔德墉一看，挺反感：“我刚从牛棚里出来，你们怎么又叫警察，咱能不能不叫警察。”

　　县长解释：“您不知道，现在还有反孔势力。”

　　孔德墉说：“那也不行，太别扭了。”

　　后来换了一个汽车队长。上尼山，汽车队长还带了两暖瓶水。孔德墉问：“这是干什么？”汽车队长说：“您别问了，领导让带的。”后来才知道，是怕人放毒，所以自己带水喝。

　　到了孔林，孔德墉才知道那些人说得并不假。头一天刚修复起来的孔子墓，第二天就被人毁平了。

　　自然而然，孔德墉问到了孔令贻被曝尸的事，县长说：“哎，没这回事。”

　　筹备

　　从第七十二代衍圣公孔宪培五兄弟繁衍，到孔德成，德字辈的近支有22人，孔德墉找到17人。一提重修家谱，大家都热烈赞成。

　　“我一看，原来大家都赞成，就我一个人反对，也不反对了。就开始准备修了。”孔德墉说。

　　1996年10月1日，孔德墉到了台湾，找到孔德成，商谈重修家谱。历经种种运动，孔氏家族还保持着自己的规矩：修家谱，是宗子衍圣公的事情。别人修，要征得宗子的同意。

　　一说修谱，孔德成连说了三个应该修。“可是怎么修法啊？哪来的钱？现在再修，可是天文数字，又经过了几十年战乱，你怎么联系啊？”

　　“现在有有利条件有不利条件。有利条件是交通发达联系方便，不利条件是政府不会支持我，我也不会找政府。”当时的台湾和内地还存在不少隔阂，孔德墉没和大哥孔德成透露实底。但是在之后的修谱岁月中，他确实没有向政府要过一分钱。

　　“当时在台湾我就跟孔德成谈到了韩国人入谱的问题，之前韩国的孔子后裔从来没有入过谱，现在已经八百年了，这次一定要把韩国人吸收进来。但是女性入谱没敢谈，如果他要是不同意这事就干不成了。”孔德墉对记者说。

　　两年之后的1998年3月，关于修谱的事情已经开了三次筹备会。第三次筹备会开完，孔德墉去了一趟民政部，说明来意：因修家谱想成立个机构。民政部答复：“对于修家谱，我们是既不反对，也不支持。”

　　“只要你们不反对，我们就当个文化事业来做吧。”

　　“是，你们这个家族不是一般的家族，应该修。但是建国以来有两百多万个社团，鱼龙混杂，现在正在清理整顿，停止成立。你们修家谱还要成立机构？”

　　“孔子后裔遍及全世界，我不成立机构怎么干？我在香港成立机构吧。”

　　“那没问题。”但是民政部要求，在香港成立的机构，如果在内地搞大型的活动，必须有一个相应的内地社团联合开展，孔德墉想到了谷牧领导的国际儒学联合会。

　　其实，在民政部注册通不过是孔德墉意料之中的，早在2月份，他就已经在香港注册了机构，机构的名称叫孔子世家谱续修工作协会。

　　低调修谱

　　孔德墉找到谷牧，谷牧赞成，但是非常谨慎。按照程序，谷牧让孔德墉递交一份报告给国际儒学联合会。谷牧特地告诉孔德墉，不要说修谱，只说要求国际儒学联合会成立一个孔子世家谱牒课题研究组。

　　1998年5月，孔德墉因事到北京，谷牧正在香山召开“孔子与人论”的会议，会议已经接近尾声，听说孔德墉来了，谷牧让他立刻赶往香山。

　　“你看到没有？”谷牧指着会议的条幅，“开这个会，打了好几次报告才通过。所以现在你千万不要说你是修谱，外面要是问你，你就说我们叫你去调查，调查了登记表是给我们研究的。现在还有‘左’先生，如果给你向中央写封信，你就夭折了。这几年你就默默无闻地做这件事吧。”

　　但是孔德墉要造造势，否则修谱的工作难以展开。

　　1998年10月，孔德墉邀请美国、马来西亚、韩国、香港等各地的孔氏宗亲代表，在北京召开了一次会议。向国际儒学联合会打报告时，本来准备叫“孔子世家谱调查工作会议”。

　　但是谷牧看了之后说：“还是叫孔子世家谱调查工作筹备会议稳妥些。”孔德墉事后才察觉到，这是谷牧保护他顺利修谱的良苦用心。

　　该开始联络散居在世界各地的孔氏族人了，先是广州的岭南派，然后江苏，再是西南的云贵川、重庆，接着是西北的陕甘宁，再由大到小到各个县市，耄耋之年的孔德墉老当益壮，马不停蹄，所有接触过孔德墉的人对他都有这样的印象：精力旺盛。

　　“革命洗礼”有余音

　　开始修谱的时候，别人也不认同孔德墉。

　　在河南开修谱会议时，因为河南之前曾因修谱被骗，所以在介绍孔德墉时特意说明：“这次不是骗人的，这是从香港来的孔德墉。”

　　结果当地的宗亲说：“哦，从香港过来诈骗了。”

　　后来孔德墉把河南的四十多名孔氏宗亲代表都请到了济南，河南宗亲还是心存疑虑：“我们没有家谱。”

　　孔德墉说：“没关系，咱们先开会，开完会入不入谱是你们的自由。我不是骗子，你们开，你们来路费我报销，住店我报销，哪有这样的骗子？”

　　开了一天会，河南宗亲代表把他们保存的家谱拿了出来：“我们也带了一些表。”

　　孔德墉还是说：“不急，咱们先开会，开完会再说。你们不愿意入谱有各种原因：不相信我，认为我是骗子；经过革命洗礼，家庭观念淡漠；这是封建活动，不愿参加。但是我不能把你们抛弃了，因为河南有二三十万孔子后裔，我如果抛弃你们是我不负责任。”

　　到了第三天，河南宗亲搬出了几箱子的家谱：“你们是真修谱，这次我们信了。”

　　还有一些入谱的人，心存忧虑。孔德墉开展修谱工作时，现任法国大使的孔泉当时是外交部发言人，写了一封信给孔德墉询问自己家的情况。通过家谱，查到了孔泉的情况，孔德墉给孔泉回信，说明情况。

　　不久，孔泉的父亲寄来了填表入谱的请求，但没有孔泉。孔德墉感到奇怪，给老人家写信询问：“您儿子怎么不入谱？”过了四个月孔泉才入谱，又过了四个月，孔泉的弟弟入了谱，又过了几个月，孔泉的妹妹入了谱。

　　之后，孔泉的父亲寄来一千块钱，说：“我是退休人员，没有钱，但是要支持你们修谱。”孔德墉回信表示感谢，并且表达了想到北京拜访老人的愿望。

　　在北京，老人一见到孔德墉就说：“我是担心孔泉他们的工作。”

　　但是自孔德墉1999年开展活动以来，“每到一处，都是绿灯，各地的领导都很支持，从来没有碰到过红灯。”孔德墉说。在泸州开会时，当地的常务副市长到场，但是没有讲话，这让孔德墉觉得他“保守”。

　　尾声

　　十三年，谱修成了，总谱80册，重125公斤。孔德墉送出了三部：一部送给中国国家图书馆，一部送给台湾“中央图书馆”，还有一部，保留在曲阜孔府。孔氏宗亲想保藏家谱的，一律需要花钱购买。

　　颁谱仪式隆重，很多政府官员出席。有海外媒体据此称：中国儒家思想热潮的复兴又迈出了重要一步。而学者马立诚在梳理近年来的七大思潮时，把儒家学说的抬头列为其中之一。

　　对于这些，孔德墉并不完全了解，但他对儒家学说有自己的理解：“要让我说，我觉得儒家的学说可以贯穿到人的生活、教育甚至治国方策。但是中国不能忘了马列主义。”

　　对他而言，修谱，只是完成了自己和家族的一件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