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先驱导报》记者杨英 陈璟贝发自北京 2009年11月21日零晨看上去没有什么特别，但一场巨大的灾难正悄悄地降临黑龙江省鹤岗市新兴煤矿500米深处的528名矿工。“瓦斯浓度超标，情况危急！”1点37分，瓦检员告急。工人们开始陆陆续续地向地面撤离。2点30分，爆炸发生了。截至本报发稿，528人中有107人的生命终止在“11·21”，还有1人被困井中生死未卜。今年以来死亡人数最多的一起中国矿难发生了。

　　“我们觉得很奇怪，世界上很少有国家会像中国这样，矿难频发。这一点外国人很难理解。”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驻北京首席记者吉米·福洛库鲁斯直言不讳，本报记者遇到他时，他的同事们刚刚就黑龙江矿难发了一条新闻，吉米说，“中国正在世界上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但是矿难频发，给中国在国外的形象大大减分，影响很不好。”

　　鹤岗矿难成为世界话题

　　这起发生在中国东北地区的瓦斯爆炸事故被认为是近两年来最严重的矿难，事故发生后，许多外媒都在显要位置刊登了这起矿难的新闻，美联社、路透社和法新社等均派记者赴鹤岗报道，中国矿难再次成为世界话题。

　　长期以来，中国的煤矿安全问题备受指责，这次也不例外。美国《华盛顿邮报》22日的文章写道：“一夜之间突然翻番的死亡人数，让21日发生在中国东北的矿难成为今年最严重的矿难，并再次突出了中国糟糕的矿井安全记录。”法新社的报道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中国的生产安全令人担忧，中国在矿业、工厂和建筑工地每年有数千人死亡，在利润和生产需求的推动下，安全要求往往不能被足够重视”。《纽约时报》认为，尽管中国高官对煤矿事故表示关注近些年越来越常见，并再三要求提高安全生产措施，但恶性矿难仍不断出现。因为最近6年，煤炭价格一直很高，吸引了很多企业加入这一行业。

　　与以往有些不同的是这次爆炸矿井的身份引起普遍关注。“中国经常发生煤矿事故，但周六的这起煤矿爆炸不太寻常。”《纽约时报》这样写道，“因为它涉及中国规模最大的国有企业之一的黑龙江龙煤集团经营的一座大型煤矿。”香港《苹果日报》称鹤岗煤矿是“黑龙江四大矿区中煤质最好、产量最高的煤矿；安全设施也是内地最先进，有地下定位及煤气自动监测系统。龙煤集团是黑龙江大型国企，内地520家国有重点企业之一。”

　　以往的矿难大多数发生在一些政府设法关闭的小型无证煤窑，近年来，中央政府关停了数百家规模较小的私营煤矿，或将它们并入国营煤矿，后者通常被认为更安全。而在被认为比小型私人煤窑更安全的的大型国有煤矿发生安全事故，外媒用了“异常罕见”一词来评价，认为不排除是今年内地提早进入寒冬，能源供应紧张，为加快采煤而忽视井下安全导致出事。

　　美联社的评论称“此次矿难凸显出政府在维持产量的同时加强安全工作所面临的困难。”《华尔街日报》则认为事故凸显出电煤大量需求背后的高昂的人命代价。

　　事故不断损害中国形象

　　矿难事故在中国发生率很高，虽然自2002年以后有逐年下降的趋势，但依然保持在全球较高水平，这令中国陷入一种尴尬的处境。

　　在众多外媒看来，片面地追求经济增长，忽视安全生产，是导致事故频发的重要原因，“无论是国有煤矿还是私营矿井，老板都把煤炭产量提高到超出生产条件允许水平的程度而忽视安全措施。”尤其是私营煤矿，更是声名狼藉，“不少矿主生活穷奢极欲，却吝啬于投资煤矿的安全设备，只求最快最多地榨取利润。”以至于“中国工人死伤人数之多已经使中国在国际上出了名，蒙了羞”。

　　中国的煤矿被认为是“全世界最危险的煤矿之一”，而在中国当矿工则是“这个世界上最危险的职业之一。”“这是中国经济全速增长景象的另一面。”法国《解放报》评论道，“矿工在为中国经济机器的全速运转付出沉重代价。”香港《东方日报》则将其称之为“带血的GDP”，因为“内地每亿元国内生产总值(GDP)中就有一个人死亡。”

　　在吉米看来，外国媒体之所以关注中国矿难，是因为这暴露中国现在迅速崛起中的社会问题：中国虽然成为了超级生产大国，但是现在很多企业只注重片面地追求最大的经济利益，而不关注劳动者的生存安全保障和基本权益保障。

　　中国中央政府对减少事故所做的种种努力被高度肯定，但在频发的事故面前，这些措施的效果却受到质疑。“中央政府虽然三令五申，但是地方政府落实起来还是存在诸多漏洞。”吉米告诉《国际先驱导报》，“我们关注这背后是否有地方政府和生产企业的权钱交易。”事实上，地方执法者常常与生产企业达成某种默契，为私人煤矿充当保护伞甚至直接参与开采煤矿的生意，“一些官员就是煤矿的大股东”已成为众人皆知的秘密，而“为了避免自己与非法企业的关系曝光，地方官员总是习惯性地瞒报”。这些行为常为外媒诟病，使中国地方官员形象不佳。

　　为此，中央政府颁布问责制政策，要求“地方政府最高官员需对辖区内重大事故负责”。但在香港《南华早报》看来，“我们可以轻易让县长、市长甚至市委书记停职或免职，可我们却不能开除所有与富人有关系的各部门负责人，富人会向与他们直接联系的官员行贿”。德国《世界报》也表示，“中国曾自豪地宣称已开除了4500名与煤矿私下勾结的地方干部，却无法解决隶属利益集团的官员和监管机构腐败堕落问题。”香港《新报》同样认为，“仅靠摘除行政官员的乌纱对防治矿难成效不彰，不对有关责任人施以严厉的刑罚处治，不对矿主判以重罚，禁止其再涉足煤矿业，恐怕不足引起煤矿经营者对安全生产的重视，避免矿难一再发生。”本来有助改善中国形象的问责制反而成了诟病的对象。

　　治理需要上升到国家形象高度

　　鹤岗矿难发生后，许多外媒都捕捉到了中国领导人与相关负责人第一时间赶赴现场的画面，“但这种正面报道不会太集中，西方媒体习惯于报忧不报喜，各大媒体多把焦点集中在遇难矿工悲痛欲绝的家属身上，政府的安抚不到位，以及他们的抗议等都被突出，这会对中国国际形象带来负面影响。”在凤凰卫视时事评论员何亮亮看来，“其实许多海外读者甚至都不知道黑龙江在中国的哪里，但如果一次次发生类似的事故，负面的效应就会不断积累，久而久之海外读者就会对中国矿难建立起一个相当负面的印象。”

　　专家们呼吁，今后的矿难治理还需上升到国家形象的高度，因为不仅国人在看，世界也在看。曾担任过中国五矿化工进出口商会副会长的周世俭对《国际先驱导报》表示，“矿难各国都有，但都没有我们的人员死亡率高，这一是因为我们设备普遍比较落后，二是安全检测系统跟不上，另外就是太过于强调GDP，这次鹤岗矿难就是为追求产量而忽视了安全。以后我们一定要重视以人为本，安全第一，宁愿少出媒，也要保人保安全，不使中国的国际形象蒙受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