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80后的若干矛盾面孔

　　有人责怪“80后”缺乏社会责任感和独立生存能力，那我只能说，主要责任在于社会。他们既受益于改革开放，又为“发展”付出代价

　　文 | 加藤嘉一

　　2008年7月3日，我参加了在北京奥运会乒乓球馆举行的北京大学2008本科生毕业典礼。本来只是想以平常心感受大学毕业的时光，但没想到，现场气氛并非离别或感伤，而是堪称热烈，北大毕业生们齐声大喊：“爱我中华，祖国万岁！”

　　为什么，即将走向社会的中国“80后”精英分子们那么强烈地表现出“爱国”？

　　“爱国”与“崇洋”并存

　　2008年和2009年对于中国都很特别。2008年有奥运火炬传递风波、四川地震、北京奥运、改革开放30周年、金融危机；2009年是“五四”运动90周年、新中国成立60周年，也是“信心”年、“保八”年。这些事件有一个共同点，就是考验中国人如何面对来自西方的傲慢与偏见。

　　北京奥运前夕，我曾有机会对北大的中国同学进行访谈，话题是“中国80后精英如何爱国”，切入点则是他们如何看待那段时间所发生的种种事件。

　　经过深入沟通，我了解到，他们几乎一边倒地支持中国政府的立场。比如“在国际舆论对中国施加压力的严峻形势下，党和政府表现得相当不错了”；“西方媒体的报道很偏激，不客观，歪曲事实”。

　　听到这些，说实话，我有些惊讶，发现原来自己对中国“80后”的了解是片面的。根据在华6年的经验，我一直以为北大大部分学生，特别是“精英”，都相信西方好，希望将来能够到欧美留学，进欧美企业工作，甚至渴望与欧美人结婚，获得欧美国家的国籍。

　　但现在，我认为，中国“80后”的爱国观已是“爱国”与“崇洋”并存。两者听起来似乎矛盾，但其实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单纯而复杂的实际生活环境下的产物。

　　这种心态下的中国“80后”，面孔既坚韧，又困惑。一方面，在祖国办奥运的时候格外认同政府，驳斥西方的政府和媒体。另一方面，在经过艰难的高考和大学，面对人生选择的时候，又有些崇尚西洋，追捧哈佛和微软。

　　成功观深具中国特色

　　从这一点上，我不能不谈到中国年轻一代的“成功观”，这也是深具中国特色的。

　　在中国，真正“有背景”的人属于绝对的少数。据我观察，中国现在虽然已有多样化的劳动力市场，但绝大部分北大学子的职业选择，概括而言是两条道---要么是走“公”道，即做公务员、进国家机关；要么是“私”道，即进入跨国或国内企业。

　　普通的想以个人努力和品格创造人生机会的学生，会去考公务员，如外交部、商务部、财政部、教育部等。

　　“私”道方面，留学欧美和就职跨国企业仍然显得比国内企业更有吸引力。这是与一些“80后”的“崇洋”心态分不开的。他们希望能到哈佛留学，到高盛工作，反正不想在国内呆着，至少也到香港，即使在内地，也要到外企工作。

　　部分北大学生觉得在国内的国企或民企工作无法发挥作用，觉得那些地方依然充满着中国特色的“关系”、“人情”等等变数，单位也不是完全凭借实力判断一个人、决定工资多少。他们虽然并不一定认同外企的雇佣理念和劳动方式，但觉得跨国企业至少能够公平地看待员工，对于一个人的能力给予相应的尊重和待遇。

　　这里，还有一个麻烦的、特别具有中国特色的因素---家长。一些中国家长跟孩子一样---有时比孩子更加严重地---爱国或崇洋。他们看待欧美的方式似乎更加不理性，一方面看到美国对中国采取什么制裁或措施之后马上出离愤怒，另一方面又想方设法要把孩子尽早地送到美国，认为美国的教育体制是第一流的。

　　“80后”们正在遭遇尴尬。2010年是他们首次走向“30而立”的一年。一直不被社会完全放心的“80后”终于要迎来30岁---他们能否不仅“30而立”，而且“30而励”？他们要学会用自己的脚走下去，而非简单依靠父母的金钱和关怀生存。对中国“80后”来说，这是他们将面临的最大人生问题。

　　爱的勇气让人惊叹

　　唯一让“80后”们感到自由的应该是谈恋爱。

　　告别艰难的高考，拿到录取通知书，走进大学校园，中国大学生对谈恋爱的激情绝不亚于对求知的渴望。

　　他们一般在校园里解决“衣食住行”，许多学生依然遵守着中国大学的传统生活节奏：早上起来到食堂吃早餐，吃完后到教室上课，下课后到食堂吃午餐，接着到教室自习、看书，吃晚饭后再上一门课，9点后回宿舍与同屋聊天，11点熄灯后睡觉。北大本科生基本上都是四个人住一个房间，所以每一个学生不太可能在寝室里谋求什么“私生活”，而对许多大学生来说，最大的“私”就是谈恋爱。

　　北大学生们在有限的时间和空间里尽可能满足、表达爱情的能力令我钦佩。比如，男女朋友尽量选修同一门课，一起上课；在两个人都没有课的时候找个空教室一起看书；每一顿饭都一起吃；在“宿舍—教室—食堂”的三点一线内，始终手拉手。

　　中国“80后”们结婚似乎比日本同龄人早。最近，我的中国“80后”朋友们纷纷结婚，已经生了孩子的夫妻也不少。这让我重新体会中国“80后”所面临的结婚生子问题。

　　前段时间，我跟一位“80后”女性朋友聊天时，得知她已经怀孕6个月。快要当妈妈的她，心情似乎并不激动。她告诉我，生下来之后孩子她就不用管了，而是交给她母亲。

　　我知道，许多中国年轻人有着与她同样的打算---早早结婚，怀孕，把孩子生下来后直接交给父母，自己则回到原来的单位，或者重新寻找单位，继续上班。

　　我很理解，现在中国城市生活压力巨大，除非两个人都有工作、有收入，因此一对年轻夫妇常把养孩子这一任务交给某方或双方的父母。我想这些年轻的父母也同时知道，孩子最好的成长环境是与自己的父母一起。

　　我相信，中国的年轻父母是因为生活压力太大而做不到自己亲自抚养。有人责怪“80后”缺乏社会责任感和独立生存能力，那我只能说，主要责任在于社会，“80后”既受益于改革开放，又为“发展”付出代价。这是受到国家转型和来自西方多种文化冲击的转折一代，有时候或多或少地迷茫、浮躁、盲目，有时候也会丢失核心思想和自我认同。

　　再把眼光转移到我的祖国日本，想一想，同龄的日本人又是怎样的一代？日本最高学府东京大学的毕业典礼，恐怕不可能那么充满爱国色彩，学生绝不可能为政府大喊“加油”，毕业之后也不会把去哈佛留学作为第一目标。时代变了。■

　　(作者为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研究生、媒体人)

　　四个日本“80后”的真实故事

　　日本在上世纪的七八十年代，整个社会都处于发展过程的躁动期，加上媒体的鼓吹，到处都是“希望”，到处都是“成功”。经过最近这20年的经济衰退，人们对成功的认识已从云端跌入凡间，大多数人都较为注重眼下

　　文 | 凌庆成

　　听说国内近来颇流行“80后”、“90后”的提法，这体现了中国人对年轻一代现状的关注。一衣带水的另一边，日本“80后”又是怎样的面貌呢？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专门采访了几位80年代出生的年轻人，有的是我的学生，有的是我的忘年交，多数是在校生，也有已经步入社会的年轻人。

　　君岛不明朗的上海梦

　　君岛优树，法学系四年级学生，目前已获得一家公司的“内定”，也就是说，明年3月他一毕业就能顺利就业。

　　去年9月雷曼证券倒闭后，日本各大公司第一个重大决策就是裁人。受此连锁反应，各公司都是紧闭大门，一个职位会引来几十甚至数百人的竞争。在今年如此严峻的就业形势下，君岛优树算是个幸运儿。

　　其实他从年初起就很少到校上课(他听我的中国文化课)，时间多用于参加各公司的就职说明会。每次见他都是身着西服，打着领带。今年5月的一个星期四，他风风火火地跑进教室，兴奋地告诉我，他终于取得了某公司的“内定”。

　　君岛说，为了能参加上下午的两个说明会，一天之内要从东跑到西，中午只能在车站啃几口面包充饥，西装革履的还得做出从容的样子，谋生不易啊！

　　前天下课后约他聊聊，问他对未来“人生”的设想。他竟然先从女友说起，大概这是他最关注的未来。

　　他的女友也是本校学生。他满脸愁容地说，今后的“婚恋”历程难免要遭遇困难。

　　女友的父亲是日本横河电机公司的一个部长，这是一家很有名的大公司。女友的家教很严，她父亲始终禁止女儿单独与男友出去旅游。日本青年与国内青年相比，在一些方面其实还是很刻板和拘谨的。

　　君岛8岁到12岁是在北京度过的，当时他父亲是公司驻北京的代表。君岛读的是日本人学校，每天除了上课就是玩游戏机，虽然生活比较单调，但却让他对中国有了些直观的了解。

　　他说之所以想去“内定”的这家公司，是因为这家公司在上海有一家分公司，他明年先在日本培训和见习一年，后年想去上海。他打算运用自己的汉语优势，早点儿脱颖而出，争取在三十二三岁时弄个“课长”当当。

　　女友也已找到了工作，是在东京三菱UFJ银行，这是一个待遇很好的行业。女友虽然还有个弟弟，但是他父亲绝对舍不得让女儿跟他去上海，况且他那300多万日元的工资也令人担忧。但如果单身赴任上海，说不定什么时候女友就“吹了”。

　　我问他为什么选择这位女友，是不是觉得对方家庭条件好？他说不是，主要是因为喜欢。他说女友有点“笨”，没有什么主意，凡事都听他的。我告诉他，那其实不叫“笨”，只是一种单纯。君岛说自己从没打算依靠长辈，两个人的相爱是最重要的，希望将来能生两个孩子，最好都是男孩子，因为女孩子会让父母很操心。

　　宽子告吹的婚礼

　　宽子，27岁，在IT公司供职，已经毕业4年了，大约在6年前修过我的课。

　　去年我参加了她们的“忘年会”(公司上下级、同事及友人间年底的一种聚会)。在会上，宽子告诉我她打算今年结婚，问我能否参加，我表示一定参加，请她事先通知我。但是，今年一直也未收到请柬，我也没多想。前不久变更了网址，我给她发了邮件，她回信问我可否见个面。我们约好星期五晚上在东京车站见面。

　　一年不见，宽子瘦了些，脸色略显苍白。我委婉地表达了对她婚礼的关心，她淡淡地笑笑说，改变了结婚的计划。

　　她的男友阿部原是早稻田大学政经学部的硕士，家境并不太好，但人很努力，成绩也很优秀。毕业后就职于电通广告公司。广告公司的工作极忙，每天几乎没在11点以前回过家。他经常说希望早点结婚，有一个真正的家，于是双方决定在今年夏天举行婚礼。

　　但是今年由于电通经营不顺，不仅工作量加重，奖金等收入也减少了。他们年初时每周还能见一次面，后来就靠打电话。4月突然收到阿部发来的电子邮件，说无法按时举办婚礼，身体出了问题。宽子急得不得了，立刻给他联系医院做检查，但是却与他联系不上了。情急之中，给他所在的部门打了电话，才得知他去印度出差了。一周后终于收到了他的电话，说要和她见面。

　　这次谈话使她得知了真相。原来阿部在电通下属的一家子公司认识了一个女友，比他大3岁，新女友的父亲是野村证券公司的董事，舅舅是某国会议员的秘书。女方家庭对他很满意，答应婚后为他的政治前途做出安排。这就是未婚夫变心的原因。

　　宽子很平静，像是在说别人的事。我不好问她是如何度过那段时间的，她看出了我的意思，说当时真的不知所措，曾想到过“死”，可是又觉得那样会给别人添更大的麻烦。于是努力回忆男友以前的种种好处，尽量理解他，比如他的坦诚和以往的关照等等。

　　我默默地听她说完这段往事，想缓和一下气氛，就说出了我们年轻时经常说的那句名言：“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然后又问她有什么打算，她说目前没有什么计划，今后如果再斟酌人选时，不能不考虑门当户对了。

　　安本祥平的平凡理想

　　安本祥平，大四学生，曾在北京大学短期留学。

　　我问他：“什么是人生的成功？你认为谁是成功者？”

　　他歪着头想了半天，说：“我觉得凌老师就是成功者。”我一听就乐了，问他，我怎么能算是成功者呢？他说：“你在北京和日本都有房子，又有儿子，一年就上半年课，还有工资，当然是成功者了。”我说，我只是个普通教员，根本够不上成功者的称号，倒是你的“亲戚”安本正义可以算是成功者。

　　他忙问：“谁是安本正义？”

　　我告诉他，安本正义就是SOFTBANK(软银)的孙正义，他有6800亿日元的财产。

　　他连忙摇头说：“他不算，他每天不光为1.5万亿的债务操心，还要为经营着急。”

　　我问他是否有成功者的偶像，他说，平平静静的生活，别有病(他父亲有糖尿病)，就是成功。“那些总理大臣都是成功者吧，本大学前几年也出过一位呢，一直到下台为止每天都是挨骂。那些著名的艺人，没出事时光辉灿烂，一出了事什么都不是了，酒井法子就是实例。”

　　日本在上世纪的七八十年代处于发展过程的躁动期，加上媒体的鼓吹，到处都是“希望”，到处都是“成功”，成功人士云集各界。经过最近这20年的经济衰退，人们对成功的认识已从云端跌入凡间，大多数人都较为注重眼下。日本人与生俱来能伸能屈、善于忍耐的性格，也造就了这种平凡的成功理念。

　　田中骏亮的国家观

　　田中骏亮，东京大学博士生。

　　我问起他有关“民族与国家”这一话题。

　　田中说，有关“民族和国家”在日本其实是两个完全不同范畴的话题，日本不像中国或俄罗斯那样是具有众多民族的国家，日本基本上可以说就只有一个民族，也就是大和民族。

　　我问他，国民的利益如果与国家利益不一致时应如何对待？

　　田中说，现在的年轻人大部分都只关心自己的事，国家的事都交给政治家去处理了。其实有太多的问题要关注，比如说就业问题，还有“养老金问题”、“低生育率问题”、“教育问题”，最严重的是“赤字预算问题”，日本的国债已达到了800多万亿日元了，每年的税收只有40多万亿日元，国家运营大部分都是依靠国债来支撑的。上述诸多长期存在的问题，已经使国民对国家失去了信心。

　　我又问了一个比较敏感的话题，如果以国家名义让你再次出征，你将如何对待？

　　他说，您是指发生战争，对外国的侵略吧。首先这绝对不会发生，日本宪法第九条决定了日本不可能再次出现对外战争，再说现在基本上没有人愿意去打仗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不仅战败了，还挨了两颗原子弹，而且，现在美军还驻在日本，说是日美同盟，其实是一把双刃剑，在保卫日本的同时，也掌控日本。

　　我为写这篇东西，虽然也与年轻人作了交谈，但只是如实转述。我本想谈点看法，后觉不妥。我们老气横秋的难免给点评歪了。还是权作几幅日本青年的速写，直接提供给中国的年轻人吧。■

　　(作者为旅居日本的中国学者，日本横滨国立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