邻人随想

　　去之前，去之后，不仅是时间的距离，更是心理认识的距离。缩短它，唯有增加往来。更多地“走出去，迎进来”，才能让刻板的成见消散于鲜活的“眼见为实”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黄琳 | 上海报道

　　从本刊和日本《读卖新闻》连续几年的同题调查结果中，可以发现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中国人和日本人对于对方的认识，远远落后于时间的更新。中国人的热情好客，并没有完全被对方认同；而日本人的乐于助人，同样没有受中国人的彻底待见。

　　这仍是一对隔海而望彼此陌生的邻居，尽管双方已交往数千年。本刊记者特别采访了几位去过对方国家的中国人、日本人，聊聊他们眼中的对方。

　　周立波：中国人可以和日本人交朋友

　　我是2001年去大阪的，那是我第一次去日本。

　　我对于日本的印象有两点：第一是诚实。日本政府在某些方面的不诚实，并不代表他的民众不诚实。比如，日本的超市，说五点打折，那么五点你去就一定会买到打折的，在日本很少遇到骗你的人。

　　大和民族的发展是建立在诚信的基础上的，这是我的心里话，有些网友可能不会接受我这个说法，但我真的这么认为。

　　第二，日本人勤劳，是一种团体性的勤劳。而且他们的那种勤劳已经变成了习惯。我有个朋友，在日本打工，有时候他说他想偷偷懒，但日本同事马上就教育他，说“你不要偷懒的，这样对公司不好”。

　　包括日本人的价值观，和中国人也有很大区别。

　　比如我姐姐在日本公司待了20年，前些年日本经济不好的时候，他们公司的员工可以集体到老板办公室去排队要求减薪。他们的想法也有道理，这个月我少拿一点工资，公司运作景气一些，就可以多维持一些时间，甚至渡过难关。假如我这个月多拿，但公司维持不下去，最后关门了，就什么薪水也没有了。

　　日本人自律，他们有一种整体自律。有人会觉得日本人不热情，其实日本的客气和热情在文化中显现出来，日语是全世界敬语最多的国家，但这种礼貌不是一种虚伪。

　　但是，当年在日本的时候，我有一点很反感，我在日本看到所有的关于中国的报道大部分都是负面的，都是中国不好的地方，他们就是不敢拍我们上海，美国人也这样，都拍中国落后的地方，结果有些美国人来中国旅游的时候，还自己带了餐巾纸过来。

　　我对普通日本人印象都不错，他们有那种很礼貌的距离感。人和人交往需要距离，需要分寸。日本人有一种习惯，一般不会到人家的家里去，吹牛都是蹲在马路边进行，男人们去酒馆，家庭妇女买菜的时候，就在路边聊聊天。

　　最喜欢的日本城市是大阪，那也是我当年待的地方，蓝天白云很不错，喜欢那个城市的气场。在大阪的时候，我看过一个电视秀，是搏击比赛那种，一个父亲欠了两亿日元的贷款，为了女儿上大学，他一直战斗到底，最后绝地反击，获胜了。我看的时候都哭了，为那种精神感动。

　　日本的教育体制很不错，他们很注重意志力的训练，不光是书本的应试教育，日本男人不认输，打死也不认输，看上去很谦虚，但心里可不认输。就像日本人喜欢的口号：刚巴得，刚巴得，日语“加油！加油”的意思。

　　中日两国有些历史问题没有解决，但是人要向前看，我觉得中国人可以和日本人交朋友。

　　松田奈月：中国的活力从哪里来

　　开始接触汉语，是在我初中的课堂上，学习以“子曰”开头的论语。那门课程叫“汉文”，要学习四书、古诗，还有一些中国的古文。课程都是日文的，老师也用日语教，所以当时我没有感觉是在学习中国的语言。高中时学习了杜甫李白的诗歌，他们的故事，以及《三国演义》等作品，我慢慢知晓了汉语世界的音韵美，以及汉语的博大瑰丽。

　　大学时候，我的专业是日本文学。当时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汉语作为二外。精通汉语，是日本古代的政治家文学家们必备的一种修养。

　　大学毕业那一年，1996年春天，我第一次来到中国。花了两周时间，我和我的同伴到了北京、上海、广州、西安和成都。那一次，我受到很大的震动。

　　在文学的世界里，我感受到的中国，就如同桂林山水一般有壮观的景色，是一种慢悠悠的时光流逝。但是实际上，我在中国的城市里看到的人，完全和书里不一样，他们非常有活力。

　　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在中国，在百货公司购物，或者乘公交车，假如你不往前走，就有可能排不上队。经济高速发展和现代化的过程中，可以看见中国人急匆匆地向前，如果不这么做，可能就会被淘汰。这种急匆匆的前进的活力从哪里来？当时我很不明白。

　　那次旅行，让我的兴趣从中国古代文学彻底转移到了现代中国。

　　回日本后，我开始看第五代中国导演的作品，比如陈凯歌的《黄土地》《孩子王》等，我被中国电影深深地迷住了。1999年我来到北京电影学院留学。

　　中国同学总说我很客气，无论是创作学习，还是一起卡拉OK，他们都说我太客气。他们说，在中国，等是等不来机会的，必须要直接说出自己的想法，大家才会觉得关系比较亲近，交流也会顺畅。

　　在我看来，在中国，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比较近，在日本，表现自己的时候比较少，更多的时候要求与他人合作和替他人考虑。刚开始，我对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思维习惯很困惑，后来在中国时间长了，也就习惯了。而且，在中国这种允许自己表现的大环境下，我越来越觉得自由，能自由地表达想法，拥有自己的空间。

　　正是由于中国式的沟通和交流，中国人与人为善的想法，以及这里人和人之间用缘分支撑的关系，所以我才能在中国自在地生活，迄今已有11年。

　　陈希我：对日本，我也曾误读

　　1989年，飞机把我从中国带到了日本。按当时我受的教育，日本是资本主义国家，是花花世界。在成田机场通往东京的电车上，我看到女人们都化着妆。当时在中国，化妆还常让人感到属于不太正经。

　　坦白地说，刚踏上日本土地，我感觉满街都是风尘女。我想现在很多刚去国外的人仍有这种想当然。曾经有一位女性担心地问我，她到了日本，是否会被拉去当AV女优？直到我渐渐融入日本社会，才知道那是可笑的误读，日本女人和中国女人一样，是生活着、工作着的人，她们是母亲，是女儿，是姐姐或者妹妹。

　　所以有这种想象，也跟长辈对日本人的说法有关。长辈们说：日本人“有礼无体”，即讲礼仪，但无身体的廉耻。这是经历过抗战的长辈传下来的。对那场战争，最深切的记忆就是日军强奸中国妇女。当讲到“无体”，我们就自然会想到这个场景。中国人到日本，总将“国骂”作为最有杀伤力的武器。但这似乎又是一种错位。这种骂对日本人似乎并不如我们想象的那样有力，倒是中国人不经意的一句“八格牙路”(马鹿野郎)，会让日本人暴怒。而这个典故的来源---“指鹿为马”的故事，在中国，却是从道德方面来解读的。

　　在中国，说到日本人，那些特定的语言，如“八格牙路”、“花姑娘”、“米稀米稀”、“死啦死啦”就会跳出来，电影上日本鬼子出现时，总会播放一种音乐，此时画面上一定乌云密布。我第一次看到太阳旗，是来日本后的第二个星期天，在新桥JR车站前广场，当时耳朵里就响起那种音乐，觉得天都昏暗了。

　　后来才发现，现在的日本人并不那么说话，而且，那些本来应该操着这种语言的“日本鬼子”，居然和善，乐于助人。给我印象很深的是初到日本时，几次迷路，日本人为我带路，而且好几次是老人。

　　他们有些还胆怯。我们学校有个中国学生被老师骂急了，把老师一搡，老师居然不还手。我本人也曾经有一次跟日本人打架，他拿着作为工作用具的长刀，当时我20多岁，不知死活，直冲过去，他却步步后退。当时我觉得很英雄，大扬了“国威”，现在想起来，这是耻辱。某种程度上说，我的文明教化，是在日本及与世界接触中完成的。我相信是文明的法则规训了他们。

　　刚走出国门时，稍不如意，我就会想：毕竟是日本鬼子！有一年除夕，我去了靖国神社。也许是因为对日本有了立体的认识，到日本多年后，我决定去看看这个地方，结果感触复杂。我才知道，那里也是日本人除夕守岁的地方。我去了几次靖国神社，其中一次就选在“终战日”，我看到了那些打扮成当年日军模样的人，但他们更像是表演滑稽剧。即便是街头开着高音喇叭喊叫的“右翼”，也只是小部分人。■

　　(本文所需的日文翻译由雒航女士提供，特此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