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寒：对公共事件发言是纯文学
韩寒：对公共事件发言是纯文学
如果韩寒当了市长，他如何让他的城市不至于让生活更糟糕？
只是韩寒拒绝这样的设想，他认为对公共事务发表看法，就是地道的纯文学
■本刊记者/许荻晔
《要是敢一人一票选举，市长会是韩寒么？》一个如此标题的帖子曾经出现在一个爱车论坛上，引发了车友的争论。最后大家的结论是，韩寒可能会差几十票排在第二，排名第一的，也许是周立波。
“也许有人会说他年轻，富于批判精神却缺乏管理经验，但是我得说，他管得绝对不会比今天坏了。”有人这样回复主帖。
但是韩寒拒绝这样的提议，因为他不愿意坐进开会大楼里，和“一堆”不解风情的人在一起工作。
“再问一遍。”这个依然年轻但已经成熟的车手和作家这样解释如何区分他在调侃开玩笑或者说了真心话。
再问一遍，他会认认真真地解释这一切，但是之前，他追求有趣，追求个性自由。
不愿意和一堆不解风情的人在一起工作
《新世纪周刊》：如果你被推选为市长，会愿意担任吗？
韩寒：我想我不会愿意，在现阶段我不愿意和一堆不解风情的人在一起工作。
《新世纪周刊》：愿意在国内当市长还是国外？希望接管大一点的市还是从小点的起步？
韩寒：我觉得市长并不是接管，而是服务。市长应该像KTV小姐一样服务大家，而且要比她们做得更好，她们只服务给钱的(人)，市长还要服务没钱的(人)。
《新世纪周刊》：你怎么选拔你市里的公务员？
韩寒：因为我没有当市长的打算和可能，所以我就不浪费脑细胞意淫了。
《新世纪周刊》：如果市民要有尊严地活着的话，自身需要具备什么条件，而市长可以提供的是什么？
韩寒：我想在中国作为市长，大部分人的眼睛都是盯着他的上级的，他更关心他的上级的口味和方向，至于市民，我认为他们觉得只要不饿死就行了。
对公共事件发言就是纯文学
《新世纪周刊》：你写一篇博客需要花多长时间？
韩寒：15分钟吧。
《新世纪周刊》：据说你写作一天也就写六七千字的样子，15分钟写一篇博客，真是很快啊。
韩寒：是这样的，我觉得我很难得会一天写六七千字，对我来说一天写一两千字最多了。博客写得快是因为我觉得我打字的速度越来越快了，没有别的什么，(所以)15分钟到半个小时就可以写一篇。
《新世纪周刊》：需要构思吗？还是直接对着电脑就开始写？
韩寒：可能需要构思十几、二十秒吧。
《新世纪周刊》：为什么现在这么热衷于对公共事件发言？
韩寒：我其实没有考虑过这个。我觉得作为一个作者、一个作家，不写这个写什么呢，我没有想过。
《新世纪周刊》：不是可以搞文学创作吗？
韩寒：这个就是文学创作啊。
《新世纪周刊》：因为很多人会觉得纯文学应该是怎样怎样的，但是你写的是介入现实的东西。
韩寒：那因为他们是傻B喽，我写的就是纯文学，这个才是传统意义上最纯的文学。如果我们的文学是从近代开始算起的话，古代不算，从白话文开始算起，(我写的)这个就是纯文学。(如果他们觉得这个不是纯文学)，那是因为他们不懂，他们以为故弄玄虚的东西才是纯文学。他们那些专家说的那些啊，忽悠一些笨蛋是可以的，但是忽悠不了我。还是那句话。
《新世纪周刊》：其实你所表达的，也是一些人情常理，但是好像现在人们特别需要听到由你说出来，觉得这是为什么？
韩寒：我觉得这个其实应该是别人来评价的，为什么他们喜欢听从我口中讲出来(的东西)。对我来说我可能只是一个讲述者，一个写作者，我从来没有做过任何民意调查，我的风格就是这样的，大家如果喜欢就有缘，如果不喜欢我也不勉强大家非要喜欢。所以我觉得应该问他们是怎么想的。
《新世纪周刊》：越来越多人开始接受这样的一个韩寒，对此是什么感觉？
韩寒：我不会有那种高兴——一朝得志、欣喜若狂那种，但是没有理由不高兴，我觉得。因为作为一个写东西的人，当然是希望自己写的东西被更多的人所看到、所喜欢，我相信任何一个写作者都会高兴的。
《新世纪周刊》：你是对社会事务始终保持着关注和关怀，还是会在有些时候也觉得不想说？
韩寒：是这样的，那些觉得已经看得太多了、不想再说的人可能是有别的“事”的吧，要不就是挣着钱了，要不就是反正怎么样都是挣不着钱，或者想法都放到别的方面，然后以麻木作为一个借口。但是对于我来说可能一直是一个兴趣，当然如果哪天不想写了，(其实也)不是不想写了，就是没有兴趣了。
《新世纪周刊》：比如同一类的事件，看得多了，会不会也有点感情被抽空的感觉，变得麻木？
韩寒：其实对于这些东西我也看得多了，我从初二的时候就开始看各种社会新闻，基本上看了10多年的社会新闻了，什么样的新闻都看到过。但是我国这个层出不穷的这个素材啊，让我永远保持着写作的这种创作欲望。
《新世纪周刊》：还是不断保持新鲜感啊。
韩寒：是的，我相信有些事情，像你们新闻从业者都会有这样的感叹，很多事情不光发生一遍，还会发生一百遍，而且以各种各样的很新颖的方式。
《新世纪周刊》：你好像每次都会打一些比喻，用一些生活常识，把对这些事件的冠冕的描述消解掉。
韩寒：因为我个人是不喜欢那种冠冕堂皇的东西的，一方面是因为大家以前也听多了，这种东西也没有说服力。另一方面是因为我是一个写“纯文学”的人，这些东西实在太不纯文学了，甚至都是垃圾，所以我觉得我要摒弃这些东西。
时间会说真话
《新世纪周刊》：从你休学到现在已经10年了，你在其中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韩寒：最大的收获是我开车开得很好。我其实想说的就是这个，觉得开车开得还可以。
《新世纪周刊》：在学校体系内就很难达成这个目标了。
韩寒：对，的确是这样。
《新世纪周刊》：休学以后你会有焦虑吗？
韩寒：我觉得焦虑没有，但是有的时候会有迷茫。这个我觉得很正常，我觉得是十七八岁的小孩从学校出来都会有的现象。
《新世纪周刊》：那你怎么克服这些迷茫的？
韩寒：我觉得不用克服。当时十七八岁，反正又不会得抑郁症，我觉得不用克服。
《新世纪周刊》：随便它就过了？
韩寒：因为我觉得人类总是想克服什么，但是有的时候有些东西就是这个阶段应该带来的东西，你别一心想要克服它，有的时候还不如享受它。
《新世纪周刊》：我看到你在其他的访谈中说你的人生观是形成于2000年到2006年，那你对你1999年的判断是什么？
韩寒：是这样，这些对我来说啊，没有一个什么界定啊，或者顺便给它们取一个象征性的意义。如果我说我的人生观是形成于1998年到2006年，你就会问我那1997年对你是怎么过的呢。所以我觉得当时我也就是那么顺口一说。
你10年当中的梦想变化过吗？
韩寒：10年之前我就没什么梦想。
《新世纪周刊》：那你做事、做决定是什么来支持的，想到了就去做？
韩寒：我觉得梦想是阶段性的，我没有什么大的梦想，但比如说这个阶段是一个月内把这本书写完，下个阶段是三天以内去玩什么。我的所有梦想都是阶段性的，所以实施起来很容易。
《新世纪周刊》：做这个访谈的时候你有屈辱感吗？
韩寒：还行，不大会有。
《新世纪周刊》：好像现场的人都有点抵触你，看你笑话这一类的态度，感觉没有尊重作为个体的你。
韩寒：不要紧，我觉得时间会说真话的。就像一个赛车手，你跟别人说我是一个很快的赛车手的时候，人家当然没有理由相信你，因为你不在赛道旁边。但如果你在赛道旁边，你有一台好车，你马上就可以证实给别人看。当时我并没有完全证实给别人看，当然现在我也不觉得自己做得能让自己满意，做得有多么好，但至少我不觉得那些人对我有多么大的恶意，或者说是一定想要说服我、鄙视我，我其实并不觉得。我相信这些人当中，现在可能会有一批人，他们会理解我，所以我对他们并没有恩怨，只怪当时自己没有能够做到理想的状态
《新世纪周刊》：当时为什么会去做这样一档节目呢？你现在常常要批评央视的？
韩寒：(笑)那是以后。当时刚从学校出来什么都觉得新鲜。
《新世纪周刊》：电视访谈也想去做一做。
韩寒：对啊，那时候连飞机都没坐过几次(笑)。
《新世纪周刊》：这次节目是坐飞机去的？
韩寒：我忘了。但是当时去外面就感觉比较新鲜。
《新世纪周刊》：只要是去外面就愿意去尝试啊？
韩寒：是，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我觉得，无论怎么说呢，当时是愿意去跟别人争辩的，不像现在不大愿意的，不大跟别人争辩，只是发表自己的观点而已。
《新世纪周刊》：2006年不还是还跟白烨他们争得挺厉害的嘛，现在改了？
韩寒：2006年的时候其实也是发表自己的观点。
《新世纪周刊》：可能因为是有来有往的东西，所以大家容易把它看成是争辩。
韩寒：是的。但对我来说有一个区别：以前是特别想把别人拉到跟自己一样的观点，但现在我会告诉你我不认同你，然后我的观点是叉叉叉。所谓有来有往只是说我回应他的观点我不认可，然后我的观点是什么，而不是说服他接受我的观点。那些看起来是写给那些人的文章，写给争辩时的文章，那些事实上我并不是写给他们看的，我是写给读者看的。
《新世纪周刊》：你一直怀揣着这样一个预期读者的形象。
韩寒：当然，这些打口水仗的文章当然(会有读者)，包括当年梁实秋和鲁迅写来写去的，我相信梁实秋也不是写给鲁迅看的，鲁迅也不是写给梁实秋看的。他们两个谁都改变不了谁，都是写给各自的读者看的嘛。
我有我自己的文学标准
《新世纪周刊》：《独唱团》到什么进度了？
韩寒：下场印刷了。
《新世纪周刊》：什么时候能上市呢？
韩寒：个把月吧。
《新世纪周刊》：那就是说今年没有办法上市了？
韩寒：无所谓了，那就明年喽。
《新世纪周刊》：本来我们很期待看你画的刊号。
韩寒：其实没有什么可期待的，就是一本普普通通的文艺杂志。
《新世纪周刊》：大家都很期待看看韩寒选稿的眼光啊，为振兴文化人的生活所做的努力，等等。
韩寒：希望是这样。但归根结底事实上这也只是一个文艺杂志而已。
《新世纪周刊》：多数时候你好像是以个人的姿态出现，但有些时候你似乎不希望自己是仅仅代表个人，就像你办杂志，就不愿做小众的。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
韩寒：我的意思就是说，因为我不是想把这个做成一个特别小众的，或者类似于粉丝团、后援团的内部刊物，所以我很多时候并不是特别个人化地去搞一些个人崇拜啊什么的。
《新世纪周刊》：那种青春、校园文学你怎么定义它们的文学价值？
韩寒：我也看一看的，有些故事也挺好的，有的我也挺喜欢的，不一定每篇都要去针砭时弊、借古讽今啊之类的，只是对于我来说，小说可能会涉及到这方面，但是杂文不会。
《新世纪周刊》：你自己觉得你是写小说写得好还是杂文写得好？
韩寒：其实我个人认为是小说。
《新世纪周刊》：但好像多数人更喜欢你的杂文。
韩寒：这个我觉得很正常，因为我是有我自己的标准的，他们也有他们的标准。
《新世纪周刊》：你的标准是什么？文学价值吗，还是花费的心力等等？
韩寒：标准是一个很难说清楚的东西，就像你觉得一个人漂亮，但她漂亮在哪儿你也说不清楚。
《新世纪周刊》：你可以描述一下这种感觉啊。
韩寒：对，但是真正的标准往往是一种难以描述的感觉，很难用词汇形容出来。
每个人都是演员
《新世纪周刊》：电驴、BT被封对你的影响大吗？
韩寒：还好，因为我个人不是特别喜欢从网络上下东西。因为我接受不了，我喜欢的东西至少必须是在一分钟内完成，不然我会很着急。
《新世纪周刊》：有感到自己会无能为力的时候吗，软弱啊这种？因为看你一直都是很积极。
韩寒：那当然，人类都会有这样的时候。
《新世纪周刊》：也是顺应着去接受吗？
韩寒：那只能这样喽，如果实在不喜欢，特别不喜欢这个状态你就去克服它。
《新世纪周刊》：比如说呢？
韩寒：每个方式不尽相同。比如说这件事情让你无能为力你就去解决这件事情喽，如果你解决不了这件事情你就认输，或者再去做另外一件事情，我觉得是这样的。因为有些感觉让你不爽的话你就去克服它，有些感觉虽然它是个贬义词，但是没有让你不爽的话就不需要去克服它。
《新世纪周刊》：你觉得人的什么品质最重要？比如你愿意和这样的人交往？
韩寒：我觉得这个吧，我现在说的都不作数，因为交朋友、娶老婆都得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因为你之前定的标准后来发现你在交朋友的时候不起多大作用。
《新世纪周刊》：那有没有会觉得某个人的某种品质特别珍贵？
韩寒：是这样，我觉得每个人都是演员，他们都会有不同程度的表演，但每个人性格表露出来的是不一样的，所以我并不觉得每个人身上有种固定的品质。
《新世纪周刊》：你觉得你现在的生活方式是比较奢侈的吗？
韩寒：为什么？
《新世纪周刊》：因为很多人就算是有梦想，他们没有办法去付诸实践。
韩寒：反正我自己觉得还是挺满意的，但是对于别人我就管不了那么多了。
《新世纪周刊》：但是在你的杂志宣言中不是挺有坚持地说普通人也应该有梦想，不应该被房子束缚，等等。
韩寒：对，这只是我觉得应该是这样，但如果非得要过得没有梦想，那我也没有办法，我也没有能力去干预你。
《新世纪周刊》：可是你好像在努力提供另外一种可能性给大家看，能这样理解吗？
韩寒：其实这个可能性归根到底，人需要的东西是一样的，只是你不能说你是呼吸氧气的，而我怎么证实给你看我呼吸二氧化碳也能活，到最终人需要的一样，也都是氧气，只是呼吸的方式和方法不同而已。
《新世纪周刊》：我看到你在访谈中说过你最爱从事的职业是房地产，这个是认真的还是随便说的？
韩寒：这个当然是随便说的喽。
《新世纪周刊》：怎么分辨你哪些是随便说的，哪些是认真说的？
韩寒：再问(我)一遍。
《新世纪周刊》：你小时候真的立志长大了要做清官，打倒贪官吗？
韩寒：五六岁的时候吧。
《新世纪周刊》：那时候还想参与进某种秩序，然后铲除一些你认为不正常的东西？
韩寒：其实小孩子没想那么多，你如果看了黑猫警长，你也就说想当个警察，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一些小小的理想。我觉得当时对于我来说并不是想当个官，当时可能是我说要做个好人，然后惩罚坏人。
《新世纪周刊》：不是这样的表述，但有这样的意思。
韩寒：对，当时是看了一个什么当官的电视剧，然后顺口一说。但当时对所谓的当官其实是没有了解的。
《新世纪周刊》：你觉得你是适合这个时代的人吗，还是说无论在哪个时代都能获得这样的成功？
韩寒：我觉得这种问题很简单。就像你问你适合不适合你男朋友呢，就得问你男朋友适合不适合。我适合不适合这个时代呢，我觉得你去问时代，不应该来问我，这个时代应该回答的问题。
《新世纪周刊》：你觉得韩寒之所以为韩寒，跟上海的关系大吗？
韩寒：我觉得不大，上海也是为我提供素材的地方而已。
《新世纪周刊》：那北京呢？
韩寒：我觉得也不大。
《新世纪周刊》：北京不是让你遭受了很多不快的地方吗？
韩寒：其实也没有，我说得有点夸张了而已。影响对我来说都是人给我的影响，一个城市能给我什么影响，都是钢筋水泥的。
《新世纪周刊》：退学到现在，有没有发生一些人生观遭受重大转变的事情？
韩寒：这个不大会，因为往往是属于那种见识比较少的人人生观容易受到很大改变。
《新世纪周刊》：你一直都是见多识广吗？
韩寒：也不是见多识广。就是那些人可能的确是他们一方面见的也少，另一方面看书看的也少，好不容易看本书了就都是感触，好不容易碰到个什么事就改变他们的人生观，但我觉得这样的人往往不可能成为一个特别好的作者，哪有一天到晚人生观改变的作者。
《新世纪周刊》：成长过程中有没有一些事对你影响特别大的？
韩寒：我觉得有，而且是很多方面，所谓的影响很大可能是心情上的影响、各方面的影响，但是我觉得这些影响只属于我个人。
(实习记者武薇对此文有贡献)
《新世纪周刊》年度人物提名
这些人会让我们想起2009，尽管他们没有最终取代韩寒，成为今年的年度人物
陈及时、何东旭、方招——大勇
这三个因抢救落水儿童而遇难的湖北大学生，做了一件他们和他们的同学认为是理所应当的事。不成熟的生命教育，少数武断的媒体，逐利的捞尸者，似乎没有人犯下太大的过错，然而人性尊严这条底线，就被狠狠地越过了。
高锟——单纯
只有孩童般的单纯才能改变这个世界。从霞飞路到圣约瑟书院，再从伦敦大学到贝尔实验室，何其幸运，这条路保护了高锟对科学的单纯。单，就是一。高锟这辈子，只爱了一个女人，做了一件事，得了一项诺贝尔奖。老年痴呆后，世界依旧使用着得益于他的手机通讯，这个女人依旧陪伴在他的身旁。而诺贝尔奖，真的不重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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汶川地震一年了。这个以艺术为业的人，坚持寻找着一个个死难学生的名字，并愿意因此面对无穷无尽的麻烦。除了一部不能公映的电影，艺术家艾未未今年并无新作问世。在力量强大的时间洪流中，有时候坚持旧的，比开创新的更加重要。
季羡林——沉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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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年前，当他还是清华园里的年轻人时，无聊的考试、狗屁的讲义和抄得手痛的论文都曾让他在日记里大发牢骚。活得远远超过了自己的预算，对众生的相，看得透透彻彻，反而鼓舞时少，叹息时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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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如何，重庆需要做一些改变，薄熙来在重庆掀起了打黑风暴，原公安局副局长文强涉黑被拿下，薄熙来的下一个任务是发展经济，为此找来了他的前任，比他还年轻几岁的汪洋，后者现在在广东做省委书记。薄熙来的邀请不可拒绝，汪洋带了500亿投资重回重庆，两人亲切握手，广东和重庆的结盟，对未来十年中国的影响不可低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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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南山——良知
除了低头做事，钟南山院士还会抬头发言。在抗击“非典”中声名鹊起的钟南山，兼具科学家与公民的素养。作为一个科学家，他的表达总是简单清晰。甲流死亡数字，我不信。甲流第二波，肯定有。甲流到底有多严重？90%流感是甲流。
作为一个公民，他对政府大胆发问，有理有据，锲而不舍。钟院士老则老矣，还肌肉发达，面貌英俊，每当钟院士操着广式普通话一脸严肃地出现在电视屏幕上时，许多大妈都会放下手里正洗的碗筷、正织的毛活。
唐福珍、孙中界、邓玉娇——反抗者
弱者的反抗，只能依赖法律的公正。若是求公正而不得，就只得把身体当作最后的成本。到了那时，就进入了兽的逻辑、血的交易。多么幸运，孙中界在剁掉了一截手指后，引起了维权斗士郝劲松的关注，帮助他以舆论的力量取回了公道。
多么不幸，唐福珍为了给女儿留下一点生存和发展的资本，不得不把自己燃烧成灰烬。邓玉娇反抗强奸，杀死了镇干部，万幸最后获得缓刑。
经受苦难者其实并不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开车的人，都有可能成为孙中界；有房之家，都可能遭遇唐福珍；邓玉娇事件，震惊每一个有女儿的父亲。
房奴——蜗居
就像蜗牛背着重重的壳，房奴们背着沉沉的房产。热门电视剧《蜗居》中，一个房子的梦毁掉了郭海萍和郭海藻姐妹的爱情和人生。这部电视剧的大热，体现了众多网民的感同身受。
身为房奴的这一代，正是要对中国的未来负责的一代。二三十年的预期房贷，每时每刻磨损着他们对于未来美好的想象。不敢做梦，成了当代中国年轻人最大的悲哀。年轻人想象中的未来不美好，中国社会的未来也不会美好。
蜗牛的悲哀就是，没有了房子，他们就再也硬不起来了。
中国足协——幽默
中国足坛的赌球惊动了中央，国务院特别派了一个工作组找了几名国脚谈话，问他们对中国足坛的感受，中国球员打假球早已经不是秘密了，今年最令人震惊的黑幕是，关键场可以买，冠军可以买，俱乐部老板大庄家小庄家守门员中后卫大家团结起来欺骗球迷，亏得那么多痴心人还为一场没胜的比赛落下那么多伤心的泪水。
更可怕的是他们似乎不仅赌国内联赛，有人举出了当年国足客场踢平卡塔尔后皆大欢喜的那个场景，认为那场球肯定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