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国企改制调查

　　从吉林省长到省委书记，王珉领导了一场以产权制度改革为核心的国企改革攻坚战，被认为是其任内最浓墨重彩的一笔

　　文｜本刊记者 刘彦昆 长春报道

　　长春，二道区。

　　绵延数公里的棚户区现在被林立的高楼和宽阔的马路所替代，只有走到最深的巷子里去，才会发现零星的未被改造的棚户。

　　黑青色的带着苏联建筑烙印的大工厂依然还在，只不过没有了机器轰鸣的声音。五年前，站在二道区政府的楼外面，能看见大片大片的玉米地，还有马圈。在没有空白的地方，则是一间接一间的旧工厂，工厂外面就是矮小而绸密的棚户区。

　　现在这里的工厂大部分已经破产重组，在古旧的厂房旁不断冒出了新建的高楼大厦，新旧交替的痕迹如此鲜明。

　　自行车变成“座椅”之后

　　沿着二道区荣光路一直往里，会看到无数的老式工厂。

　　长春自行车厂，位于大大小小的工厂中间，现在被四周诸多的“花园小区”所包围。鼎盛时期的长春自行车厂，在职员工有2000名，整个自行车大院有3500人靠厂子吃饭，可是到了上世纪80年代以后，厂子渐渐运转不下去了，后来靠着政策，自行车厂开始转产，为一汽生产汽车配套座椅骨架，成立了汽车座椅有限公司。

　　60多岁的总工张震洪，退休之后又被返聘到厂里。在这位“老国企人”的心里，老自行车厂的印记依旧清晰。

　　张震洪说，转产的时候，厂里因为长期亏损，水、电、暖气都被断了供应，但是在这样艰难的条件下，职工们硬是坚持了一个寒冷的冬天，转产成功了。

　　张震洪很快意识到，自己似乎并不是真正的主人。不正经上班的职工不用害怕被开除，干得好的职工也不会比别人多得到奖励，即使厂长也做不了主。碰上有责任心的好干部是职工的福气；有的领导把企业搞垮了，可以罗列一大堆理由，不用负什么责任。“私企就不同了，工厂的每一分钱都挂在老板的肋骨上。”

　　艰难而又漫长的改革随后开始了。“一刀又一刀切下去”，达到“内部退休”年龄的职工拿着每个月在岗60%的工资一批又一批地回家了，冗员的问题解决了。到了1999年，从濒死的自行车厂转身的汽车座椅骨架公司已经成为小有盈利的企业。这一年，在汽车骨架公司全部净资产3400万的基础上，又联合了一家国有小企业，再加上四家非国有性质的小股东，旭阳集团成立了。

　　从长春自行车厂向东前行2000米，就会进入另一家巨型企业——长春拖拉机制造厂(下简称长拖)的地盘。这是一个曾经有过17000名员工，生产出超过83万台拖拉机的国有企业。在1999年，它得到的待遇要超过长春自行车厂，当时长拖是吉林省国企改制的唯一试点单位，但前后两次改革却均以失败告终。

　　吉林省的众多国有企业都曾试图寻找出路，合资、改革，其困难艰巨唯局内人所知。

　　2005年1月13日，在吉林省国企改革动员大会上，时任吉林省代省长的王珉提出要求，要用一年多的时间，完成816户省属国有工业企业的改制任务。攻坚战由此开始。长春税务学院院长、经济学教授宋东林对此的评价是，王珉一开始就抓住了问题的要害，“企业如果不能成为名副其实的市场主体，就没有动力和活力推动经济发展。”

　　也是在这时候，江浙一带对资本运作十分敏感的企业，嗅到了东北的新契机，大量涌进来对改制企业进行考察。先后有五六家企业向旭阳抛来了橄榄枝。这其中不乏谋图全盘收购的投资公司，对此旭阳的决策者想得很明白，被投资公司收购后包装上市再转卖掉，企业就前途未卜了。最终，他们选择了产品结构相似的宁波华翔集团作为战略合作伙伴。

　　现任长春旭阳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的申立杰曾被派往浙江宁波挂职锻炼，对于“没有民营企业概念”的吉林人来说，南方的情况很受触动，宁波的国有资产与民营资产之间的比例与吉林正好相反，国企改制的问题到90年代末已解决得差不多了，“思想观念也不同”，不像吉林企业“不找市场找市长”。

　　2005年，宁波华翔集团以4900万持股27%的方式进入旭阳集团，国有资产比例减持到52.3%。与此同时，旭阳集团按照“攻坚战”的要求，对自己的职工身份进行理顺，以“买断工龄”的方式，全体员工与国企身份作了了断，与改制后的新集团签订了劳动合同。

　　对于“一年内改制完成”的期限，申立杰这样的经营者有一番自己的算盘，不管是对收购企业还是破产企业，优惠政策的期限也就是2005年，如同“最后的晚餐”。其时中央对东北有政策倾斜，比如社保并轨政策，中央可以出50%的资金，省里出30%，企业只要出20%。但这一政策在一年后就将到期。

　　旭阳集团最终对老国有企业进行破产式收购，把有效资产拿过来，债务包袱留在壳企业解决，以这样的方式先后收购了老汽车厂、汽车配套总厂和橡胶总厂。原企业职工的国企身份不能带到新厂，富余人员也要清理，因为有大量优惠政策作支持，旭阳集团也因此不必承担过多的收购成本。

　　钱从哪里来，人往哪里去

　　但是，解决东北地区的“老大难”问题谈何容易。任务布置下去，有的干部不敢接，二十年都做不好的事情，一年内全部解决？一位知情人士向记者透露，“等着看王珉笑话的人也是有的，一个南方来的干部能玩转东北的棋局吗？”

　　何谓攻坚？资产状况好的企业已经顺利进行改革，剩下的都是不好改的，被限期改制的186家企业多数无力支付改革成本，其中停产半停产的企业占60%，30%是空壳企业。

　　吉林省国有企业改革领导小组迅速成立，由吉林省人大、省政协、省纪检委的领导担任组长，组成10个国企改革督查推进组；还抽调1420名中青年干部下派到企业，直接参与国企改革。王珉的思路是“完全靠市场来推动不可能尽快实现体制机制的创新，把我们共产党所有的办法都用上”，另一方面，吉林省各级地方政府出面，承担起了改革成本的最终支付责任，将改革强力推进下去。

　　把国企改革化繁为简，从根本上要解决的就是钱和人的问题，吉林省社会科学院经济所所长孙志明向本刊提供的数据显示，列入改革攻坚的816户国有工业企业，全部的改革成本大约需要200亿元，其中化解金融债务大约需要50亿元，转换职工劳动关系补偿金和退休人员预留款大约需要100亿元，接续职工社会保险大约需要20亿元，清偿拖欠职工债务大约需要30亿元。企业承担不起改制成本，而吉林省财政拨款只有区区7.9亿元，缺口巨大。“钱从哪里来，需要从更广阔的思路上来谋划。”

　　招商改制，这一做法日后被认为是王珉将“苏州经验”成功嫁接东北改制的案例而备受赞扬。当时的情况是，吉林省国有经济比重高达80%，民企不发达，想为已经僵化的国企输送新的血液，引进救命的资金，需要有一个开放的思路。按照经济学者孙志明的观察，“吉林人脑子不笨”，招商的办法不是王珉的创新，但是真正落实这件事，还是在这位领导者主政的“攻坚战”时代。

　　从“2005中国·吉林网上招商会”，到“2005中国·吉林国有工业企业产权转让暨项目招商大会”，再到“第一届中国吉林·东北亚投资贸易博览会”，一个个由政府主导的招商平台被搭建起来，吉林省罕见地迎来了一番投资浪潮。而一个有趣的现象是，“江苏企业来得特别多”，王珉在2007年接受媒体专访时曾经说，“当然我人缘比较好，有很多人是来看看老书记，看看能不能投资啊，不过最重要的还是看重这里振兴东北的政策，以及本地的劳动力水平、土地优势、产业链优势等等。”

　　在这场改革中，创新的办法还有很多，《香港商报》副总编辑曲直曾经长期跟踪过着这场攻坚战，他说：“解决庞大的不良金融债务，解决因国有企业员工分流不得不支付的巨额改革成本，以及使改制企业获得自我发展的宝贵资金这三方面的突破，正是国企改制吉林模式的重要构成内容。”

　　钱的问题解决了，人员安置就有了可能性。曲直认为，在国企职工安置的问题上，“主政者把国家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能够给予吉林省的优惠政策用到了极致。”

　　相关数据显示，816户改制工业企业中，共52.06万在册职工，有47.13万人转换了劳动关系，1.7万人办理了退休手续，2.5万人办理内部退养，共支付经济补偿金59.17亿元。 

　　孙志明说，“集中改制的好处是有统一的政策，补偿标准有最低线，职工起码可以得到最低标准的补偿，而不会得不到补偿，或者补偿过低。”尽管时至今日，国资委依然是上访户聚集的部门，但是按照王珉等决策者的说法，“不怕利益调整带来的小动荡，因为小动荡可以换来长久稳定。虽然改革不可避免地在企业职工中出现了一些不和谐因素，但是，随着吉林经济的活力再现，所有的问题必将迎刃而解，公为天下的改革者也终将因此获得彻底的认同。”

　　到2005年底，816户改制企业中的813户按照“四到位一建立”(即实现整体改制到位、债权债务处理到位、职工劳动关系转换到位和国有资本退出到位，基本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基本完成改制，堪称“神速”。

　　2007年攻坚战总结表彰大会上，旭阳集团成为816户改制企业里的先进单位。最初的老自行车厂变成了一家拥有8个子公司的汽车零部件制造集团。截至2008年末，吉林省已有3381户国有企业完成了改制任务。

　　甩开包袱的吉林省在2005年以后每年以12%以上的增长速度向前迈进，最近三年其增幅更是连居全国前三甲。

　　通钢后遗症

　　正当吉林省在后改革时代渐入佳境的时候，“通钢事件”爆发了。

　　随后，建龙集团永久性退出通钢，吉林最大的国有工业企业改制逆转退回原点。外界评论直指“通钢事件”是当初“神速”改制的“后遗症”。

　　人们的视线开始关注吉林省国企改制之后的遗留问题。

　　事实上，吉林省一直在消化当年急速改制后的利益调整问题。“让所有的改制企业经营者，一下子都支持改革是不现实的。” 《吉林日报》的报道描述其时的攻坚之难称，吉林省国资委领导做了大量工作，“有时候的谈话不免针锋相对，甚至在现场就痛哭流涕。”

　　学者宋东林提醒人们注意一个现象，在过去相当长的时间里依靠通钢“边脚余料”谋求不当利益者甚众。而民企进入后，自然对国企的“顽疾”深恶痛绝，陈国君担任通化钢铁总经理时，曾雇佣武警守钢材，严惩内鬼。当时公司还曾联手政府部门，对全区74个废钢收购点进行清理整顿，取缔无照经营业户28家，吊扣有问题营业执照19户，吊销违法营业执照3户。

　　但是，通钢的悲剧毕竟是个教训。在宋东林看来，国企改革不仅是个经济问题，也是一个复杂的政治问题，改革的设计者在设计实施的过程中把复杂的事情想得多一些，预案多一些，问题就会少一些。归根到底，“不能因为出了问题就否定改革本身。”

　　学者孙志明分析说，在实际操作中，一些国企改制负责人却无视群众意见，将职工视为资本的一部分，可以随意删减处置，在改革方案尚未征得广大职工认可的情况下就强行实施，一些未留用职工和退休职工的薪酬福利问题被置于一旁。这也成为引发集体上访和群体性事件的根源。

　　“神速”改革目前看来只解决了“卸重”的问题。而亟待解决的遗留问题也很多，“很多社会保障方面的工作还没有做实”，孙志明说。

　　在宋冬林看来，经济生活的活力在于多元化，能够把规模以上国有经济的比重由原来80%以上下降30个百分点，有创业激情和能力的民营企业能分享30%资产，就是一种进步。他的另外一个观点是，“在民营经济不发达的后起地区，需要通过强政府或者强势领导人来进行科学决策，推动经济发展。”

　　现在，吉林省正在试图解决另一个难题，集体企业的改制之路。截至2008年10月底，吉林省三个试点城市，共有706户大集体企业，499户完成了改制方案，25.02万转换劳动关系人员中，5.9万人已发放了经济补偿金。来自国家发改委的报告称：试点工作进展不快在于这项试点是在地方自愿的基础上进行的，地方政府和企业有顾虑，认为改革成本高，难以承担，且有可能影响社会稳定。

　　下一步，吉林省想要跑得更好更快，接任者孙政才将面临不同的难题。

　　(感谢吉林省社科院对本文提供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