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众多网民及受害者家属在呼吁“严惩凶手”的同时，张明宝也通过其律师向外界释放出信号。根据律师的转述，张明宝要其妻子积极筹款，向伤者及遇难者多赔款，以取得被害人家属的谅解。张明宝的律师还透露，张明宝除了自住的一套房子外，还有房地产公司用来抵押工程款的3套房子，此外，外面还欠着张明宝几百万元。言外之意，张明宝有足够的能力来支付给伤亡者赔偿。

　　值得一提的是，为了最大限度地化解矛盾，在事故发生后的第4天，江宁区政府及东山街道拿出300万元赔偿了死伤者。事后证明，该做法的确也减少了矛盾。以造成5人死亡为例，在整个事件中，真正要求判处张明宝死刑的受害者家属，主要集中在康伟东、郑琳的家人，其他几位得到赔偿的死者家属态度则较为缓和。

　　“张明宝积极赔偿并有足够能力全额赔偿”的消息，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影响法院法官的一个重要因素。事实上，这从南京中级法院一审判决书上也可看出，该因素成为“从轻”判罚张明宝的三大因素之一。

　　就在张明宝被关押在看守所的同时，四川成都案情类似的“孙伟铭案”也正发生着逆转。张明宝的律师曹纯刚也向我介绍，身在看守所的张明宝也几乎每天都在关注着“孙伟铭案”的进展：7月下旬，孙伟铭被判死刑，这让张明宝及其家人感到了绝望；到了9月，孙伟铭又被改判为无期，张明宝情绪好了许多。

　　最乐观的时候，曹纯刚律师曾分析，张明宝也有可能被判处十多年有期徒刑。当地媒体将该消息发布后，引起了多名死者家属的强烈反弹：受害者康伟东、郑琳的父母上书南京市中院，请求判处肇事者张明宝死刑。

　　也许是吸取该次的教训，从此之后、直到开庭前，张明宝的家人及律师均格外低调，疏于与媒体的联系，以免再因言语惹来争议。开庭前夕，曹纯刚律师曾经一度婉拒所有媒体的采访。

　　死，还是不死？被困扰着的，不仅有张明宝及其家人、多名遇难者的家人，同样也困扰着法院。

　　张明宝的律师曹纯刚的这番解释最为透彻：张明宝肇事夺去了5条生命，如果判轻了，死者家属及关注此事的市民可能会不满意。但案发后，张明宝及家人积极筹款，向被害人赔偿，认罪态度很好。“如果判得过重，今后的醉驾司机可能因看不到积极赔偿的作用及效果，而会选择消极赔偿，这样对被害人也不利。”

　　案子不宣判，记者不敢休假

　　作为媒体记者的我们，此刻正陷入漫长的等待中。作为一名外地驻宁的记者，我比本地的记者更为关心“张明宝案” 何时开庭。因为这个案子，我们绝不能在报道上缺席。但在获悉开庭的准确时间上，与当地跑法院条线的记者相比，我并不具有优势。

　　通常而言，南京市中级法院审理案件的开庭时间，一般会在其官方网站“南京审判网”上提前公布。可是进入11月份后，这个网站竟然无法登录(张明宝案宣判后，网站又恢复正常)。这也意味着，从官方途径提前获知张明宝案开庭的准确日期有难度。

　　整个10月下旬以及11月，几乎每隔几天，我就要向当地媒体同行及张明宝案的辩护律师打听“什么时候开庭”。神经绷得最紧的，是每周的周四、周五——其实，这是一个特殊的“星期五现象”：一般重大的公共事件或案件，某些有关机关为了减轻所谓的负面效果，在发布处理结果时，多会选择周五，即见报的时间是在周六。

　　终于打听到了开庭的时间，我又急忙与南京中院宣传处的负责人联系旁听的事宜。法院对此类社会关注度高的案件一般会特殊关照，媒体记者要想进入旁听也一般要得到法院宣传主管部门负责人的同意。

　　终于开庭了。可开庭后，又有新的压力：何时宣判又成为新的问题。我再次陷入了漫长而难熬的等待之中。

　　其实，焦灼的记者何止我一个，南京当地媒体也同样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在同城竞争中，如何让报道更显出自己的特色、更胜一筹，也成为各家媒体用心很多的地方。

　　也难怪，当张明宝案终于宣判后，几位媒体同行不约而同地说：“终于可以休假了。张明宝案不判，我不敢休假。” 自2009年11月下旬开庭，到12月下旬宣判，悬而未决的案件一直让记者们提心吊胆。

　　有点混乱的新闻发布会

　　2009年12月23日上午9点左右，南京中院门口，数十位无法进入法庭旁听宣判结果的记者们蜂拥在法院门口，长枪短炮紧盯着法院的安检口与出口，试图最先捕捉到旁听的受害者家属对判决的反应。

　　半个小时后，第二法庭的审判长敲下了法槌：判处张明宝无期徒刑。随后，记者们蜂拥进了法院二楼的新闻发布厅。几分钟后，南京中院相关负责人将在这里向媒体解读该判决作出的理由等。

　　我是最先跑到发布厅的记者之一。摄影记者们已经开始了抢占有利的拍摄机位。有人嚷着某某电视台的已经抢到了第一排的最佳拍摄位置，他们的摄影机应该放低点，否则挡住了后面的视线，影响其他电视台的拍摄。

　　文字记者们要轻松些，他们只需要提问并记录就可以了。与其他记者一样，我拿出自己事先拟定好的3个问题，利用最后的几分钟再次温习了一下，一旦争取到提问机会，能准确而迅速地提问。南京中院分管副院长吴文康与宣传处处长赵兴武已坐到了发布会的主席台上。我注意到，“张明宝案”的审判长沈晓蓓及合议庭其他成员均没有出现。

　　新闻发布会是由赵兴武主持的，他还将有权力挑选这么多举手的记者中谁能够获得提问的机会。果然，他的话音刚落，几十双手都高高地举起，这个新闻发布厅并不大，总共也只坐了3排记者(电视台及摄影记者均是站着)，通常情况下，每个举手的记者都能被主席台上的人看到，区别在于：谁是被钦点的“幸运儿”。

　　第一个获得提问机会的是当地记者，她的问题是以“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对张明宝定罪的依据和理由有哪些。南京中院副院长很流利地作出了答复。接着，中央电视台记者又问了“在3起醉酒驾车肇事案中，张明宝的危害后果最重，为何是无期徒刑”。陆续又有当地两家媒体获得了提问的机会，他们的问题也多围绕着“为何是无期徒刑”等展开。这些提问也大抵在法院副院长的预料之中，他会时而低头看一眼已准备好的纸片。

　　如果说，发布会起初是秩序井然的话，很快，这种平静就被打破。一直占据最显眼位置——第一排最中央位置的的女记者又一次站立起来：“吴院长，我有个问题……”她的问题还没问出，就被主持人打断：“请某某报社的记者提问。”他示意工作人员将话筒交给他点名的那个记者。结果，这个女记者仍没有得到提问的机会。这已是她第3次主动站起来争取提问机会而没有被允许。

　　很快，主持人说：“最后一个问题，我们有请来自外地的一个记者来提问吧，请上海《文汇报》的记者提问。”这个女记者坐在最后一排的角落里，并不显眼。可是，主持人的话尚未落音，就遭到了《文汇报》记者旁边的《中国青年报》记者的抗议：“我也是外地来的记者……”

　　与站在第一排连续站立提问3次均未获得机会的那名电视台女记者一样，在这之前，《中国青年报》记者已经抢问了一个问题，可仍遭到主持人的“屏蔽”——不予理睬。也许是吸取了这次“失败”的教训，在那次提问之后，《中国青年报》记者一直将用来提问的话筒抓在自己手里，可是这招仍未凑效。

　　会场的气氛有点不同寻常。因为每个人都能感受到，并不是每家媒体都能得到公允的提问机会，不管你的手举得有多高、喊得有多响。但真正引起发布会现场一片骚动的还是《文汇报》记者的最后一问：“请吴院长谈谈从本案中应吸取的教训，同时对社会公众提一些建议，警示后人。”

　　“鄙视，怎么能问一个这样的问题呢？”“白白浪费了一个宝贵的机会”……记者席上，顿时有点像热水落进了油锅里，议论声纷纷而起，记者们丝毫不顾及同行的感受。

　　主持人宣布发布会结束，记者们上前把吴副院长团团围住。我特意走上前去，向那位一连站立3次抢问的电视台女记者询问她是哪家媒体的。她的回答也同样令人记忆深刻：“江苏电视台城市频道的记者。你难道没看明白，那些提问的人都是事前安排好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