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案后各路警力迅速赶到现场，已经调任关岭县公安局经侦大队大队长的罗亚林22点多接到命令，迅速赶回坡贡，当晚就开始介入事件调查，到目击者家中做笔录，李恒学就是在吊井组的家中见到的罗亚林。和他一同被调到坡贡的另两名警察是陈志华和朱学安，罗亚林说，“都是以前在坡贡当过所长的人”。但蹊跷的是，当事者张磊似乎并没有被立刻采取强制措施，1月14日，他的手机依旧可以打得通。打通电话的人用本地话佯称报警，张磊说自己已经调离坡贡，还报出了坡贡派出所的座机，这次对话也被部分记者现场录音作为证据。这则新闻次日见报，张磊的手机也从这一天开始进入关机状态。

　　1月21日本刊记者见到罗亚林的时候，他正在派出所一楼办公室里。他从2003年底到2008年3月间在这里任职，那时还只有老办公楼。新楼是他选的地址，不过竣工以前他就调离了，如今临危受命回来，居然坐进了新楼，怎么都像命运的玩笑。他在坡贡的口碑很好，陆续到他办公室来询问户籍琐事的几拨村民，疑问大都相似，但罗亚林还是需要分别做答，末了，他们要做同样的感慨，“还是罗所长回来好”，“态度好，耐烦”。这让罗亚林哭笑不得，他对本刊记者的解释也像自己安慰，“这次只是临时过渡，不是正式调任”。

　　与关岭县公安局经侦大队大队长的工作比起来，小镇派出所所长的工作显然要枯燥琐碎得多。罗亚林指着大厅里那些排队的人，“都是办新身份证或者上户口的”。这是小镇派出所日常最主要的业务，其他的也无非是些鸡毛蒜皮的纠纷。村镇里最恶性的案件是偷牛，尤其是年前这段时间，但村民们报案之后，只不过是多了一条记录而已。3名警察的警力配置，能够处理的，其实也只有日常这些琐屑的事情。

　　罗亚林以前在坡贡任职的同期，张磊在关岭县岗乌镇任副所长。虽然张磊2008年3月接替罗亚林时还是副所长，但罗亚林说，“张磊还是属于升职”，因为“他现在可以主持全所工作”。1997年参警的张磊是贵州平坝县虹湖机械厂子弟，1977年出生，1995年毕业于机械厂的职业中学。参加了原安顺地区公安处人民警察初任培训之后，被分配到关岭县公安局上关镇派出所，2003年10月调至岗乌镇。关岭县公安局政工室主任王湛说，在同批分配到关岭的十几个警察里，张磊是提拔得比较快的。

　　就在2004年4月4日，张磊任职岗乌不久，就因为和同事梅陆一起，深夜无故闯入小盘江村村民岑金能家中惹出麻烦。当时岑金能还在广东建筑工地上打工，“那时候不像现在，我也没有手机，家里人要打个电话也不方便，这个事3个月以后我回到家里才知道”。岑金能回来后，从妻子和村民那里得知的情况令他愤怒，“那两个警察就无缘无故跑到我家里，把门踢开，乱砸东西，当时只有我老婆和一个小孩子在家，她拼命喊救命，来了很多村民围观，后来所长龙发才把两个警察领走了。第二天，龙发才找驻村干部伍典卫来我家里说和，他和我老婆伍典芬算很远房的亲戚。龙发才提出用60块钱买回那晚警察落在我家里的皮包，但我老婆不肯，后来他们就走了”。这个包至今仍旧保存在岑家。至于张磊和梅陆闯进来的原因，岑金能实在不清楚，他也是辗转听村民说，当晚这两个人是喝了酒，搞错了。

　　岑金能起初的要求很简单，“我们是布依族，按照我们村的习俗，道歉只要一只鸡、一壶酒、一挂鞭炮就可以了”。但没人理会他的要求。岑金能不识字，他找人帮他写了投诉材料，6名村民自愿按了手印。岑金能把材料分别送到关岭县政府、公安局和法院3家单位，但都是石沉大海。小盘江村很闭塞，岑金能说，2004年他出门打工的时候，“都是走路到江边的铁索桥下游，坐五六个小时的人工船到板江的小铁索桥”，然后再换乘汽车到其他地方。就是现在，从关岭到岗乌的车程仍需1小时40分钟，而从岗乌到小盘江村，需要绕着山路下到谷底，几乎180度的急转弯一个接一个。跑运输的面包车的女司机说，这条路是去年才修整的，“不然就算挂一挡慢慢走，都经常会被卡住，要下来推车，车毁得太厉害了”。可就算道路修整之后，开起来依然颠簸，耗时需一个小时。岗乌汽车站有从岗乌到简江的中巴，途经小盘江，但这趟车“如果人少可能一天都不会开”，果然，当记者返程的时候，一大早就停在车站的中巴车，依旧车门紧闭。

　　这桩陈年旧案如今能被重新发掘，岑金能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1月22日本刊记者找到他的时候，他正在关岭县医院照顾感冒引发了并发症的小女儿，他感慨说：“那个时候，什么都没有，没有电话、没有网，什么消息都传不出去，我一天打工也就挣二三十块钱，到县上一次，路费都不够用。我是想继续告状的，可实在没有钱，只能放弃了，现在真的很不同了。”

　　补偿款的逻辑

　　坡贡镇政府显然也意识到了这种时代的差别。命案之后，政府人员和警力赶到前，死者亲属已经找摩托车店老板借了电线，拉了临时警戒线保护现场。接下来打电话通知村里和外地的各路亲属。郭永华的弟弟郭涛就是在接到电话后迅速从凯里赶回来，当晚23点多到达现场。

　　枪击案原本只是警察张磊的个人问题，但当地政府迅速而强势的介入，却将方向奇怪地转变成了政府和老百姓之间的博弈。郭涛和其他几名家属作为代表，参加了由关岭县张县长、胡书记和坡贡镇书记罗兴平主持的谈判。“一开始就是谈钱。”郭涛回忆，“张县长让我们要冷静，说刑事责任公安局会处理，但跟政府的补偿没有关系，这个钱是政府出于人道主义给的。”接下来就是僵持到次日早上6点多种的讨价还价，政府的价码是1人20万元，而家属的要求是1人75万元，郭涛说：“我以前看过一些新闻，出事后找人咨询过得出来的。”到天亮了，双方终于达成一致，“1人35万元”。回忆起这段过程，郭涛的心里并不好受，“说到谈价钱，你们可能会觉得我们太冷酷了，死的是我们的亲人，我们怎么可能不难过，可那个时候，我们没有别的选择了啊。我们哪里能拗得过政府，如果不谈，可能什么都没有”。

　　或许是因为瓮安事件的余波，维稳成为当地政府的首要需求。关于坡贡镇的民情，《安顺日报》2008年一篇文章这样描述，前几年的坡贡因为贫困闭塞，农村闲散劳动力过多，“为鸡毛蒜皮之事打闹的人不少，群众与政府工作人员发生口角之争那是常有的事”，“曾发生过村民冲打政府、集几百人堵水黄高速路等群体性事件”。妥善安置尸体是重中之重，政府和家属签订的协议中写明，死者必须在17日之前下葬，下葬之后，政府才会按约定支付补偿款。而且这70万元的补偿款是以政府救济款的名义发放。镇党委书记罗兴平的解释是：“先用救济金垫付，等最终处理结果出来，会把钱补上，该谁的责任谁出钱。”

　　谈判完成之后，1月13日中午开始尸检，郭涛回忆，“持续了七八个小时”。但他们并不知道，就在他们关注尸检的同时，政府方面已经组织了第一次新闻发布，通报枪击案是因为两名村民酒后闹事，“抢枪、袭警”。家属在1月14日才从新闻中得知这个论断，异常愤怒。他们虽然为了补偿款在15日安葬了两名死者，但只是浅浅地象征性掩埋。他们做好了另一手准备，“袭警的结论我们绝对不能接受，根本不是事实，如果不能还死者一个公道，万不得已，我们就把棺木挖出来上街”。

　　因为诸多记者的到来，安顺市在1月18日组织召开了第二场新闻发布会，论断依旧是袭警。但这场新闻发布会的主持者们，因为无法招架记者们的提问，只能草草退场，整个发布会的问答记录，非但不能释疑，反而成了一场闹剧，让主持者颜面尽失。于是政府方面拿出了新办法，他们要求来采访的记者不仅要持有记者证，还要有贵州省宣传部门出具的同意采访的证明，如果记者们拒绝配合，相关人员或者以半武力的方式强行“护送”记者离开，或者强势告诫，“如果一意孤行，始终只能拿到单方面的信息”。

　　通往吊井组郭家的山路从来没有这么热闹过，基本上每天都会有政府的工作人员前来蹲守查访，有时候他们并没有事情可做，就只好在半山腰的必经之路守株待兔。看到陌生人或者尾随而上，或者直接就把人堵住，盘查证件并且拒不放行。他们的姿态有些激怒郭家的人，“我们又不是犯人，为什么每天守在我们家门口！”而他们的情绪，反过来，又让政府方面更加把记者视为心怀不轨的不速之客。特地赶到坡贡镇的关岭县宣传部女部长质疑记者们的目的和动机，她觉得“这个新闻已经没有时效性和价值，要做深入分析，也是相关专家和部门的事情”。并语气铿锵地说，“你们这些记者的到来，已经严重影响到了当地政府的工作和百姓的生活”，旁边还有人认真地做着记录。

　　对于死者郭永华和郭永志的家属来说，这种混乱场面，甚至剥夺了他们安静悲伤的机会，他们的大多数时间，都是在愤怒和无奈中焦灼。33岁的郭永志结婚刚一年多，妻子杨炳珍才24岁。他们的儿子去年4月10日出生，如今刚9个月。他去年刚和两个朋友一起凑了几万块钱搞了个小采石场，生意才刚刚开始。他是个疼惜老婆的人，每天忙完采石场的事情，都会回来给不会做饭的杨炳珍弄吃的。现在，杨炳珍只能抱着孩子到亲戚家搭伙。每个人抱起孩子，都会说上一句“可怜啊”，然后顿住，不敢问杨炳珍以后怎么办。

　　43岁的郭永华和妻子胡家英结婚已经20多年，他们秉持着最传统的养儿防老观念，“没有儿子，家里活根本干不下来”，因此屡次超生，育有3女2子。老大和老二跟随亲人都在福建的箱包厂打工，老三郭红敏14岁，初中一年级，算是家里目前学历最高的人，也是成绩最好的一个。两个弟弟虽然彼此相差两岁，但都在读小学三年级。3个人都在坡贡镇上住读，郭永华以半学期200元的价钱，从熟人那里租了一间只能放下两张床的房间给孩子们当宿舍，由依旧还是个孩子的郭红敏负责照顾两个弟弟，放学之后洗衣做饭。

　　郭红敏16点20分放学，1月12日那天，她正和几个同学在回出租屋的路上，突然看到摩托车店前的混乱情形，突然有同学跑来告诉她，你爸爸死了。她真的认出是爸爸，呆呆地站在那里，都忘记了怎么哭。回到出租屋，两个弟弟已经回来，她开始收拾东西，跟来接他们的长辈回了家，再也没回镇上。其实1月13日就是初中和小学考试的日子，初中考7门，小学2门。考完就正式放寒假了。郭红敏不知道自己应该怎么办，但她喜欢读书，也渴望重回学校。

　　胡家英不忙家务的时候，大多数时间都安静地坐在角落里，静静地听着。在我们要借宿的晚上，她把家里唯一体面的房间让出来，铺上新的被褥和毛毯。次日上午离开的时候，本刊记者终于有了一次单独和她谈话的机会。安静的氛围，终于让她忍不住释放了内心的悲痛，但她并不愿意在外人面前流泪，转过身去，独自走到牛棚旁边的角落里，颤抖着擦拭着眼角。再低着头转过脸来，压住嗓子里的颤音，轻声道别，她并没有说自己有多悲痛，她说的只是，“让你们辛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