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刚川 铺设中美军事热线

　　《环球人物》杂志特约撰稿  毅军

　　曹刚川 (1935- )河南舞钢人。历任总参谋部军务部部长，中央军委军品贸易办公室主任，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国防科学技术工业委员会主任，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解放军总装备部部长、党委书记，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部长。1998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2003年3月至2008年3月任国防部长。

　　2003年3月，在北京举行的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决定，任命曹刚川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兼国防部长。

　　进入新世纪，我国的军事外交工作进入新阶段。曹刚川任国防部长期间，我国的军事外交呈现出多样化、深入化的发展势头。这与党和国家领导人审时度势的决策密不可分。曹刚川不但直接参与了这些决策，还是军事外交工作的直接领导和实施者。有外媒评论说，曹刚川是“世界上最活跃的国防部长”。仅2004年，曹刚川就访问了巴基斯坦、印度、泰国、法国、比利时、瑞士、巴西等7个国家。还是这一年，在他的领导下，解放军系统的代表团，出访了60多个国家和地区；同时，有50多个国家的国防部长、武装部队司令等来华访问。

　　中外军队高层领导人的互访，提升了我国军事外交的层次，丰富和发展了对外军事关系的内容，为巩固、发展我军与世界各国和军队的交流与合作奠定了坚实基础。

　　2007年8月29日，曹刚川开始访日之行。此时距前国防部长迟浩田1998年访日，已相去9年。中断多年的中日军方高层交流重新启动，拘束总是难免的。不过，曹刚川用幽默化解了不少尴尬。拜会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时，他一一介绍中方的随团将领，最后也“不忘”介绍自己：“我是中国国防部长曹刚川。”这句话，把安倍晋三和其他在场的人都逗笑了。双方的会谈，因此得以在轻松的气氛中开场。

　　在参观京都名胜金阁寺时，曹刚川在经过一个喻意“鲤鱼跃龙门”的小瀑布后，又看到了一个养有鲤鱼的水塘。他开玩笑说：“这些鲤鱼肯定是从那边游过来的。”陪同的僧人听完翻译后，无不哈哈大笑。

　　就是在这种融洽的气氛中，曹刚川和日本防卫相高村正彦，就两国防务交流的具体细节，达成共识，并发表了联合新闻公报，内容包括曹刚川邀请高村正彦于2008年访华，以及日方邀请中国海军舰艇编队访日等。

　　也正是在这样的气氛中，曹刚川在会见日本防卫相高村正彦、外相町村信孝和首相安倍晋三时，三次敦促日本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言行。对方均表示，日方坚持在《日中联合声明》中就台湾问题表明的立场，不支持任何单方面改变台海现状的言行。曹刚川访日之行，取得了圆满成功，有媒体称之为“融冰之旅”。

　　2007年11月5日，应曹刚川的邀请，美国新任国防部长罗伯特·盖茨一行访华，并与中方敲定建立中美国防部直通电话机制。这就是备受外界关注的“中美军事热线”。这是我军与外军建立的第一条高层军事热线，标志着中美两国、两军关系的发展，又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对此，不少海外媒体说，“中美两个军事强国之间终于有了‘安全线’，这是对世界、尤其是对东亚安全的保障线。”

　　几个月后，中俄两国国防部也建立了直通电话机制。

　　担任过总装备部部长的曹刚川，在忙于军事外交的同时，还时刻关注着军队的装备问题。2005年10月，他在视察总装备部轻武器论证所时，说：“不管打什么仗，即使将来打信息化战争，枪是离不了的。什么时候我们能把枪扔掉？枪仍然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一定要结合我们部队的使用实际，走中国自己的路子……”

　　国防建设所涵盖的内容，远比军队建设多得多。作为国防部长，曹刚川也非常注重国防动员与后备力量建设。2005年10月16日，在北京举行的一个有关学生军训的大会上，曹刚川在讲话中强调，搞好学生军训工作，事关国家发展和国防建设全局。此后，他还指出，要积极探索军政、军民联合训练和联合行动的有效机制、方法，提高国防动员的能力，以及人民群众参战支前的能力。

　　(本文部分内容参考《解放军报》)

　　“国防部长”的历史轨迹

　　《环球人物》杂志特约撰稿  李大光

　　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中央政府，都设有军事行政领导机关，多数国家称之为“国防部”，少数国家称之为“人民武装力量部”或“军事部”等。多数国家的国防部全面负责国防事务，以及各种武装组织的建设和作战指挥；少数国家只负责指挥和管理军队，或只负责军队的行政事务；还有些国家仅仅负责外交事务。目前，我国的国防部隶属于国务院，是中央政府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国国防部的诞生和发展，经历了曲折的过程；国防部长职能、责任的变迁，相应地也走过了一条特殊的历史轨迹。

　　新中国成立之初，“国防部”并未进入政务院计划设立的“25个部委”的名单。

　　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决定，在国务院的组成部门中增设国防部，作为国务院的军事职能部门。与此同时，党中央改组了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央军委)，毛泽东任主席。这一时期的国防部，基本上就是中央军委的执行机构，虽然权力很大，但履行的都是中央军委的决议。

　　1958年7月，中央军委召开扩大会议，通过了《关于改变组织体制的决议》，规定中央军委是中共中央的军事工作部门，是统一领导全军的统率机关，中央军委主席是全军统帅；国防部是中央军委对外的名称，中央军委决定的事项，凡需经国务院批准或需用行政名义下达的，均由国防部长签署。

　　20世纪60年代，国防部经历了一个先“急速膨胀”、后“名存实亡”的阶段。其源头是1959年9月的“庐山会议”。那次会议后，林彪开始主持中央军委的日常工作，担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和国防部长。这一时期，除了兼任南京军区司令员的许世友和兼任解放军军事学院院长的廖汉生外，其他8名国防部主要成员，都是中央军委委员，国防部因而几乎成了中央军委的“翻版”，其权力随之急剧“膨胀”。1966年5月，“文革”开始后，中央军委的日常工作先后由中央军委办公会议和中央军委办事组接管，对外直接使用“中央军委”的名义，不再出现“国防部长”的字眼，国防部的职权随之消失。

　　20世纪70年代以后，国防部逐渐恢复职能，我国也开始在军事外交活动中重新使用“国防部长”一词。1982年，第五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通过的《宪法》，确定了新的国防领导体制——设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以下简称“国家中央军委”)，领导全国的武装力量。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继续存在，其职能和国家中央军委的完全相同，实际上是“一套人马、两个牌子”。

　　在这一新的国防领导体制下，国防部不再是“中央军委对外的名称”，而是国务院负责军事事务的组成机构，承担军事外交、兵役、国防教育等工作。

　　目前，我国国防部的主要职能是，对外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肩负国防动员、军事外交、兵役征集、对外军事宣示、国防教育等任务的命令发布；国防部长则成为代表中国军事形象、防卫力量的重要象征。

　　我国现任国防部长是梁光烈。2008年3月，他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军委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部长。

　　2009年，是中国彰显军事外交大国姿态的关键一年。这一年，梁光烈等中国军方高层频频出访，到访美国、俄罗斯、澳大利亚等20多个国家，并与美国、德国、越南等国开展了10余场防务磋商；中外军队联演联训的组织方式，在这一年也有了创新；中国海军舰艇编队赴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护航，拓展了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军事合作。

　　作为国家总体外交的一部分，军事外交已经成为预报国家间关系的晴雨表。国防部长作为国家军事行政机关的第一负责人，成为外交行为中最敏感和最具指向性的“风向标”。在中国综合实力与军事实力全速发展的今天，国防部长通过开展对外交流与合作，缔造了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军事外交新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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