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瞭望》文章：中国经济五大警示性风险

　　今年的主要难处和第一风险是CPI，潜在的最大风险是地方政府债务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王健君张辉

　　3月11日，国家统计局统计数据显示，2月份CPI同比上涨2.7%，PPI同比上涨5.4%，工业增加值同比上涨20.7%。经济持续稳步增长的同时，CPI数据涨幅却比上月扩大1.2个百分点，不但接近《政府工作报告》3%的年度目标，而且高于2.25%的中国1年期存款基准利率。如何判断和把握今年经济运行风险，再次成为今春全国“两会”焦点议题。

　　“今年经济增长没有问题，肯定超过8%的目标任务，相反担心会不会超得太多。”全国政协委员、国家税务总局原副局长许善达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时担心超量流动性，“总量控制没有问题，关键是资金的分配和流向。”如果房市和股市比较“凉”，流动性可能会压倒商品市场，推涨CPI。

　　这意味着，在国际金融危机仍然在演化的过程中，当前的宏观调控任务在去年的基础上，又新加了一项内容：在保证充裕流动性以保障经济增长继续回暖向好的基础上，调节流动性流速和流向以防止推涨CPI。可以说，流动性已经成为今年经济运行健康与否和风险大小的关键变量。

　　采访中，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常务副理事长郑新立告诉本刊记者，今年新增信贷目标为7.5万亿，最后可能是8万亿，“尽管比去年9.59万亿少，但8万亿仍然是适度宽松的政策。”事实上，一年多来特殊背景下积累的这些流动性，已经直接或间接造成了今年将要面对的五方面经济运行风险。

　　物价上涨压力加大

　　2010年是否面临通胀压力存在分歧。一种观点认为，工业生产领域产能普遍过剩，夏粮、秋粮连续丰收，工农业产品供给充分，在现行价格水平下供过于求压力较大，因此2010年不存在明显通胀压力。

　　对此，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部部长余斌借本刊记者提醒说，物价终究是货币现象，“不同于短缺经济时期，当前货币供应量的大幅度增加，首先会推高资源型产品价格，如土地、矿产品等。由于流动性泛滥、投机活跃，资产价格上涨并形成泡沫，如当前的房地产市场，通胀预期不断加强。最后，在成本上升、比较收益发生重大调整的共同推动下，供求平衡相对脆弱的农副产品价格上涨，并逐步向普通工业产品传导。”

　　近日，央行副行长、IMF总裁特别顾问朱民在一次内部活动上直言，“中国今年最大的风险就是通胀。”首先是输入型通胀，今年全球农产品价格上升，大宗商品价格也上升。中国是大宗商品进口国，输入型通胀占中国通胀的相当大部分；其次是劳动力成本上升，今年又是一个基建高潮，而且上游企业开始调价，水电价格改革启动。

　　根据经验统计，M1如果超过M2，而且如果M1有30%左右的增速，大概6～9个月后，物价一定会上去。朱民认为，一旦出现通胀，将产生两个新问题：其一，现存款利率是2.25%，如果通胀率达到4%，就是负利率1.8%了。如果不上调利率，就会出现存款搬家现象，推进资产泡沫。其二，CPI是非均衡变化，如果CPI达到4%或4%以上，会导致商品价格迅速上升，老百姓便开始抢购，会形成社会问题。

　　其实，CPI转正以来，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是否加息。但加息又会引起新问题，比如企业成本问题、外资流入问题、人民币汇率问题等。所以，今年的主要难处和第一风险是CPI。

　　因此，余斌认为，“为防止资产价格和物价过快上涨，把握宏观调控的力度与时机显得尤为重要。”一是在保障已开工建设的投资项目的资金需求的同时，严格控制新开工项目，并根据经济运行状况随时调整资金下拨进度和建设规模；二是在信贷规模比上年明显缩减的前提下，积极引导资金流入实体经济领域，尤其是支持中小企业、劳动密集型企业和服务业的发展；三是加大补贴力度，提高城市低收入群体和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与抗通胀能力。

　　房地产市场面临调整

　　“房地产涉及六十多个行业，所构成的产业链很长，其增长速度低了，不但直接影响经济增长，而且还涉及到就业。”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尹中卿指出，当前我国居民消费正处于以购买住房、汽车为主的阶段，2010年国民经济能否保持平稳较快发展局面，在相当程度上还要依靠房地产业的健康、稳定发展。

　　但是，2009年以来，由于信贷空前宽松，自住性需求与投资需求相结合，房地产市场未经实质性调整就开始再度走高，房价持续上升。导致社会恐慌心理加重，投资需求日盛，供求矛盾凸显，房地产泡沫日趋严重，市场面临调整。

　　对此，余斌借历史经验强调，亚洲金融危机源于部分亚洲国家房地产和股市泡沫的破裂，本次金融危机则是美国房地产和基于房地产抵押贷款的金融衍生品泡沫破裂而引发的，“两次危机的危害程度有目共睹。一旦我国房地产泡沫化，其危害同样难以估量。”

　　他分析说，当前房地产市场运行状况难以为继，政府调整房地产政策、有效抑制泡沫已迫在眉睫，“但是，如果调整力度过大，导致房价由升转降，消费心理随之改变，则有可能重现2008年下半年所出现的市场萧条局面。一旦陷入需求萎缩-金融风险加剧-市场进一步萎缩的恶性循环，将会使已有的稳定回升局面受到冲击，并可能使经济运行面临新的困境。”

　　在上述两难选择中，余斌强调，政府应明确把促进房地产市场健康、稳定发展作为宏观调控的基本目标，把拓展城市发展空间、有效增加土地和住房供给、缓解供求矛盾和平抑房价作为基本手段。

　　基于此，他提出要区别以下三种情况：

　　一是区别不同市场面临的矛盾，采取差异化政策。由于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房地产市场呈现出明显的区域性市场特征，宏观调控切忌“一刀切”，不宜根据北京、上海等城市房地产价格等情况的变化制订针对全国的房地产调控政策。

　　二是区别真实需求与投资需求。投资需求旺盛，加重了市场供不应求和价格上涨。在保障首次购房、改善性住房需求的同时，通过利率、税收等政策有效打击投资性需求，减轻商品房供不应求和价格上涨压力。

　　三是区别政府责任与企业责任。房价上涨，难以承受目前房价的人增加，政府应通过加快廉租房建设等，保障低收入群体的住房需求。

　　在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时，全国人大代表、湖北省荆门市市长王玲更具体指出，调控房地产市场，决不能把稳定仅仅理解为控制价格，“涨太快了，就赶紧挡一挡。过两天老百姓不吭声了，就继续让它涨”，而是要通过保障房制度、土地财政和物业税等综合角度，“拿出长远、系统的政策办法”。

　　消费扩张难以持续

　　按照今年《政府工作报告》部署，2010年政府鼓励消费的一系列政策基本保持不变，有些领域还进一步加大了力度，这将有助于消费的稳定增长。但是，在余斌看来，一方面，政府刺激消费的政策成本不断提高，边际效应逐步减弱；另一方面，制约消费扩张的制度性障碍未消除，2010年消费增幅难以达到2009年的水平。

　　他指出，现阶段，制约消费扩张的制度性障碍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劳动者报酬占GDP比重持续下降，不但低于发达国家，而且低于世界主要经济体平均水平；二是政府公共服务支出占总支出比重显著低于同等收入水平国家的平均水平。2008年我国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三项公共服务支出占政府总支出的比重合计仅为29.7%，与人均GDP3000美元以下和3000～6000美元国家相比，分别低13个和24.3个百分点；三是居民尤其是城乡居民之间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基尼系数持续攀升。1990～2008年，我国基尼系数从0.35上升到0.48。最高20%收入组所占收入相当于最低20%收入组的8.3倍。

　　“收入分配格局不合理，差距扩大，两极分化严重，高收入者消费意愿不足，低收入者消费能力不足，必然影响整体消费的增长。”因此，余斌认为，无论从短期内促进消费稳定增长，还是从中长期内促进经济发展方式从主要依赖出口、投资转向主要依靠消费扩张，政策重点都应当着力消除制约消费扩张的制度性障碍。

　　其一，改善初次分配格局，以加快要素价格形成机制和垄断行业改革为突破口，合理提高劳动者报酬占初次分配比重，增强居民消费能力。

　　其二，在二次分配中，加大调节力度，有效抑制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趋势；调整政府支出结构，增加公共服务供给，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切实改善消费者预期。

　　其三，以农民工市民化为核心加快推动新型城镇化，促进工业化与城市化协调发展，释放强大内需潜力。

　　其四，加快服务业发展，增加就业和居民收入，以消费结构升级带动产业结构调整、升级。

　　贸易摩擦和升值压力

　　2009年下半年以来，我国与发达经济体之间的贸易摩擦不断增加，国际社会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呼声再度高涨。尹中卿认为，这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我国2010年出口增长和经济发展。

　　在应对金融危机的过程中，发达经济体在实施了力度较大的救助措施之后，金融体系趋于稳定，金融机构信贷功能逐步恢复。但居民消费不振，实体经济恢复缓慢，失业率攀升。发达经济体从本国利益出发，为保护其脆弱的实体经济、有限的就业岗位和维护社会稳定，金融保护主义、贸易保护主义盛行，逆全球化思潮不断蔓延。

　　最近一段时期以来，我国与美国、欧盟之间的贸易摩擦明显增加，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发生的。2010年，世界主要经济体经济将呈现缓慢增长态势，且不排除刺激性政策逐步退出后面临重大调整的可能。因此，余斌指出，我国与发达经济体之间的贸易争端不可避免。由于发达经济体是我国主要贸易伙伴，所占份额较高，贸易争端将不利于我国对外贸易的恢复性增长，也将对相当部分出口产业构成威胁。

　　同时，前一阶段，美元在波动中呈现贬值趋势，相应地人民币对欧元、日元相对贬值，国际社会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呼声再度高涨。《政府工作报告》强调，2010年将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基本稳定，这对于稳定出口预期是必要的。

　　“需要指出的是，反思2005年以来人民币升值过程，持续、小幅度的升值方式，虽然减轻了汇率调整对出口产业的冲击，但也带来了大量国际资本的流入和利益损失。”余斌的建议是，阶段性、跨越式的升值方式，则有利于阻止国际资本的涌入，在相对脆弱的世界金融体系中保持我国金融市场和资本市场的基本稳定，并减少利益损失。

　　同时，他强调人民币汇率一定幅度的升值，有利于逐步淘汰低附加值、低科技含量和资源高消耗、环境高污染的外向型企业，促进出口产业的转型、升级和发展方式的实质性转变。

　　地方财政风险加大

　　去年地方财政中，土地收入1.6万亿，地方融资总量7.2万亿。按照6%的利率计算，地方政府今年需要支付5280亿元的利息，也意味着从土地获得的近1/3资金都付了利息。而今年地方政府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土地收入大幅减少。现在中央三令五申严格管理不许乱收费，土地收入又成问题，地方政府会比较困难，地方财政压力将加大。”

　　许善达分析说，“按照目前的实际情况，长远看地方债务偿还很成问题。原来曾搞过用一般预算的结余去偿还债务，现在估计地方总债务在10万亿元以上，而地方预算大概有7万～8万亿元，怎么可能还得上？”

　　“这些年，尽管花了很大力量，还没有完全解决乡级财政因‘普九’达标而留下的多达6万亿元以上债务。现在，市、县两级政府又因政府投融资平台产生巨额债务。”尹中卿警示说，如果地方债务风险爆发，许多项目难免会半途而废，地方政府融资链条面临断裂，很多地方经济发展也可能停顿。

　　而且，按照朱民的分析，由此会引起银行的不良资产和项目延期等相关问题，“还有一个问题是如果资金供应有变化，不良债务问题将会在几年后浮出水面，这个风险还是客观存在的。”因此，建立地方政府债务规模限额管理和预警机制，密切监控投融资平台债务情况。强化对地方外债指标监测和风险管理，增强制度约束，是当前经济工作的重点之一。□

　　《瞭望》文章：全球竞争新格局新风险

　　最重要的是继续集中精力做好自己的事情，真正把自己做大做强，高度警惕国际上出现的过高估计我国实力、过分夸大我国作用、过度渲染我国影响力的趋向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王健君

　　今春全国“两会”期间，高层权威人士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时，详细分析了当前国际金融危机的本质、演变的新特点，以及对相关热点问题的判断，勾画出了全球社会经济发展竞争的新格局。

　　对于国际金融危机的本质，这位权威人士指出，国际金融危机是美国等发达国家宏观经济政策不当、政府监管缺失造成的，是美国长期负债的消费模式难以为继的结果，“这是对过度负债消费和过度依赖资源消耗的经济增长模式的冲击，是对不适应经济形势变化的现行金融监管模式的冲击，也是对自由放任和缺乏制约的发展理念的冲击。”

　　“不过，危机使世界经济短期内形势变化充满了不确定性，但没有以根本上改变世界经济中长期发展趋势。”他具体总结为四个中长期判断：其一，世界经济增长格局会有所变化，但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大趋势不会改变；其二，政府维护市场正常运行的指责会有所强化，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不会改变；其三，国际货币多元化会有所推进，但美元作为主要国际货币地位没有发生根本性改变；其四，发展中国家整体实力会有所上升，但发达国家综合国力和核心竞争力领先的格局没有改变。

　　为此，提出的应对思路是，“一方面，国际金融危机会导致世界经济增长格局出现新的重大变化，经济增长出现重大起伏，必须及时果断采取有力举措保护我国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势头；另一方面，要看到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大趋势不可逆转，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坚持韬光养晦和积极有所作为相结合，充分运用我国日益增长的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加强同主要发达国家的政策协调，更好地维护和扩大我国利益。”

　　推动G20改革世界经济治理机制

　　在权威人士看来，“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国际社会认识到由几个发达国家垄断的传统国际经济协调平台已难以应对复杂多变的世界经济形势，必须适应经济实力消长现实，协调世界主要经济体共同商讨和确定关系世界经济发展的重大方针政策。”在这个背景下，加强G20作用，使之成为国际社会讨论和协调宏观经济政策的主要平台和共识，相机形成。

　　对于中国而言，积极参与G20峰会活动并推动其机制化，符合自身日益拓展的发展利益，有利于提升中国在重大国际经济问题上的话语权和影响力，也有利于反映广大发展中国家利益。因此，权威人士认为必须抓住这个机遇有所作为，“我们积极参与G20活动，提出我国政策主张，发挥我国建设性作用，维护我国和广大发展中国家利益，着力推动G20峰会机制化取得重要成果。”

　　目前，G20在世界经济治理中的重要地位已初步确立。同时，他指出，也要看到G20机制既是国际合作的新平台，也是大国较量的新场所，“要真正形成务实高效、平等协商的世界经济治理机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对此，“一方面，要推动G20机制体制的代表性、平等性、实效性，做好建章立制工作；另一方面，我们必须加快熟悉国际经济规则，提高参与世界经济治理能力，善于应对各种复杂问题，在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中处于主动地位。”

　　“国际货币金融体系改革是世界经济治理机制改革的重要内容。经过反复较量，发展中国家在国际金融机构中的代表权和发言权有所增加。”同时，权威人士也指出，“美元主导地位是美国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决定的，在相当长期内难以根本改变。我们要坚持全面性、均衡性、渐进性、实效性的原则，积极推进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同时要督促美国采取负责任的美元政策，维护美元资产安全。”

　　博弈世界经济平衡

　　危机以来，美国等西方国家提出世界经济“再平衡”的口号，声称发生国际金融危机的原因是一些国家储蓄太多，贸易顺差过大，要求新兴市场国家降低储蓄，减少顺差，扩大内需。在权威人士看来，“这一说法主要是针对新兴国家特别是我国的，带有牵制这些国家发展的意图。我们对之要心中有数，不能被人家牵着鼻子走。”

　　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当前世界经济失衡表现为部分国家储蓄消费失衡，贸易收支失衡，更表现为世界财富分配失衡，资源拥有和消耗失衡，国际货币体系失衡，“根本上看，失衡根源是南北发展严重不平衡。只有完善促进平衡发展的国际机制、加大国际发展投入，加强南南合作和南北合作，推动广大发展中国家有效实现发展，世界经济复苏步伐才会坚定，世界经济增长才能持久。”

　　同时，权威人士也提醒，“目前世界经济增长模式不可持续，发达国家过度消费模式难以为继，世界经济增长模式调整势在必行。我们必须见事早，积极应对，使之为我国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增添推动力。”

　　因此，“我们要坚持以我为主，在强调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过程中有权选择适合本国国情的路子和节奏的同时，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增强我国巨大市场规模对其他国家的吸引力，在未来世界经济发展中争取有利地位。”

　　积极应对保护主义和气候变化

　　“危机以来，许多国家迫于国内政治和经济压力，都在采取各种隐形的保护主义或变相的保护主义，大量出台保护本国经济的措施，特别是欧美针对我国的保护主义持续升温。”这位权威人士提出，要充分估计我国面临的保护主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始终高举反对保护主义旗帜，“因为如果反对保护主义得到落实，世界经济是最大受益者；保护主义泛滥，世界经济是最大受害者。”

　　他特别强调，“当前围绕着气候变化的国际斗争十分激烈，一些发达国家企图否定和模糊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要求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我国承担超出自身能力的量化减排指标。”我国是发展中国家，实现我们确定的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不断改善人民生活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不可能承担超出我国能力和发展水平的绝对量化减排指标。

　　因此，要坚持《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京都协议书》所奠定的法律基础，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坚持“巴厘路线图”所提出的要求和方向，既积极参与国际合作，占领国际道义制高点，又坚决维护我国利益，为我国发展争取必要的空间。

　　“危机把中国进一步推到了国际社会讨论和处理重大问题的前台，即使中国具有处理重大国际经济问题、应对重大国际经济挑战的更好条件，也使我发展面临新的复杂形势。”他最后强调道，“我们要积极适应国际形势变化，正确看待我国经济实力、综合实力和国际影响力的变化。既要坚持韬光养晦，又要积极有所作为，在捧杀面前不上当，在重大利益上不让步，提高应对国际局势和处理国际事务能力，展示负责任大国形象。”□

　《瞭望》文章：重压下人民币预期管理

　　管理人民币升值预期，重点不是升值而是继续完善汇改，探索资本项下逐步开放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王健君

　　3月11日，美国商务部报告显示，1月份美国对华贸易逆差环比增加，其中对华出口减少17.6%。当天美国总统奥巴马发表讲话就汇率问题施压中国。时隔两年，人民币汇率问题再遭美国保护主义攻击。

　　有关主管部门负责人就此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时认为，目前重新抬头的人民币汇率压力，不会改变中国既定的汇率政策，“我国始终坚持有管理的浮动汇率改革方向，在特殊阶段实行的特殊管理是‘有管理的浮动汇率’的应有之义。”

　　他强调，“当前汇率政策是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一揽子政策的组成部分”，涉及人民币汇率的政策只能随着危机下我国宏观经济运行变化而相机抉择，“对于某些国家的不实指责，人民币汇率过去没有因之改变，现在也不会。”

　　变化中的外汇形势

　　2009年末，我国外汇储备余额2.39万亿美元，较2008年末增加4531亿美元。事实上，自2003年以来，人民币呈现升值预期，加之美元利率持续走低，企业、个人和机构纷纷将境外资产调回并结汇，部分境外投机套利资金也借各种正常和非正常渠道，采取分散、渗透的方式流入，导致我国外汇收支持续大额顺差。2003-2009年，平均每年新增外汇储备超过2800亿美元。

　　近日，央行副行长、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易纲内部撰文认为，“展望2010年，我国外汇净流入压力有可能加大，促进国际收支平衡的任务依然较重，跨境资金流入压力可能进一步加大。”

　　特别是，目前美国、日本等央行的利率均接近零，欧洲等央行的利率低于我国，跨境套利交易盛行。有机构估计，2009年上半年美元利差交易规模高达2500亿～5500亿美元。规模巨大的跨境套利交易推动印度、巴西等新兴市场国家货币明显升值，股市、楼市价格快速上涨，潜在风险加大。

　　因此，易纲认为，“由于我国利率水平相对较高，人民币升值预期有所增强，企业和机构资产本币化、负债外币化也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

　　升值的秘密

　　但是，管理和应对汇率预期，是不是就如一些专家和投行研究人士所言那样简单地升值？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进出口银行董事长李若谷对升值的调子很不以为然，尤其把西方国家倡导的“浮动汇率”视为“骗人的把戏”。

　　这位前负责国际金融事务的央行副行长直言，“浮动汇率”的实质就是在全世界只有美国能实施独立的货币政策，而其他国家的货币政策必须根据美国的需要来制定，“否则，怎样解释美元升值时，美国并没有要求人民币贬值，而美元贬值时却不断要求人民币升值。”在他看来，“如果不发生这场危机，“也许那些天真的人还真以为人民币汇率是这些问题的症结。”

　　李若谷曾应邀参加西方七国财政副手和央行副手的会晤，与西方国家财经高管对人民币汇率问题进行过广泛而深入的讨论。他发现，“有的国家明明知道这种世界经济的失衡是自己的政策和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造成的，却故意说是由人民币汇率制度造成的。”

　　“其目的就是逼迫人民币升值，削弱中国经济的竞争力，最终达到破坏中国经济发展、延长中国经济实力赶上发达国家的时间的目的。”在他看来，人民币的币值和汇率政策绝对不是世界经济失衡的原因，中国恰恰是当前不合理的国际经济、货币制度的受害者，“美国用升值方法整垮了日本的经济，也想用这个方法遏制中国发展，这是不能得逞的。”

　　事实上，这场国际金融危机也使那些披着理论外衣的“学者”原形毕露。李若谷指出，他们鼓吹的所谓“理论”，“不过是为了给自己的发展创造良好的条件而损害别人的发展。”不过，令其百思不得其解的是，国内一些学者也紧跟升值舆论，“如果是有良知的学者，怎么就会不明白？”

　　管理预期重在完善汇制

　　“对于人民币汇率，不能就汇率讲汇率，也不能就升值谈升值。”接受本刊采访中，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尹中卿认为，人民币汇率肯定不能急剧升值，升值损失太大，并且经济实力也不能承受，“如果人民币继续升值，会造成严重社会影响。这不仅是汇率问题，还影响到经济复苏和就业的问题。”

　　在尹中卿看来，人民币汇率应该波动并逐渐升值，也就是通过不断完善汇率机制，从制度层面引导和管理人民币升值预期，以及与之相关的其他汇率问题。他举例说，“短期内，我们可以继续扩大与周边国家的货币交换协议，使更多周边贸易伙伴用人民币结算，减缓汇率升值的压力，减少美元外汇储备。”

　　对于如何缓解“一边倒”的升值压力，尹中卿的建议是，加快人民币国际化步伐，逐渐开放资本项目的可兑换，“目前资本项目不可兑换的‘防火墙’，的确挡住了国际金融危机的直接冲击，但也影响了人民币‘走出去’，造成美元依赖和美元储备的不断攀升，对全局的影响越来越大。”

　　目前，外管局在这方面也正在积极探索。比如，“五个转变”：从重审批转变为重监测分析，从重事前监管转变为强调事后管理，从重行为管理转变为更加强调主体管理，从“有罪假设”转变到“无罪假设”，从“正面清单”转变到“负面清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