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仑　从学者到商人

　　二十多年前，冯仑和很多人在海南一起“飙车”，大部分人撞到山上，他拐过弯来，一路狂奔。现在，他再次回到海南。

　　中国周刊记者  余芳倩 北京报道

　　大年三十，冯仑在三亚度过。阳光、沙滩、度假酒店。此时，中国大部分土地上，人们穿着厚重衣服，戴上手套、捂紧围巾抵御寒冷。而三亚热辣的阳光下，穿着清凉的游人熙熙攘攘，人多到令他感到不可思议。

　　他数次来到这座岛上。

　　1988年，他是有行政级别的学者，乘军用飞机前来，一下飞机，看到满目荒凉。

　　1991年，他从北京“逃”来，想到的是可能的“金矿”。

　　此后数年他穿着体面，形色匆匆，如过客往来。去年，他和中体产业集团合作在海南开发一个项目。这是他近二十年来第一次以投资者的身份回到海南。

　　“现在想来海南的岁月是我人生中最快乐的日子。”在中国大饭店咖啡厅的一角，冯仑如此对《中国周刊》说。他说话时身体微微前倾，头发短得像小树桩一样，深蓝色的衬衣配上同色系的裤子，光滑干净的皮鞋发出柔和的光芒。回想起海南岁月，他的语调不由地升高，面带含蓄的笑意。

　　公派闯海

　　二十年前，他不是这样。用冯仑自己的话说，那时“头发比较长，穿个大裤衩、拖拉着拖鞋在海南的大街上晃荡” 。

　　1988年，随着海南建省，10万青年渡过琼州海峡而来，冯仑也来了。他被国务院体制改革委员会下属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委派，来海南筹建海南改革发展研究所。29岁的他想大干一场，以做研究的方式参与改革。上头给他的头衔是常务副所长，不过，他拥有的所有公产只有5万元钱、一辆车、一台电脑和一万台彩电批文。

　　关键是那一万台彩电批文。海南省当时的意图十分清楚，财政有限，只能给政策了。一万台彩电批文很快被卖出去。20万元的研究经费手到擒来。

　　海南本来是他走学者报国之路的理想岛，不过，一年之后，海南发展改革研究所就突然解散了，他成为了没有单位、没有工资的闲人。他来到北京，等待他的是机关研究院紧闭的大门。他要找维持生计的工作，牟其中接待了他，给他南德集团总办主任兼任西北办主任的职务。

　　冯仑曾是中央党校历史上最年轻的学生，也曾借调到过中宣部、国家体改委、武汉市经委和海南省委，体制内身份，随着他踏进南德的大门消解了。

　　观念上的转变是必然，简单地说，冯仑认为南德教会了他“生意是什么”。

　　到南德后，他第一份具体工作就是办企业内刊。最后他大事小事一把抓。有一段报道记录了他当时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的片段：“牟其中的母亲去世后，当时太平间的一位工作人员对忙着给牟母穿寿衣的冯仑说，学会了这个，你就多了一种谋生的手段。”

　　那时，他仍希望重回体制内，“心理压力很大，来回晃。到底是做生意还是做学者？”他和一群同样学者出身的伙伴讨论多次。其间，他们想到办一个公司，主要业务是帮人出书、写文章、开会然后积累资金后再谋发展，冯仑给它起名字叫“万通”，就是路路都通的意思。这是后来万通公司名字的典故。

　　1991年，冯仑以装病的方式悄悄离开强人牟其中，他要走的是和牟其中不一样的道路，而海南成为他的归途，“这是当年唯一一个可以创办皮包公司的地方，在别的地方完全没有可能创业。”他笑道。

　　发家

　　如果说1988年的海南因为建省而热，1991年的海南则已经处于大开发的前夜，大把的机会开始出现。

　　冯仑和前同事易小迪，从南德过来的王功权、刘军、王启富一起几个人东拼西凑了3万元，作注册公司的前期费用。新公司叫海南农业高技术联合开发投资公司。(1993年，通过产权改革，此公司变革为万通集团公司，冯仑任董事长。)注册完公司，他们兜里只剩几百元钱。半年后，潘石屹加入，后来，人们称他们为“万通六兄弟”。

　　创业过程是曲折的。为了求人办事，他们请对方唱歌、喝酒直到深夜。埋单的时候，冯仑傻眼了，一千多元的大单超出了他们几个人身上的现金总额。他赶紧让客人先走，同时让其中一个弟兄去外面借钱。“凌晨一点半，一个弟兄满大街借钱，而其他的人就留在歌厅当做抵押。”结完账，他们搀扶着走出歌厅的大门，冯仑至今也不知道那天晚上到底睡在了哪里。“好像是谁的朋友家，我们几个人在地上铺了张席子，睡在那里。”

　　听起来，注册农业高技术公司也是无奈之举，因为当时企业需要挂靠单位的政策。不过，他们确确实实找银行贷款做了几个农业项目。

　　公司第一个农业项目是“种衣剂”。把玉米种子和化肥搅拌在一起，其中包含了一些抗虫害的农业技术。“种了试验田，产量比普通种子高，丰收了，还吃了。”

　　他还跑到广西万通(海南万通的全资子公司)，跟易小迪一起做香蕉苗的生意。“无土栽培技术弄的，一株卖几毛钱，”广西万通一度成为当地最大香蕉苗生产企业。

　　玉米种衣剂的项目最后赔了本，广西香蕉苗项目也没丰满他们的荷包。这是产业化的初期阶段，如果坚持下去，扩大生产未必不会赚钱。但是冯仑他们一合计，决定把农业项目都卖出去，因为同时做的房地产项目太赚钱了。

　　第一桶金的故事被他一句话带过去了，“你们媒体就喜欢问这个问题”。对于媒体上流传的万通发家故事有一个这样的版本：他向北京的朋友借了500万元，借此向银行贷款了1300万元，买了几栋连体别墅，转手赚了一大笔。

　　其实，不管是第几桶金，那个特定的时间地点都上演着相同的剧目。流在土地中的汗水不会成金币，但是几张房地产图纸就能堆出金山。那是1992年到1993年的海南房地产狂欢时期。在他的印象中，满大街都是买卖房产的人。“买是为了卖。” 当时全国三十多个地级市都在海南设立了房产公司。

　　1992年，三亚。有个朋友介绍来的人手持“蓝线图”指着一片地对他说，这块地你看如何？冯仑看了看光秃秃的土地，看看湛蓝的天空，其实他并不太清楚。当时冯仑认为，有蓝线图就很牛了，要是有一个规划部门核准的红线图，在边界上盖上红章的，那就更牛了。300万元的价格，冯仑买下来，转手立刻赚了一倍。

　　通过这样的方式，冯仑赚了很多，其间也发生了一些匪夷所思的事。一次，冯仑大赚一笔后还朋友的钱。还完500万元，他对朋友谈起刚做的房地产生意。朋友问他，你买的那个楼是跟谁买的？他说跟谁。朋友再问他，你是不是把楼卖给了某某？他说是。朋友一拍大腿，“哎，我底下一个公司卖你的楼被我另一个公司买走，资金还是我借给你的，最可笑的是我们竟然都不知道。”

　　海南房产的泡沫也沸腾了周边的房地产市场。1992年，广西北海的地产价格也神奇地变化着。春节前，“六兄弟”中的一个说去到广西给大家“办点年货”，发点奖金。去的时候带着500万元，不到一个月，多揣了600万元回来。经过是这样的，在北海最好的酒店，他在三楼签买地合同，然后在六楼签了卖地合同，直到钱落入口袋，他们连那块地的真容都没来得及窥见。

　　当天夜里，在海南的大排档里六个人庆功。他们醉得一塌糊涂，光啤酒瓶就摆满一桌。走前，一个人拿个空瓶对着桌上的啤酒瓶一扫，“哐当”一声，满地的碎片留在他们身后。

　　不找靠山

　　若干年后，冯仑回忆海南泡沫带来的感觉，他直言“很High，快乐和陶醉。人对整个秩序感知混乱和角色错位的时候就会这样，好像神经病和喝醉了酒的人”。

　　钱来得太容易，整个海南房地产有一种迷幻的气息。在一个娱乐场所，冯仑亲眼见到一个客人给一个歌者20万元的小费。

　　尾随钱而来的就是物质享受。“我们很奇怪，都不怎么花钱。”不过，冯仑和同伴也会去玩。他说，去娱乐场所，一个人去是好色，一群人去是消遣和应酬。“我们都是一群人去。而且一周也就一两次。还都是推不掉的应酬。”

　　一周有那么几天的中午，实在热得不行，冯仑和伙伴会去单位对面的发廊，花十几元坐一个小时，那里有办公室没有的空调。

　　1992年到1993年的一段时间，冯仑和王功权一家共住一套房子，他有单独的一个卧室。夜里，他估摸着王功权一家休息后才回住所，早上又谨慎而敏捷地赶紧出门。“天气太热，回家太早了不方便。”

　　很多个夜晚，在海风里、椰子树下，长发飘飘、穿着大裤衩的他常做的事就是找一帮朋友侃大山，一边在大排档宵夜。

　　听起来，这不像是暴发户的生活。事实上，这也绝对不是一群头脑简单的炒房客。冯仑兄弟几个讨论的话题多是“阳春白雪”、“家国天下”。

　　他和他的兄弟们追求的并不仅仅是金钱，这些个出自体制内科研院所、党政机关的学者们在1992年共同写了一篇文章《披荆斩棘共赴未来》。

　　直到现在，冯仑仍很能背诵出当时写的话，“以天下为己任，以企业为本位，创造财富，完善自我”。

　　熟悉吗？用句时髦的话，这不正是现在的企业家们大谈的“企业的社会责任”？

　　冯仑说，当时他们就是这么想的——做企业，以此推动社会的改革。这也就能理解海南泡沫让他们有种迷幻的快乐，但并没有消磨他们的意志。

　　在生意上，冯仑还是个新人，他的生意经大多来自南德的两年经验，还有一部分来自他的合伙人王功权，王当过房地产公司的老板。

　　当冯仑需要老师，需要典型教材，他习惯地翻开了《胡雪岩》。

　　他在做学者时，曾经翻过这本书，但也就是翻过而已。他欣赏的培根说过一句话，读史明智。要做好商人首先要了解大商人的起伏喜悲。在海南时期，他逐字逐句读这个人，和其他几个兄弟围坐在一起讨论胡雪岩，研究这个红顶商人的红与黑。讨论结果是，大家都认同一条，不找靠山。“李鸿章要扳倒左宗棠，而扳倒左宗棠首先要扳倒胡雪岩。”

　　冯仑说，靠山说不定哪天就变成了火山，“我们当初就确定了不搞权力寻租那一套，所以你看到我们的企业可能赚钱慢一些，但是都很稳，六个人没有一个人出事。”

　　海南的泡沫经济烈火烹油之际，1992年底，冯仑来北京和朋友聊天时得知一个消息，国家要进行宏观调控，即将出台文件。那时，冯仑并没有充分意识到即将到来的残酷后果，不过这坚定了他的一个想法，离开海南，“到更大的舞台上去折腾。”

　　1992年底，万通的注册资金已经改写为5000万，拥有1亿元的投资能力。当年的皮包公司已经鸟枪换大炮，他们要选择的是，海南之外，到底赚什么钱。“当时万通的赚钱机会很多。”冯仑说。

　　他们决定移师北京、上海等大城市。1993年，万通在北京阜成门地铁附近起势，盖出了万通新世界广场。这也是万通会避免海南18000家房产公司命运的原因，后者绝大多数留恋海南，死在海南泡沫破碎时。

　　“差那么一点点，”回过头来，冯仑心有余悸。

　　有关尊敬

　　此前在海南，冯仑并未感到恐惧。“就像小孩玩火不害怕一样。”

　　随着海南泡沫经济破碎，大批公司倒闭，有人自杀、有人坐牢、有人一贫如洗、有人流亡海外。那些当年名声显赫的海南公司，那些被人津津乐道的辉煌岁月，像海市蜃楼，一瞬间都不见了。此后数年，海南的景观被外界戏谑为“天涯、海角、烂尾楼”。

　　冯仑说，我们跟大家一样是普通人，会受普通诱惑、犯普通错误，只是改正错误更自觉些。“好比大家都在飙车，前面的可能撞山上面去了。我‘啪’的一下拐弯避过去了，不是说我前面速度不快，我也飙，就是拐弯了。”

　　虽然及早“拐弯”，但海南经济泡沫破碎给万通也带来了很大的影响。加上万通离开海南后进行的多元化投资战略，1995年万通负债高达到3亿元。那时承受的心理压力之大，冯仑至今记忆犹新，“我现在负债少就是和那时候有关，再也不愿意那样了。”

　　今天，海南当初最出名的企业大多死去。用冯仑的话说，活下来的都是没什么名气的小公司，“像万通当时要倒着数的”。

　　而万通能够幸存下来，到今天不断发展，他认为法宝在于围绕着一个目标不断调整自己。从1992年他们写文章明志，就一直有个愿望，建立一个受人尊敬的民营企业。他笑言，“只是那时候这个愿望不为人知。”头一个十年，万通根本不被关注，2000年以后随着房地产热，冯仑和六兄弟的故事才被公众熟悉。

　　冯仑说，这个发展过程就好像马拉松赛，相当长时期是跑给自己看，要耐得住寂寞。正因为有恒志，“守正出奇”，所以才能抵御很多诱惑，耐得住寂寞。“跟什么勾结一下，拿一块便宜的地。我们基本上不做。就是赚钱慢些，用时下流行话，哥拼的不是规模是寂寞。”

　　今年春节大年三十，冯仑和一个企业家朋友在三亚还在谈论这个事情。冯仑说，能否做一个受人尊敬的民营企业已经关乎着改革能否继续的问题，如果我们所有的民营企业好好做，会得到政府、社会更多的支持，中国改革市场化的方向不会停止。如果我们通过改革做出来的人大多是有钱的坏人，那么改革就很可能会倒退。这关系到个人、企业和整个中国社会的发展方向。“民营企业如果不能做到受人尊敬，而只是有钱，这对中国的改革是一种伤害。”

　　回到海南

　　2009年，离开海南快二十年，万通公司重新以投资者的身份回到海南。

　　占地2200亩，总投资超过50亿元的三亚奥林匹克湾项目正在准备中。经过一年多的沟通、商议，万通公司和中体产业集团合作地产的项目确定在海南安家。

　　2009年年底，就在他们和海南省签定意向协议后几个月，一波投资海南的热潮又来了，海南三亚的楼盘一天一个价格，人们彻夜排队守在售楼处。

　　人们不免要问这个过来人对海南此轮投资热潮的看法。“现在海南的房地产泡沫是有一点，高价维持不了几个月，但这次投资热潮是有真实需求做支撑，不像上次泡沫时期人们买房是为了卖房。”在冯仑看来，这次投资是长期考察、理性思考的结果。“三亚是万通考虑做度假产品的落脚点，准备过程中也并不知道国际旅游岛的定位会被批准。”他也直言，现在做生意大家都理性，但“一理性就痛苦死了”，远不如当初海南泡沫一无所知时那么痛快。

　　去年他去海南考察项目时，站在同样的海边，眼前浮现的是1989年和易小迪他们开着车来到这里的画面。荒凉的土地、安静的沙滩、清澈的海浪。天气很热，他和易小迪看看四下渺无人烟，脱了衣服，一个猛子扎进水里，激起浪花一片。

　　现在，沙滩上人如流水，不远处一排排白色的度假酒店，毫无个性地矗立在那里，“单调极了”。他会指着大海，跟身边的人说起当年他们在这里的故事，但也仅仅是谈资。他头脑中转动的是投资回报率、产品竞争力等等。

　　那些单纯快乐的日子他再也回不去了。那时他只扮演自己，那个叫做冯仑的角色。“现在要扮演的角色很多，偶尔要装伟大、装成功。”

　　春节期间，冯仑给亲朋好友发去拜年短信，当时海南农业高技术公司的主管部门领导，回短信称他为“红色资本家，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共产党队伍里的致富标兵”。

　　此话有根据，他五十一岁，是学者，主编过《中国国情报告》，著述有《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职能》等，译著包括《狂飙突进——马克思的心路历程》。

　　他是著名的地产商人，以“江湖”气质闻名，追求“绿贞操”，从公众的演讲台上到自传中都喜欢用段子来说事，尤其擅以女人作比喻。

　　二十年，从1992年在海南壮志凌云地写下《披荆斩棘共赴未来》，到现在民营企业是否受尊敬关乎改革成败论；从他出自传总结民营企业的原罪，到分析民营企业的生长极限；从给企业建立“祠堂”，到要拍100集的反映民营企业发展史的电视剧。冯仑总是让人感觉不像一般的商人。

　　“嗨，我是资本家的工作岗位、无产阶级的社会理想，流氓无产阶级的生活习气，士大夫的精神享受。”他这样说自己，不过，他补充了一句，“现在流氓无产阶级的生活习气已经没有了。”

　　海南这个小岛，把他从学者或者官员彻底推向了企业家的角色。回首二十年，他说不后悔自己的选择，也不曾感到遗憾，因为两种角色不能比。“好比跑步的和唱歌的怎么比较？”

　　但不管他如何身份，如何角色，他总似有若无的和海南的莽撞岁月联系在一起。

　　“听说一个很厉害的海南起家的某某得癌症去世了。”

　　“逃亡海外已久的信托公司某总回来了。”

　　不久前，冯仑和一帮企业家边吃饭边聊“八卦”。与餐者都曾在海南闯荡。北京CBD一半的楼都是由这帮闯海人盖的。他们叹息或者惊讶，相互感怀之后，那遥远的海南记忆又生动起来。     

　　冯仑自述

　　信托公司老总教我们打牌

　　海南泡沫最鼎盛时期也是信托公司最红火的日子。信托公司的老总是当时最有钱的。比如海南港澳信托投资公司，那是当时最有名的信托公司之一，牛到什么程度呢，所有人都找他们，排着队想见面，就是见不到老板。

　　我和潘石屹他们那时很年轻，有理想，要学先进。好不容易有天见到港澳信托公司旗下一个公司老总了，人家离着好几米的距离跟我们谈话。

　　那时候我们就是几个小孩，想学点生意经，跟他请教公司怎么办。他呢，说了一通，包括怎么打牌之类的。见完他出来，我们兄弟几个面面相觑，感觉不太好。

　　海南泡沫后，几乎所有信托公司的老总都被抓起来了。有的在监狱里面病死了，有的逃跑了，有的至今还在监狱里。

　　他们是海南泡沫历史上最惨烈的一群人。房地产泡沫沸腾时，他们是房地产最大的推手，风光无限。宏观政策一变，就全部做了这场泡沫的祭奠者。

　　一方面，虽然他们受到惩罚，但是他们是最先做探索、最先冒险的人。革命时期，会有谭嗣同那样血洒菜市口的先烈。在经济改革前所未有的实验中，也有这样一些人付出了一生的代价。我们是绕过他们的尸体前行的，我很尊敬他们。

　　另一方面，这也体现了社会进步、社会转型的残酷一面，警示我们依法办企业，更好地控制自己，要“守正出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