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阳

　　一个普通人的海南梦

　　和冯仑、潘石屹、张宝全一样，48岁的闯海人邱阳虽然是个普通人，也在海南成功过，失败过，离开过，又回来。

　　虽未大富大贵，但他追寻机会和自由的海南梦更为纯粹，现在，他也成为了真正的海南人。

　　中国周刊记者  李佳蔚  海口报道

　　1979年，17岁的邱阳考入了贵州财经学院，他是全县所有文科生中唯一一个“跨过独木桥”的人。

　　1983年的初夏，毕业前夕，邱阳从报纸上看到了“开发建设海南岛”的新闻，一种无法言说的力量驱使他和一个同学，给海南行政区写了一份信，“表达了我们想要为建设海南岛贡献力量的愿望和决心”。

　　不到半个月，海南行政区就正式给他们回了一个函：欢迎到海南岛来，共同建设开发海南岛。

　　可是，这份公函被学校发现了。

　　南方的诱惑

　　学校领导找到他们谈话，询问他们为什么想到海南岛。“没有特别的原因，就是觉得很新奇，想出去看看。”邱阳说这是当初的真实想法。

　　最后，学校领导的定论是，“你们是贵州省培养的人才，广东省来要人，我们是不会放的。你们不要存有这样的想法。”

　　邱阳第一次的海南梦破灭了。

　　毕业之后，21岁的邱阳被分配到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州委党校。两年之后，工作能力突出的邱阳，已经是学校的团委书记和校刊总编。

　　表现突出的邱阳引起了地区财政局的注意。财政局找到他，表示想把他调过去担任副局长，副处级干部。

　　23岁的邱阳将之视为“多好的一次机遇”。地区组织部找到党校，但是党校拒绝放人。

　　邱阳找到校长，希望学校能够放他一马。校长给他分析，“你在这里是骨干，就像大坝最主要的那块石头一样，让你走，我这个大坝怎么堵得住？”

　　“你不能以这个理由留我一辈子。”邱阳说。

　　“你作为一个党员，可以在这里发光发热，5年一个讲师，10年一个教授，多让人尊重啊！”校长为他描绘了在党校的美好前途。

　　谈话不欢而散。

　　“我没辙，财政局也没辙，学校不放我哪都去不了。那时候你一旦分配到一个单位，想要调动，比离婚要难上多少倍。”邱阳第一次当着父母之外的人流泪了。

　　财政局去不成了，但是邱阳始终保持着对于外界的关注。1985年的时候，他注意到深圳的特区建设已经开始了。

　　就在这时，一份来自珠海人才中心的信不期而至。

　　“他们约我到贵阳见面，我没有去，我让我另外一个同学、也是我的同事去了，结果人家没有看上他。”直到今天，邱阳也不知道珠海人才中心是怎么找到他的。

　　1985年下半年，邱阳一个人偷偷跑去珠海。没有边境证的他混进了城，找到人才中心。人才中心答应先安排他到市财办工作，等到设立银行后再安排去银行工作。

　　邱阳回到贵州征求恋人的意见。恋人说父母年纪大了，不想走。最终，邱阳因为爱情留了下来，但是那个时候他知道，“自己在内地是没有什么前途的，我想摆脱那种窒息的环境”。

　　“去海南，是儿子的一个梦”

　　1987年11月，邱阳从报纸上得知：海南要建立中国最大的经济特区了！

　　他的海南梦再一次汹涌起来。

　　这个时候，邱阳的月工资已从50块钱涨到了89块，离开意味着放弃安逸的工作环境和旁人羡慕的大学老师的身份。

　　“如果说四年前我想去海南，充其量是一种对于外面世界的向往，那么这次我再动念头，是因为我意识到，这是最后的一次机会了。”按照邱阳的判断，当时深圳、珠海的人才已经处于相对饱和的状态，自己已经失去了去深圳、去珠海的机会，不能再错过海南了。

　　下定决心的邱阳给父亲写了一封信，因为他的身上几乎没有钱。在信中，邱阳写道：“爸，我想到海南去，我85年没有去珠海，已经失去一次机会了，按理说，父母在不远游，但是贵州这个地方，我根本待不了，这种环境让我窒息。去海南，是儿子的一个梦。”

　　收到信后，父亲从老家赶到都匀市，给了他300块钱。转过年来的2月初，邱阳揣着这300块钱，和另外三个哥们踏上了“闯海”之路。

　　他们从都匀坐上火车，坐了一夜到达湛江。到湛江的时候天已经黑了，四个人花了10块钱，找了一个旅社住了下来。第二天，他们又坐中巴赶到海安，然后从海安做轮渡，渡过琼州海峡。

　　同船的一个哥们，在拥挤的船上，这个人拿出自己的研究生文凭挥舞着，“就凭这个，找一个工作还不轻轻松松的！大把的机会等着我们呢！”船上的人都欢呼起来。

　　这是邱阳第一次乘轮渡，第一次见大海。邱阳兴奋到根本感觉不到出海的不适，其实，他是个晕船的人，此后每坐船必晕。

　　1988年2月6日下午，邱阳终于到达了海南。

　　高大的椰子树，洁白的沙滩，带着咸咸的味道的热带阳光，异域风光让邱阳陶醉不已。

　　与美丽的自然风光相比，邱阳觉得海口“人文环境不怎么样”。走在大街上，最高的楼仅有4层。几乎每家门前都有一个发电机，工作起来“嘟嘟”的声音很大，还到处弥漫着刺鼻的柴油味儿。

　　“不过，我觉得很好闻。”邱阳笑着说。

　　邱阳他们住到了军区第二招待所，海口当时主要的人才集中地。招待所三块钱一个房间，为了省钱，他们开始拼床住，为了避免晚上查房被发现，就用蚊帐挡住一个人。

　　邱阳清楚地记得，有一次，房间里摆了四张床，住了8个人，这其中还有两个女的。那天晚上查房，情况紧急，“一个哥们直接从窗户跳了出去，三楼啊”。

　　万幸的是，“那哥们没事”，不过，邱阳隐约体会到了，“闯海不易”。

　　“九华仙丹”

　　“只要我能留下来，做什么都行。”邱阳说，这几乎是当时所有闯海人说的最多的一句话。

　　现实向这些怀揣梦想的闯海人展示了它的另一面。

　　南大桥底下的温泉宾馆开业，招两名门卫，结果前去应聘的大学生几乎将宾馆的门挤爆。“那时候的大学生还是真正的天之骄子啊！一个门卫都去抢啊。”邱阳无限感慨。

　　“单位招人都招烦了。”邱阳去海口市财政局应聘，结果连门都进不去。门口摆了一张小桌子，把简历放在上面就行了。邱阳没有把自己的简历放上去，“已经有厚厚的一大摞了，我估计谁都不会看”。

　　更让邱阳感觉复杂的是，他偶然遇到了那个曾经在轮渡上挥舞自己研究生文凭的朋友，结果是“没有哪个单位要他，他的文凭太高了，海南当时根本没有单位能够容纳他”。

　　到了1988年的春节，和邱阳一起来的哥们选择了返回贵州——他们都没有找到工作。邱阳选择了留下，还和他们打赌。邱阳狠狠地赌自己一定会留在海南，“只要待5年，我就能挣到5万块钱。”

　　伙伴们没有一个相信他能够做到，纷纷摇头说不可能。要知道，那是一个“万元户”极其稀少的年代。

　　同伴的回乡让邱阳在海南的第一个除夕之夜“举目无亲”。

　　“大年三十的晚上，我穿着一件皱不啦叽的西装，天下着蒙蒙细雨，我的鞋底漏水，海南的冬天还是很冷的，水渗进鞋里面那种冷，那种寒意，让我至今难忘。”邱阳说。

　　暂时找不到工作，邱阳给人擦过皮鞋，卖过地图，后来在东湖的一个大排档谋得一个厨师的差事。不过没有报酬，只管午饭和晚饭两顿饭。

　　为了省钱，邱阳从军区二所搬了出来，寄住在一个在外贸局上班的老乡那里。此时，一个老乡找到他，生活拮据，向邱阳求助。邱阳给他支了一个招——“卖假药”。

　　“我让他去买两张红色的宣传纸，买一只毛笔和墨汁，然后又和他一起去了农资公司买了一点油菜籽，回来之后把油菜籽倒点墨汁，倒点方便面的调料，混在一起揉一揉，晒干了，黑亮黑亮的，很香。”

　　“两张宣传纸，其中一张我帮他写上‘九华仙丹’，剩下那张裁成小方块，一包十粒，每包5块，我告诉他，这吃不死人，但是能救你的命。”

　　他的这位老乡拿着“九华仙丹”到海口宾馆门口，结果一上午卖了30多块钱。

　　4月13日，海南正式建省。但是邱阳没有感到多大的喜悦。他的海南梦，还没有出现一丝曙光。

　　“我的手真的是抖的”

　　就在邱阳接近山穷水尽之时，他的海南梦出现了第一次转机。

　　5月的某一天，一位已经在海南省农机公司机械工业供销公司找到工作的朋友来找邱阳。在军区二所的大院里，朋友兴冲冲地大喊，“邱阳在哪？赶快出来，我有好消息！”

　　原来，朋友所在的单位要招一个会计。虽然对于会计不是很感兴趣，但是“有个机会就得去”。邱阳坐上一辆三轮车，马上赶去应聘。

　　面试他的是一个老会计。实际上，邱阳对于会计的实际操作几乎不懂。谈到最后，老会计拍了板，“不管怎么样，你是学这个的，就留下来吧。”

　　“就因为他一句话，我留了下来。”就这样，邱阳在来海南岛三个月之后，找到了第一份正式的工作。

　　“那个时候找到工作的人，绝对是运气。”多年之后，邱阳与海口市副市长、同为闯海人的刘庆生谈及找工作的不易，刘庆生告诉他：据内部统计，当年十万人才下海南，最终能够留下来的大约有3000人，少之又少。

　　“大家都想留下来，圆这一份海南梦。我真正想要的是一份自由，摆脱那份窒息，海南很质朴，让我很放松。那时候来海南，我没有很明确的目的，我就是想挣脱我原来那个鸟笼，我要找的是一个未知。”邱阳说。

　　他的会计工作只持续了半个月。一次偶然的机会，公司总经理看到了邱阳原来在党校期间写的研究文章，“这么有才的人搞什么财务啊，到办公室来”。邱阳成为了一名文员，月工资300。

　　第一个季度发奖金，邱阳在签字领钱的时候，发现“1”后面竟然有三个“0”。他一度怀疑财务人员搞错了。

　　“我说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钱，真的没有见过。”邱阳接过钱的时候，手是抖的。

　　领完奖金，邱阳马上找到朋友要了一张购物票：他买了一台冰箱，人生中第一个大件。

　　邱阳一直在供销公司待到1990年。在这两年时间里，他学会了说海南话，学会了做海南菜，学会了同海南人打交道。“几乎已经认为自己就是一个海南人了。”

　　“最拿手的一道菜是黄焖海龟，那个时候海龟肉几乎可以公开摆卖，真是便宜啊，”邱阳回忆说，“好日子开始了”。

　　“带着游泳圈下海”

　　海南开始向邱阳展示它独特的美好。

　　1990年，为全面提高行政执法能力，海南省政府面向全省，举行了海南省“第一次非职务公务员考试”。那个时候，全国其他地方根本没有这样的考试。

　　“我不来海南，哪会有这样的机会？”邱阳报名参加。最终，他以全省第三名的成绩进入海南省政府法制厅，成为一名政府公务员。他分到了一套房子，房子所在的楼叫做“人才楼”。

　　很快，邱阳感受到了“公务员不自由”。

　　“周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突然变得很紧张，我看不惯，这满足不了我的性格。”不愿意染指这种关系的邱阳变得消沉。

　　1991年的海南房地产市场，已处于爆发的前夜，但是生活在政府环境中的邱阳却浑然不知，“唯一的记忆是省政府大楼开始建了。”

　　就在这时，一个朋友在得知邱阳当时的状态后鼓动他，“你还在政府待着干什么，出来做房地产啊！”

　　那是邱阳第一次知道房地产。

　　巧合的是，当时他正要帮海南基本建设研究会为省开发建设总公司下面的一家企业做分析调查。去了企业，邱阳一下子觉得，“这边更适合我啊！”

　　邱阳做的第一个项目是受三亚市政府的委托，为“十路四桥”项目做整体策划。参加这个项目的经历，让邱阳下定了离开的决心。

　　“太有活力，太高效了。”从项目调研到出稿出图，邱阳他们前后只用了十天时间。靠着一腔热情和花旗参、香烟还有方便面，邱阳甚至五天五夜几乎没有合眼。到了第五天，邱阳一个人跑到大东海的沙滩上，挖了一个坑，躺进去睡了几个小时，起来后精神头儿十足。

　　面对如此高效的工作，时任三亚市副市长的江上舟要给他们20万的嘉奖。出乎邱阳意料的是，项目负责人竟然拒绝了嘉奖，而是提出“希望市长能够帮我们公司在三亚拿地上给以照顾”。

　　三亚项目结束后，邱阳把关系陆续转到这家主营房地产开发的“海南物业股份有限公司”。1992年初，邱阳正式来到企业，因为海南物业股份有限公司是国企，当时一个时髦的说法是“带着游泳圈下海”。

　　走出政府系统的邱阳真正见识了朋友口中的“房地产热”。“给人的感觉就是海南满天飘的都是钞票，只要你踮起脚尖就能抓到。”

　　1992年底，邱阳提前一年完成了自己来到海南后的第一个目标——5年挣到5万块钱。

　　他把这5万块钱全部寄给了父母，还写了一封信。在信中，邱阳说自己到海南基本稳定下来了，下一个目标是10年挣50万。

　　可父母的反馈让邱阳稍稍有一些吃惊。“我妈去银行取钱，已经取不出钱来了，最后分了四次才取出来。”

　　后来，邱阳才知道，“那时全国各地的资金都涌到海南来了，国家的金融形势已经一片混乱了”。

　　1993年，外号“拼命三郎”的邱阳用了一年时间，从一个业务主管做到了海口市分公司的总经理。

　　这时候，陆续拉邱阳跳槽的人和企业也纷至沓来，国企、股份制企业、私企，都有，开出最低的条件是一套房、一辆车、不低于10万的年薪。

　　当时的领导也察觉到了社会上的诱惑，开会的时候，总经理告诫他们：“你们不要贪图外面的仨瓜俩枣，那些富贵荣华，你想想在国企这个地方工作，做的很多楼盘都是海口标志性的建筑，你想想你带着儿孙将来走在海口的大街上，说这座楼是你爸爸是你爷爷做的，那种自豪感是多少钱能买得到的？”

　　一瞬间，邱阳恍然想起了当初劝说自己放弃梦想的党校校长。

　　100万与“破落地主”

　　1994年5月，邱阳最终选择从海南物业股份有限公司离开。他厌倦了整天陪客人喝酒和公司内部的斗争。

　　邱阳离开公司的时候，有几个好哥们已经缔造了属于自己的财富神话。“他们好几个人都已经赚了几千万，看到我在公司确实没有挣到什么钱，就让我和他们一起去炒房。”他说。

　　6月份，在朋友的关照下，邱阳拿到了海甸岛的两个项目。用了一个月的时间，邱阳挣到了100万。

　　骄阳似火。邱阳清楚地记得那天的天气。到了对方办公室，一个黑色的皮箱静静地躺在办公桌上。邱阳上前打开，里面有十捆崭新的人民币，每捆十万，“泛着莹莹的蓝光”。

　　“不知道怎么搞的，我的心情非常的平静，比第一次拿到1000块钱奖金的时候平静多了。”粗略点完之后，邱阳拎着皮箱下楼。

　　打开红色夏利两厢车，邱阳把皮箱扔到了后排，然后开车到附近的一个农行存钱。

　　营业员看到皮箱里面的人民币，非常吃惊，大声招呼保安赶紧把门关上。看着面前数钱的营业员，邱阳突然觉得“自己一不小心就完成了10年挣50万的目标，算是有钱人了，成了一个自由人”。

　　那天下午，他感到来海南6年后前所未有的轻松，他甚至在银行的沙发上睡了一个小时。

　　一段新的人生开始了。邱阳觉得自己可以做更大的事情了。但就在此时，邱阳从北京的朋友处得知，国家要整顿海南的房地产市场了。

　　邱阳决意与两个朋友去上海。“我们的目的地和潘石屹是一样的。”邱阳笑着说。

　　在上海外滩一个星级酒店的房间里，邱阳与朋友面对灯火辉煌的上海外滩，凭窗而站，每个人的手里端着一杯洋酒，满怀豪情。“我们树立的目标是10年之内，在外滩拥有我们的标志性建筑。”那一年，邱阳32岁。

　　后因种种原因，上海之行无果而终。1994年底，邱阳以一个闯海成功者的身份回到贵州，在贵阳买了一套房子。

　　回到贵州后，邱阳发现原来党校的部分学生已经成为了县长、县委书记。他成为县里招商引资的重要对象。他先后办了粮食加工厂和面粉加工厂，均遭失败，将在海南赚的钱和回贵州后借的钱全部赔了进去。

　　生意上的失败让邱阳急火攻心，高烧不退，导致心脏病。同时，他的婚姻也亮起了红灯。1998年，邱阳回到海口与妻子办理了离婚手续。

　　邱阳的人生落到了最低谷，“连死的心思都有”。在那段时间，邱阳经常梦到海南。

　　“我们去的时候是这么一个很荒凉的小岛，我们把它建起来的，今天修了哪条路，明天修了哪座桥，我们的大脑里历历在目，我们的青春，所有的最美好的年华都放在海南了，能不热爱吗？”

　　“我一定要回海南，回海口。”邱阳在心底告诉自己。

　　邱阳先是将工厂变卖，多方筹集资金将借的钱还上。1998年冬天，他又来到北京阜外医院，进行心脏手术。

　　医生告诉他，手术的成功率只有30%。邱阳询问怎么样才能提高手术成功率，医生的回答是“在你手术的时候，你的心脏病得不停地犯”。

　　手术前一天晚上，邱阳在洗手间里将病号服换下，叫上陪护的弟弟，溜出了医院，在附近的一个饭馆，他叫了一瓶52度的二锅头，喝了六两。

　　第二天五点半，邱阳被推进手术室。手术过程中，他的心脏病果真在不停的犯。四个小时后，手术成功。

　　2000年，邱阳重回海南。此时的他，除了在贵阳和海口拥有的两套房子外，几乎身无分文，被朋友戏称为“破落地主”。

　　海南人

　　物是人非。

　　他没有联系在海口的任何一个朋友，静悄悄地回了海口。独自一人走在大街上，邱阳发现烂尾楼遍地都是，这其中包括当年他在海南物业股份有限公司时做的海甸白金城和DC城。

　　邱阳去了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做了一名客座研究员，协助院长迟福林，负责中国基础经济理论研究，每个月2000块钱的工资。

　　在研究院里，邱阳见到了上一轮海南房地产热潮中的风云人物，原海南港澳股份有限公司的老总黄向农。此时黄刚从美国回国，担任研究院的副院长。

　　“满头白发，很苍老。”邱阳说在见到黄的那一刻，心里面很凉很凉，“以前的很多事重新翻起，因为1990年代那一波(泡沫)，让我们太受伤害了，那是一种疯狂。”

　　2001年，邱阳从研究院离开。回到家之后的他坚持每天早上6点半起床，到西海岸去游泳，锻炼身体。

　　“我和我爱人都已经40多岁了，我们想要一个孩子。”2002年，爱人为他生了一个儿子。他在家做了一年的“家庭主夫”，专心带孩子。

　　2003年，邱阳的儿子一岁了，他觉得自己“应该出来动一动了”。此时，正赶上海口在中央的支持下开始处理烂尾楼。作为曾经的亲历者和参与者，邱阳将2003年海南房地产市场的重新启动归因于国家的这一支持。

　　“烂尾楼太损形象了，靠海南自身是起不来的，自身没有造血功能”，但他认为国家给的钱远远不够，“6亿的资金能抹平原来上千亿的资金？只能起一个杠杆作用。”

　　趁着市场重启，邱阳帮助一个老板做了两个项目，为其赚了几千万。

　　后来，邱阳又和几位朋友包销了五福雅苑、都市海岸和观海台几个楼盘，取得了成功，特别是都市海岸，让他取得了相对的成功与收益。邱阳将此归功于“海南房地产市场升温的大背景”。

　　邱阳在海南房地产圈内的声名再起。一些老朋友从报纸上看到关于邱阳的报道，才知道他又回来了，但是他拒绝了所有的合作邀请。“我现在已经没有当初来海南时，闯一番天地的想法了，我只想做一点有益于海南发展的事，生活上也只想过得平平淡淡。”他说。

　　对于现今“国际旅游岛”概念下海南房地产市场的火爆，邱阳却直言：“任何一个市场的启动和发育，房地产先行是不对的，房地产只是一个辅助行业，因为一个国际旅游岛的概念，它的房产价格翻了一倍甚至两倍，正常吗？迟院长刚开始提出的概念是非常正确的，花十年的时间来打造国际旅游岛，但是我们花了半个月时间，就把房价拉到了国际水平了，这正常吗？”

　　“海南房价上升有补涨的因素，作为一个省会城市，海口的房价是相对较低的，但是有翻几番的补涨吗？没有吧。疯狂两个字是毫不过分的。现在本地人买不起房子的太多了。”

　　他意识到自己的情绪有些激动。他停了下来，说“我可能站在本土人的立场看问题。我想成为一个阿凡达，好好保护海南这块美丽的潘多拉星球一样的环境，但我的能力太有限了”。

　　毫无疑问，这个23年前的“闯海人”，已经把自己视为一个彻底的海南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