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清平：我就是不想说！

　　■本刊特约记者  傅小平

　　作为一个以《干部家庭》、《尊严之痛》等官场小说在文坛声名鹊起的作家，兼任江苏省宿迁市经贸委副主任和宿迁市作家协会主席的王清平，有着鲜为人知的秘书生涯。在任职秘书的15年里，他服务过的领导中，有一位县长、一位秘书长和一位副市长，相继因腐败问题锒铛入狱。

　　在接受采访时，王清平表示：从一个干部的成长过程看，我的从政经历并不传奇。当然，以一个作家的眼光来看，我能在秘书岗位上一做15年，这种长期坚持与其说是传奇，还不如说是无奈。

　　《决策》：人们通常关注围绕秘书这一特殊职业生发出的种种隐秘故事，却很少去聚焦一个人怎样成为秘书。你的情况是怎么样的呢？

　　王清平：我32岁的时候，得到一次进入县直机关当秘书的机会，那是一次破例允许教师参加的考试。后来听说那次考试完全是因为机关的文秘人员青黄不接甚至严重匮乏，县委、县政府冒着巨大的政治风险，执意面向全县包括老师在内的所有人招录30名文秘人员。

　　我知道自己对从政一窍不通，或说几乎就没有兴趣。但当我被录用到县政府办当秘书时，我便把不谙政治的自知之明抛到脑后，开始跃跃欲试，蠢蠢欲动，决心要干出一番事业来了。我把自己这种认识上的跨越解释为，政治是每一个人的潜在需求。谁也不是生来就能当官的。既然别人可以后天成才为官，我为什么不能？我不比任何人笨。

　　于是，我在32岁这年开始了为期15年的秘书生涯。从县政府办到市政府办，把人生最美好的时光几乎都消耗在秘书工作上。特别是在我39岁那年，我在县政府办从秘书干到科长依然是股级干部，即将有望提拔出去当个副科级领导干部时，又赶上区划调整调往地级市政府办，继续从事秘书工作。是去？是留？留，即将提拔，结束痛苦的秘书生涯；去，意味着还要挣扎在秘书的苦海里。去，当时是冒着相当大的风险的，是要付出更加惨痛代价的。如果说32岁从政已经极不明智的话，那么，39岁又选择调到市政府办继续当秘书，就实在是糊涂了。因为我在年龄上不仅没有丝毫的优势，而且简直可以说有点不知好歹了。我的上司普遍比我年轻。但是，为下岗妻子能重新获得一份工作，为我对官场朴素的理解——即使在县里提拔顶多只能做个科级干部，到市里熬到最后也不会低于科级干部，于是，我还是没听当时县领导的劝阻，毅然决然地选择到了市政府办工作，直到46岁离开。

　　《决策》：你当了15年的秘书，这是一个很长的时间跨度。最初走上秘书这个岗位时，你可曾预想过后来会经历那么多的风浪？现在回头看生命中的这15年，是否有曾经沧海难为水的感慨？

　　王清平：回答这个问题想说的太多了，15年的人生况味陆续写进了我的小说。当我最初走上秘书岗位时，的确充满幻想，以为靠着笔杆子可以飞黄腾达，但我想得太简单了。不久就因为舞文弄墨惹是生非，差点被当时的领导赶回学校教书去。我当时居然死活不愿回到学校。原因是丢不起那个人。风风光光考出来当秘书，结果转一圈又回到学校，世俗的口水就会把我淹死。我好歹也要在秘书岗位上混下去。

　　经过十几年的历练，我逐渐变得不说话了。在政府办我与另一个当秘书的同事被人家用三个字概括，他是“说不死”，我是“死不说”。说什么呢？我深切感受到了一个领导说过的话，文章的最高标准是领导满意。尽管我不屑于这种观点，但我不得不为获取领导满意炮制难以数计的材料。

　　《决策》：人们通常的观念里，秘书与领导之间一荣俱荣，一损俱损。自己服务的领导落马，也就意味着秘书生涯甚至是仕途的终结。然而你的情况很不同，这里面有什么故事吗？

　　王清平：这是个奇妙的问题。你可能真的不太了解秘书工作。正常情况下，秘书集中在党委办和政府办“两办”里，而“两办”是一个铁打的营盘，那些当领导的则像是流水的官，三天两头换。

　　同时，领导落马并不是所有秘书跟着遭殃，更不代表秘书生涯的终结，只不过是在一段时间内可能没有领导再使用那个贪官秘书，就像新的领导不用贪官办公室和车号一样。但时间一长，秘书、贪官的办公室、车号，还是有领导用的。毕竟都是公共资源，不用又怎么办呢？秘书的提拔与服务过的领导有关，但也并不完全。没给领导当秘书的人提拔得多了，关键还看个人的表现。或许，你还有自己的疑问，但事实就是这样。我本人被提拔也就是这样。

　　《决策》：我想作为秘书，假如自己服务的领导“进去”，必然会相应地经历一段政治失意的时期。当时，你经历了怎样的心路历程？

　　王清平：我曾有过三段加起来几年的时间没有直接为领导服务过。僧多粥少，竞争激烈。但都不是因为服务过的领导落马才坐冷板凳的，另有隐情。我在《尊严之痛》中写秘书刘更生闹得妻离子散不是因为刘更生卷入吴天良腐败案，而是因为秘书尊严的丧失和对家庭很少照顾。小说的主要情节和结局都是虚构的，只有细节和体验是真实的。秘书都有这样的心态，既然在官场中混，总想混出个人样来。谁都不想坐冷板凳，都想跟着领导当跟班秘书，渴望提拔得快一点。但政府办规矩很严，动辄得咎。秘书弄不好就会坐冷板凳。

　　一旦坐上冷板凳，翻身的确很难。但是金子总会闪光。政府办不养老，更不养贪养奸养懒，只要勤奋，只要本分做人，只要有才华，终究会用起来的。不是因为某人特别赏识你，而是因为工作需要。提拔一批秘书走了，新的秘书不管用，如果你再顶不上去，那就是你个人的责任了。在政府办工作，开始有点急功近利，几经挫折坐冷板凳，也迷茫消极过，但随着经历得多了，心态渐渐平静下来了。最后居然有点宠辱不惊、一切随缘了。毕竟许多事情是自己无能为力的。唯一能自己把握的是自己的思想。

　　《决策》：我想具体到日常生活，关乎尊严，无非是被迫去干自己不情愿干的事。想听你说说让你自己印象深刻，或者是让你有内心醒悟的经历？

　　王清平：如果说秘书是当今世人升官发财的捷径，那么也是平民子弟梦想光宗耀祖的无奈选择。我研究过秘书这个特殊群体后发现，从事秘书工作的百分之九十九是平民子弟。没有哪个有背景的干部子女愿意在秘书岗位上苦熬的。为什么？因为表面上风光的秘书内心有倒不完的苦水。苦在内心的挣扎，苦在尊严的丧失。一旦成为秘书，很难像正常公务员那样工作和生活。加班熬夜绞尽脑汁炮制材料，痛苦；稍不留神就会被训得狗血喷头而无地自容，痛苦；偶有失误便靠边坐冷板凳，痛苦。

　　你不知道哪句话说出来就会触及到领导敏感的神经而大发雷霆，因此闭口不说，默默忍受是最好的办法。绝大多数领导会体量体贴秘书的甘苦的。但总体来看，权力盛宴旁的秘书永远都是一个没有尊严没有话语权的角色。我曾发誓，如果有一天我提拔了，我不会对下属那么大发淫威的。但现在回想起来，作为领导干部用好手中的权力还是必要的。官场毕竟应当有规矩，不能从美好愿望出发做事。

　　古代秘书制度演变

　　■完颜绍元

　　中国古代的秘书制度，就其从发生到形成、从辟举到任命、从公器到私聘的嬗变过程来看，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

　　秦汉“文法吏”机关当家

　　第一阶段是秦至西汉时期。当时，现代人所理解的首长秘书专业，如撰拟文稿，保管档案，汇总情况，乃至与闻机要等，还没有从一般的文牍事务中分离出来。可以说，凡在各级政府机关供职的令史，即后来统称为文吏或书吏的一般办事员，都有执行秘书业务的可能。由于当官的多由军功和勋贵出身，略输文采，所以行政作业“皆成于令史”。后人点评秦汉政治，多谓其实是“文法吏”在各级机关当家，正可借这个视角观察。总之，这一时期的秘书没有形成专职，地位普遍不高，甚至笼统地称为“椽史”也可以。

　　第二阶段是东汉三国魏晋南北朝时期。先是太傅、太尉等中央高级部门内，大都设置了专司文案秘书职能的“记室”，并以“记室令史”为专门职称，其工作性质就是“掌上章奏报”。汉和帝初年，车骑将军窦宪仰慕傅毅的文才，聘请他任“主记室”，这个“主记室”可以解读为首席秘书或秘书室主任。又《三国志》称，曹操任司空，以陈琳、阮踽管记室，军国书檄大多出自这两个人的手笔。整个两晋南北朝时代，上起诸王三公，下至州郡守尉，以及一切有权开府的军区司令或军分区司令，均置记室。在县一级的基层政府中，也有记室设置，这个县政府秘书科里的成员，有主记室史、主记椽、主记、主记书佐、记室书佐等多种称谓。

　　可以说至汉末三国，从中央到基层，公府军政各级机关，秘书职能已经从一般的文书业务中独立出来，而且形成了编制和职称制度。凡首席秘书的官秩都随首长的级别浮动，如三国魏的三公为一品官，像陈琳这种司空府记室就是七品，相当于一个二等县的县令。《后汉书·舆服志》载“公卿以下至县三百石长”出行仪仗，前有“门下五吏、贼曹、督盗贼功曹，皆带剑，三车导”，即警卫队长、公安局长等三人武装开道，然后一概是“主簿、主记，两车为从”，就是办公室主任和首席或主任秘书各乘一车相随。试想，一个三百石的小县县长的秘书，至多是个月食八斛的佐吏级吏椽，居然也随长官分享有人开道、有人驾车的荣耀，足见自汉三国起，秘书的公众形象确实是鸟枪换炮了。   

　　秘书官职虽低而身价颇高，首当其冲的原因是这类职事必须会写一手漂亮的文章。陈琳为曹操“作诸书及檄”，将草稿送领导审阅。彼时曹操头风宿疾发作，卧读陈琳文稿后说：“此愈我病”。陈琳后来和一起掌管记室的阮踽并列“建安七子”。和寻常的作文相比，秘书写文章还有不费斟酌、下笔敏捷的要求。阮踽随曹操出行，骑在马上为领导撰写致韩遂的信，“书成呈之”，曹操拿一支笔欲有所修改，“而竟不能增损”。

　　魏晋“记事”多由领导自聘

　　词采华美、才思迅捷之外，与闻机要的高级秘书尚有一条不可或缺的禀赋，那就是机警缜密：要你卖弄时，自当为主逞才；要你保密时，务必金人缄口，甚至还得有一点甘当幕后英雄的美德。

　　《三国志》说钟会以中郎在大将军府管记室事，为心腹之任，时人谓之“子房”；《晋书》说郄超在大司马府任记室，躲在帘帐后记录首长和人交谈，谢安称其为“入幕之宾”。这两个有名的典故，生动地点明了魏晋时期高级秘书与所事长官间非同一般领导和下属的关系。

　　称职的秘书对于各级军政首长来说如此被看重，其人选自然是以长官自己赏识者为宜。所以魏晋南北朝的机关秘书，虽然大都有定员定薪的统一编制，但一般多由领导自己聘用，然后往中央人事部门办理备案手续就行了。两晋南北朝政权主体构成的一般特征，是世家大族垄断大权，堵塞寒门晋升之路。但是各种利益集团对记室、主簿、参军一类幕僚人才的大量需求，恰恰又给这些寒族士人开辟了一条由入幕参政的另类仕途。以秘书为例，仅从官制上看，品秩最高不过六品，但是笔者在阅读这一时段的“正史”时有个发现，众多参与机要的秘书后来都有了“领某郡太守”、“迁散骑侍郎”、“补领军司马”、“赐爵某县侯”等较快的提升，惟其典掌书记的记室本职不变，用现代话表述，就是虽然工作岗位未变，但级别和待遇已经焕然一新，而且会随着首长地位的提升，继续水涨船高，甚至因参与废立大计或实现改朝换代，搭乘上驶向宫廷的直通车，最终成为“典掌诏命”的中枢重臣。稍知这一段历史的人都知道，正是这四百年间，这种“入幕之宾”、“王佐之才”特别活跃。

　　唐宋“掌书记”上级任命

　　唐宋时期，先是除了诸王府保留记室编制以外，其余机关的类似部门，基本取消，而且王府记室一般也不能自行招聘，改由中央指派任命，想来是唐初统治者善于总结历史经验的结果。此外，凡节度、观察一级机构，另设“掌书记”职称，专门负责表奏书檄一类文辞的撰拟，也由中央统一任命。

　　安史之乱后，藩镇权重，秘书聘用的权限又逐渐下移，唐史上，许多获得进士资格但尚未通过“公务员考试”而正式任官的知识分子，都有被地方长官先聘为秘书的经历，既解决了个人在正式任官前的衣食问题，同时也是一种行政历练，对积累资历和日后报考“公务员”都有帮助。不过这种首长自己聘用的掌书记，仍旧得在中央备案。还有不少未能登第的文人，也能通过做秘书，将来由首长向朝廷保举入仕，或争取个挂名的官衔。如杜甫，在剑南节度使严武幕下干秘书，表为工部员外郎，好歹有个头衔。    　

　　宋初统治者也善于总结历史经验，在罢免宿卫和节镇兵权的同时，再次废除各王府和各级政府自聘秘书的惯例，凡书记、推官等使用新的职称的秘书，均为与首长没有私人关系的上级任命的干部，他们办理文书的同时，在签署、用印等程序上，还起到牵制首长的作用。过去那种主管与秘书合穿一条裤子的不正常现象，因人事管理制度的日臻完善，基本上被杜绝了。此与中央集权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形成互动，也是坚持推行科举制度、倡导文官治国的成果。现在我们所见到的名臣奏议等编集，基本上都出自各级领导自己的手笔。

　　明清“师爷”非官非吏

　　明清时期，各级地方政府主官的责任比唐宋时大得多，行政司法、文化教育、经济财税都要统抓，甚至兼领军务，事实上存在添置秘书相帮办理各种文书乃至机要事务的需求。于是就有了从体制外寻求助手的办法，讲白了就是自己掏钱聘请私人秘书，主要是佐理公务，有时也相帮办理私人事务，如撰拟书信等。

　　在明人的文史撰述中，像这种不在编制不食公家俸禄的私人秘书，除沿用“记室”、“书记”等习惯称谓外，又叫“主文”，大概就是主管文稿撰拟的意思。明穆宗年间曾任江西新淦知县的李乐说：“近日友人作县令，雇主文者十有四五”，可见当时不仅军府，连县府一级主官自聘私人秘书也已经很普遍了。

　　清承明制的同时，各级官员自聘私人秘书的惯例也被沿袭下来。康熙18年，中央颁布有关科举正副主考入闱的纪律：“如有暗带主文冒充仆从，察出，将本官议处，所带之人治罪。”又乾隆时都察院颁布派员巡视的有关纪律：严禁御史携带主文、书役、家人、厨役、前站之类，以致扰驿累民。科举主考一般由大学士、学士充当，御史则是专掌官风政纪监察的纪检官员，皆非事务繁多的哪一级政府首长。连他们都有了主文，又可见官场上聘用私人秘书已蔚成风气了。再讲白一些，上述记室、主文之类，其实就是后人惯用“师爷”相称的幕友中的一个行当。大约康乾以后，人们习惯上将幕友分为刑名、钱粮、书启等各色“专业”，这个主文的秘书，大约可以归为书启师爷一行吧。

　　非官非吏的明清师爷同首长之间的关系，既不同于魏晋的记室，也不同于唐宋的书记，倒颇似东家聘请家政或家教，基本上是市道交易。一旦关系热络又顺手了，当主人的不免恃为依赖，乃至视同亲信，利用他们监督胥吏，甚而交结上下左右的“关系户”。假如疏于监督，难免会出纰漏，所谓“胥吏之舞弊，必恃乎幕客之勾通”，受蒙蔽被牵累的倒是领导。与此同时，“废幕”的呼吁始终不断，如包世臣就主张用经过考试和试用的“级吏”取代幕友，目的就是重新将秘书职能整合到体制内来。然而新型秘书制度的确立，却是在历史进入民国以后了。

　　(作者系上海书店出版社编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