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秘书的榜样力量

　　■眭达明

　　学吴融办文

　　唐昭宗继位不久，即任命宰相韦昭度兼任中书令，充当西川行营招讨使。新科进士、诗人吴融被韦昭度聘为掌书记(秘书)。

　　吴融一出道就能到“使相”(宰相兼节度使或招讨使在当时被称为“使相”)手下做事，成为他的秘书，自然感到异常荣幸。他本来就喜欢写东西，所以工作热情非常高，不仅主动抢活干，而且每当写好一篇文稿，就马上送给韦昭度过目修改。开头，韦昭度还会认真翻翻他写的东西，后来便有些不耐烦了，常常看都不看就弃置一边。吴融的自尊心受到极大伤害，心里感到万分苦恼。他很想当面请韦昭度指点迷津，但韦昭度总是一副很威严的样子，想接近他都心里发毛，哪敢开口问他事情。

　　吴融实在无法，就找了一个与韦昭度关系密切并能说上话的人，请他在韦大人面前说几句好话，并转达自己的一片诚意：“我能够有幸成为韦宰相的秘书，最大的愿望就是想用自己出色的工作博得宰相的青睐，报答宰相的厚恩。我虽然才疏学浅，常常为此感到惭愧和自责，但对待工作还是认真负责，很卖力气的。我很想通过自己的辛勤工作来弥补能力上的不足，最终却还是不能让宰相满意，所以我现在十分苦恼和害怕，不知道今后该朝哪方面努力。”听了传话后，韦昭度这才明白自己的做法和态度对吴融造成了伤害，于是笑着对那人说：“吴秘书诚然是一个很有才华的人，但每次起草文稿，他都是用自己喜欢的语言和口气，似乎与我老夫毫不相干，这样的文字我哪里看得下去？”吴融终于明白了问题所在，于是狠下决心改正。从此以后，他受命起草文件报告，不仅与领导同步思考，善于通观全局，而且在文字语气上尽量模仿韦昭度的风格，果然得到他的赞赏和喜爱。

　　【点评】

　　秘书为领导捉刀代笔，除了要摸清他们的意图，还要掌握他们的特点和风格，甚至要模仿他们的文字语气，符合他们的用语习惯，完全不同于自己写文章。这些本是公文写作的基本常识，可是刚参加工作的吴融不知道这一点，他的顶头上司韦昭度又有意与他打哑谜，这才弄得上下很不愉快。要不是吴融对工作一片热诚并很有上进心，主动设法搞清问题症结所在，这对领导与秘书之间的关系很可能还需要一段较长时间的磨合期才能协调配合好。在此方面，吴融的做法值得肯定。

　　从吴融的成功事例中，我们可以知道，公文写作能力是秘书的基本功和看家本领，非具备不可。但这种能力不是与生俱来的，只要肯用心钻研，做到干一行、爱一行、学一行、精一行，成为内行和业务骨干便指日可待。每一个老秘书都是从新秘书过来的，每一个“大”秘书都是从“小”秘书干起的，每一个文书大手笔都是从文书新手锻炼成长的，没有一个是天生的。既然如此，秘书们有什么理由不努力呢？

　　学孙处约办事

　　唐太宗贞观年间，孙处约、高智周、郝处俊、来济四人共同依附江都石仲览。石仲览有器识，知道这四个青年人日后必定飞黄腾达，于是倾财相助。有一天，石仲览请他们四人谈谈各自的理想和抱负。郝处俊说：“丈夫惟无仕，仕至宰相乃可。”高智周和来济也表达了同样的愿望。只有孙处约出言谨慎，说：“得为舍人，在殿中周旋吐纳可也。”也就是他的最高理想是做一名中书舍人，在金銮殿为朝廷起草公务文书。

　　到了唐高宗永徽年间，来济已官至中书令(宰相)、检校吏部尚书(吏部是古代中央主管干部人事工作的部门)，而孙处约这时才以瀛州书佐的身份调入朝廷工作。在安排孙处约的工作岗位时，来济在他的调令上批了“如志”二字，也就是根据他本人多年前的愿望，安排他到中书省工作，担任中书舍人。据史书记载，后来不但来济、高智周和郝处俊都实现了自己的抱负愿望，当上了宰相，在唐高宗麟德元年(664)，孙处约也被任命为西台侍郎同东西台三品，当上了宰相，于是史书上说他们“后皆至公辅矣”。

　　孙处约如愿以偿当上中书舍人，如果说是沾了朋友来济的光，得到了他的特殊照顾，那么后来也能当上宰相，则完全是他自己努力的结果。

　　做了中书舍人后，孙处约各方面表现都非常不错。他精明干练，能力很强，很会办文办事，工作处理得井井有条。当时政务十分繁忙，需要撰写的文书又非常多，孙处约常常忙得废寝忘食，日夜不分。中书令杜正伦专门给唐高宗打报告，要求增加一名中书舍人，为孙处约分担一些事务。唐高宗却说：“处约一人，足办我事，何须多也。”一方面说明唐高宗对孙处约的工作表现非常了解和欣赏，另一方面也体现了孙处约的办文办事能力的确很强，工作效率确实很高。

　　【点评】

　　由于孙处约做秘书期间的表现极其出色，后人于是称他为“了事舍人”。所谓“了事”，就是精明干练，清楚明白，敏捷能干，很会办文办事之意。一个秘书能够得到这种评价，自然是非常难得的。

　　一个合格秘书，仅会写作公文还不够，还要会办事、能办事。这样的秘书如果没有别的缺陷，即使没有当大官的野心，命运也会在暗中垂青他。会办事是一种能力素质，也是一门艺术。孙处约后来能够当上宰相，虽然大大超过了他年轻时的理想抱负，但想来一点也不奇怪。

　　学李鸿章谋议

　　除会办文办事外，如果还能具备较强的谋议能力，这样的秘书不仅领导最欣赏，而且往往被视为“心腹”。李鸿章在曾国藩幕府做幕僚时，之所以受到曾国藩的激赏，很会办文办事当然是重要原因，但曾国藩更看重的，还是李鸿章的谋议能力特别强。下面这件事就能充分说明这一点。

　　1860年秋天，英法联军攻占天津，直逼北京城下。咸丰皇帝逃往热河途中，给驻扎在安徽祁门的湘军统帅曾国藩下了一道圣旨，要他速派鲍超率部北上救援。鲍超是湘军的一员悍将，他指挥的部队称为霆军，很有战斗力。接到命令后，曾国藩左右为难，举棋不定。他既不愿意湘军主力被朝廷抽走，落入别人的掌握中，又不敢公开违抗皇帝命令。在起草复文之前，曾国藩决定集思广益，请幕僚们充分发表意见和看法。大多数幕僚主张派鲍超北上勤王，只有少数人认为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因而反对发兵。李鸿章却别出心裁，提出了一个全新的方案。他认为：英法联军已在北京城下，以他们的实力，破城而入只是朝夕之事，湘军千里迢迢派兵北上救援是远水不解近渴，不仅于事无补，而且徒劳无益。再说，英法联军即使打进了北京城，最终无非是和朝廷“金帛议和”了事，他们不可能和满族人抢皇帝做，真正威胁清王朝统治的还是太平军。但救君父之难是臣子义不容辞的职责，公开反对发兵既不明智，也有犯上嫌疑，万万使不得。李鸿章于是给曾国藩出主意说：我们不妨采取拖延的办法来对付，过两天再给皇帝上一道奏折，说鲍超只是一员战将，威望和能力都不够担当援兵统帅的责任，请朝廷于曾国藩本人与湖北巡抚胡林翼之间选择一人为主帅，统兵北上，护卫京畿。但从祁门到热河，最快也要十天半月，等奏折送达皇上手中时，形势肯定发生了变化，已经不再需要湘军北上了。这的确是个两全其美的好主意，曾国藩欣然采纳了他的意见。果然，朝廷很快便有新的命令下来：和议已成，援兵无须北上。李鸿章的这个主意帮了曾国藩的大忙，让曾国藩看到了李鸿章过人的政治才干和高超的政治手腕。从此，曾国藩对李鸿章格外看重、着意培养。

　　【点评】

　　参谋职能是我国秘书人员的传统职能之一。古代秘书人员在行使参谋职能时，并不像咨询机构的专家或专业谋略人士那样，以“卖点子”为专职，而是将参谋活动渗透到具体琐碎的秘书实务即办文办事之中，这是他们发挥谋议作用的主要方式。这种以秘书实务为秘书工作的基础和本体，谋议作用通常是在完成秘书实务过程中得以体现的参谋方式，不仅可以使秘书的办文办事职能和参谋职能相互依存、相互促进，而且能够充分调动广大秘书人员的工作积极性，最大限度地发挥他们的作用，从而大大提高秘书工作效能。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办文、办事和谋议这三种能力素质是缺一不可的，是秘书们应该具备的。

　　不可学的三类秘书

　　■眭达明

　　勿学冯涓“大嘴巴”

　　唐朝大中十年，同榜录取的进士中，数冯涓的文章声誉最高。就在他考取进士这一年，新罗国新建大楼，给唐朝送来了许多金银绸缎，冯涓毛遂自荐，获准写了一篇记叙文章，文笔优美，时人称颂。杜审权后来做了宰相，就推荐冯涓担任京兆府参军。

　　咸通四年5月，杜审权得知自己将去镇江担任镇海节度使，就把门生冯涓找去谈话，希望他能跟自己去镇江，担任掌书记。当时杜审权的任命书尚未正式下达，这次谈话纯属师生间私密性极强的内部征求意见，杜审权于是反复叮嘱冯涓千万不能告诉别人。

　　冯涓当然很乐意跟着杜审权。一是中晚唐幕僚的俸禄比中央同品级官员高许多，而镇海又属东南财源型藩镇，是朝廷最为重要的赋税来源地，所以从经济角度考虑，东南藩镇成为最为理想的去处之一。二是掌书记的入仕资历要求极高，一般士人应聘幕职，多是从巡官或推官干起，然后才有可能升为掌书记，冯涓一入幕就担任此职，实属超常重用。三是到“使相”杜审权手下做秘书，发展前景灿烂，仕途通达。

　　冯涓难以抑制内心的喜悦，当他告别杜审权出来后，喜不自禁。友人见他喜形于色，便追问他有什么好事。冯涓得意忘形昏了头，竟把杜审权内定他做掌书记一事告诉了友人。这件事很快就宣扬出去了，杜审权十分气愤，对冯涓的浮躁浅薄极为鄙视。等到皇帝制书下达正式开府建幕时，杜审权没有让冯涓进入他的幕府。“大嘴巴”冯涓的名声，由此在士大夫中间传了开来，许多人都对他进行指责。

　　冯涓丢掉待遇丰厚前途无量的掌书记一职，一时竟然不明白是什么原因。杜审权启程那天，冯涓心情忧郁地参与送行。轮到他上前道别时，杜审权拱手对他说：“还是多努力吧！”后来冯涓仕途十分不顺，唐亡前只当了小小的祠部郎中。

　　【点评】

　　秘书是领导身边的主要工作人员，不仅负责机密文件的起草和保管，而且经常参加各种会议，对领导的活动、行踪也最清楚。同时，秘书要接触各个阶层的人，联系十分广泛，一些外界掌握不到的情况，秘书都有可能掌握，本单位的机密大事或不宜公开的事项，秘书也都可能了解。因此秘书人员一定要守口如瓶、谨言慎行，最忌讳疏忽大意、嘴巴不严。反观“候任秘书”冯涓的表现，无疑十分让人失望。像他这种嘴巴不严的人，有哪个领导愿意带在身边？杜审权对其弃而不用，完全可以理解。

　　勿学高锡“念歪经”

　　秘书人员不仅要有严守机密的良好品质，而且为人一定要清廉正派，最忌讳私心杂念太重，否则前景也是很不妙的。宋太祖乾德二年5月，知制诰(秘书)高锡因为接受贿赂，被贬为莱州司马，就很能说明这个问题。

　　高锡被免去秘书职务并贬职使用，所犯错误其实远远不止接受贿赂这一条。事实上，这也不是赵匡胤下决心处分高锡的最初动因。据史料记载，宋太祖之弟赵光义(即后来的宋太宗)担任开封尹后，石熙载在其幕府工作，是赵光义的主要助手之一。这一年，高锡的弟弟高铣应进士举，高锡曾特意拜访过石熙载，希望他能首先出面推荐高铣。石熙载虽然知道高锡得罪不起，但因为高铣辞艺浅薄，完全不符合推荐条件，所以没有答应高锡的无理要求，高锡从此恨死了石熙载，多次在宋太祖面前说他的坏话。有一次，宋太祖兄弟见面，就将高锡说的话全部告诉了赵光义，并打算将石熙载撤职，另为赵光义物色合适人选。哪晓得石熙载是赵光义的老秘书，早年他兼任泰宁军节度使时，石熙载就是他的掌书记，赵光义担任开封尹后，石熙载又被提升为开封府推官，所以赵光义对石熙载十分了解，知道他是一个遇事尽言、工作尽职、忠诚老实、是非分明之人，根本不是高锡说的那样坏。赵光义于是对哥哥赵匡胤说：“石熙载工作踏踏实实，勤勤恳恳。我听说高锡曾经求过石熙载，要石熙载推荐他的弟弟高铣，被石熙载拒绝，高锡估计是在报复陷害石熙载。”宋太祖这才明白是怎么回事。当时他很生气，打算撤高锡的职，但最后还是忍住了。后来，宋太祖派高锡去青州办事，高锡私下里收受节帅郭崇的贿赂。凡此种种都被人告发，经调查又全部属实，宋太祖想起前事，这才下决心处分高锡。

　　【点评】

　　高锡利令智昏，不仅到处伸手要钱要物，而且利用自己的特殊地位强人所难，为亲属谋取私利，目的未达又毁坏别人的名誉，确实可气可恨。高锡是提倡古文，反对骈俪，开宋代古文运动之先声的先锋人物之一，又身处朝廷秘书这样特殊和重要的岗位，前途本来十分光明。只因私心杂念太重，报复性又强，结果自毁前程，教训确实非常深刻，如今的秘书要引以为戒。

　　勿学桑维翰“抱大腿”

　　秘书人员要正确处理与领导的关系，不能变主辅关系即领导与助手关系为人身依附关系，更不能与领导结成利益共同体，否则将会落得很可悲的下场。被明末清初著名学者王夫之称为“万世之罪人”的桑维翰，就是如此。

　　桑维翰是后唐军阀石敬瑭的掌书记。石敬瑭就是中国历史上那位臭名昭著的“儿皇帝”。清泰三年5月，时任河东节度使的石敬瑭为了从后唐末帝李从珂手中抢夺帝位，打算起兵造反。从小立志做大官的桑维翰不仅坚决支持他这样做，而且出歪主意说：“契丹部落近在云州和应州，您如果能够推心置腹地曲意讨好他们，万一有什么急事，可以及时得到他们的增援，还担心什么事不能办成呢？”石敬瑭于是立即吩咐桑维翰起草文书，向契丹称臣，事以父礼；又约定事成之日，不但会赠送大量财物给契丹，还打算割让卢龙一道及雁门关以北的全部土地即燕、云十六州给他们。都押牙刘知远(即后来的后汉开国皇帝)看了文书内容之后，认为用父亲的礼节对待契丹太过分了；也不必许诺割让土地，否则贻害无穷，后悔莫及。可是一心要夺权做皇帝的石敬瑭在桑维翰的极力鼓动下，不为所动，一意孤行。文书送到契丹，契丹国主耶律德光大喜过望，当即给石敬瑭写了回信，答应等到天凉之后，将举全国之力来支援他。

　　石敬瑭反叛后，耶律德光果然履约而至，亲自率领五万大军援助石敬瑭，当天就将后唐军队打败。李从珂急忙调集援军赶来支援。在援军主帅赵德钧的利诱之下，耶律德光不禁动了见好就收的念头，打算放弃对石敬瑭的支持。石敬瑭闻讯后大惊失色，急忙派遣桑维翰赶到契丹军营，从早到晚跪在耶律德光帐前哭诉，用尽心思据理力争。耶律德光这才回心转意，重新支持石敬瑭。后晋建立后，桑维翰虽然当上了宰相，然而却是一个遭人唾弃、被钉上历史耻辱柱的反面教材。

　　在石敬瑭卖国篡位，以割地、贿赂、称儿皇帝等三个条件取得契丹的支持，灭掉后唐建立后晋的整个过程中，其掌书记桑维翰之所以如此卖力，是因为他与石敬瑭的政治生命早已捆绑在一起，两人早就结成了利益共同体。他要实现做大官的愿望，只有死死地抱住石敬瑭的大腿不放。这种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关系，自然会促使桑维翰把石敬瑭的利益看得高于国家和民族的利益。正是这种利益和目标的一致，才导致桑维翰和石敬瑭紧密地结合到一起，共同走上损害并出卖国家和民族利益的道路。

　　【点评】

　　从桑维翰与石敬瑭的不正常关系，再来看看目前普遍受人关注的“秘书腐败”问题。就已经公开曝光的案例看，有腐败高官，他身边往往就有腐败秘书；有腐败秘书，其服务的领导也多半不是什么好货色：程维高与李真，陈希同与陈健，王宝森与闫振利，铁英与段爱华，黄超与何世平，陈良宇与秦裕等等，无一不是结成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利益联盟关系。领导干部为了掩饰自已的腐败，很多事情都是借秘书之手去做；秘书也正好利用自己的特殊地位和身份，谄上骄下，为领导者的腐败活动作经纪人，起出谋划策、牵线搭桥的作用，并从中为自己分一杯羹。可以这么说：高官的腐败，必然会要求秘书腐败；而秘书腐败的背后，也往往伴之以高官腐败，他们是一种互动互用的“连锁式腐败”。石敬瑭有卖国篡位之心，却要让他的秘书桑维翰说出来并具体实施，道理就在这里。

　　(作者系著名秘书史研究学者)

　　什么样的领导决定什么样的秘书？

　　■本刊记者  徐浩程

　　51%的被调查者认为秘书与领导是“一般的上下级关系”；23%的被调查者认为秘书与领导之间是“依附关系，领导发展得好不好，决定了秘书发展好不好”；其余22%的被调查者则认为秘书与领导之间关系“说不清楚”。

　　以上是本次“党政机关秘书群体形象”问卷调查的结果。那么，秘书与领导关系的实然与应然究竟如何？

　　“领导与秘书也是

　　一种‘互动’关系”

　　《决策》：有人说“什么样的领导决定什么样的秘书”，应当如何看这句话？

　　缪传真(安徽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政工处长、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我不是很赞成这句话。领导可以叫秘书怎么做，秘书却能影响领导怎么说。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实际上是一个博弈。领导总是希望秘书按照我想的来写，秘书的心思也总是希望领导按照我写的来讲。当然，领导会不会按照秘书写的讲，秘书也不能确定。两个高智能的大脑碰到一起，各自生产着自己的思想，相互影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难分主从，莫辨轩轾。

　　秦德君(中共上海市委办公厅)：一般说，这话是对的。领导是主导，秘书是从属。但领导与秘书也是一种“互动”关系。秘书工作质量影响着领导绩效。比如秘书掌握和提供的情况、信息，会影响领导的判断和决策。一个机关，如果秘书总体水平较高，那么机关工作效率就比较高，“行政输出”能力就比较强健，反之亦然。因此，秘书工作也是“领导力”的组成部分。

　　《决策》：现实中，秘书与领导的关系应该如何去概括呢？

　　谭一平(职场问题专家)：要用一两句话来概括现实中秘书与领导的关系很难。但是，据我的观察，我认为现实中秘书与领导的关系至少有下面几个现象：

　　第一个就是忠义不明。秘书到底是对领导忠还是对组织忠，秘书与领导之间到底是朋友关系还是其他关系呢？这个问题虽然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很多秘书在这个问题上很困惑。

　　第二个是人格依附。很多秘书对领导产生了人格依附。从前段时间中纪委关于领导“身边人”的规定中，也可以看出这一现象。现在秘书和领导的关系私人化了，很多秘书为了得到提拔，给领导充当“白手套”。一些秘书觉得我当上了某位领导秘书以后，我就是他圈子里的人，心理上有一种归属感。但实际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还有一个就是机会主义。一些秘书有机会主义，怎么对自己的发展最有利好，就怎么做。因为在他们看来，我来当秘书就是要发展的，要离开这里跳上一个更高的台阶。

　　《决策》：那么，领导与秘书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谭一平：秘书跟领导的关系，应该像乐队中指挥与小提琴手的关系。领导是指挥，秘书是一个小提琴手。小提琴手要根据指挥去工作，但他工作目的不是指挥本身，而是听众。这两者只是工作关系，而不能将秘书和领导的关系庸俗化。

　　秘书要讲原则讲政治，并不总是要夹着尾巴做人，该表态的时候还要表态。秘书可以为领导帮忙处理一些私事，但是秘书不是领导的家人，更不是附属。

　　缪传真：过去我在县里面当秘书的时候，经常最后一个到饭堂去打饭。有一次我去打饭的时候，打饭的师傅给我讲一句话，说你时时要记住，跟组织，不跟人。当然，这句话不是他原创的，是以前的一个秘书告诉他的。这句话，我觉得非常有道理。我现在只说我在某个地方当过秘书，因为我是这个组织的秘书，不是哪位领导私人的秘书。

　　在这个定位下，秘书与领导的关系就很明朗了。秘书就是领导的辅助者、协助者，是领导的助手、助理，是领导的参谋与智囊。当然，这种关系不是固定的，根据不同的秘书、不同的资历、不同领导的授权，这种关系会有不同。

　　“改变政治生态

　　才能起根本作用”

　　《决策》：对于现在领导与秘书关系的怪现状，有人建议应该从秘书的遴选上着手，你如何看待这种观点？现在领导的秘书一般是如何产生的？

　　秦德君：目前各个地方、各个部门领导秘书产生的方式都不一样，很多种方式并存。可以是公开招聘的，可以是相应部门推荐的，可以是从有关岗位调任的，也可以是领导自己选定的。这很正常，因为秘书就是为领导服务的。

　　其实，建议规范秘书遴选的人，是想消除“秘书腐败”。在他们看来，“秘书腐败”的根源在于秘书与领导关系的怪现状。这并不正确。“秘书腐败”是由很多原因形成的。举个例子：一个高校成立一个学院，院长上任后设了个类似秘书的办公室。任何人要联系院长、找院长，须先经“秘书”这一关。秘书会问你一些情况，经秘书“过滤”后，再告知院长，然后联系上你。这就决定了找“院长”，必先“重视”秘书、通过秘书这一“关”。久而久之，秘书成了一种厉害的“潜程序”。秘书手上，逐渐形成某些“隐性权力”，最后导致腐败产生。

　　《决策》：那么，秘书与领导的关系，应当如何从实然走向应然呢？

　　缪传真：讲秘书与领导的关系，不能不讲现在的政治风气与生态。现在的政治生态有几大毛病。第一是重私德、轻公德。秘书给领导写好一篇材料，这是公德；如果秘书给领导送了点礼，请领导吃了一顿饭，这是私德。其实这两项事情，孰轻孰重，一看就知道。但是在某些人看来，写材料是公事，是应该的，轻；送礼虽然是私事，但是重。前者是理，后者是情。我们都在情理之间周旋。第二个就是人治思维盛，法治思维相对薄弱。第三就是官本位思维根深蒂固，民本思想有待提升。其实中国不缺乏民本思想，儒家思想讲“天人合一”就是对人的尊重。我们提出“以人为本”还不久，现在还是官本位思维影响深远。还有一个就是在改革过程中显规则不定型，潜规则很管用，这很让人头疼，更让人痛心。

　　这就是目前领导与秘书关系的一个社会背景，这个背景决定了领导与秘书之间的关系。在这种背景下，秘书与领导之间就不得不形成一个利益共同体，让秘书成为领导的手足。所以，要真正避免现在秘书与领导关系的异化，就必须从大的环境着手，从整个政治生态和政治风气着手，这才能从根本上起到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