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母亲和陈明叔叔从监狱里放出来，安置在山西长治嶂头村。我去看望他们。那天晚上睡在被窝里，她才跟我谈到冯达。

　　“胡也频死后，她在上海认识了美国女记者史沫莱特。冯达是史沫莱特的翻译，也是一名共产党员。他俩后来同居了。有一天，冯达要去某个地方送消息。第一次去没有人，第二次去感到有危险，就跟我母亲约好，如果中午12点还没见他回来，母亲就赶紧离开。那天12点前，家里来了两名地下党员。母亲看着该走了，那两人却还不着急。于是他们3人都被抓了。”

　　1933年5月15日，丁玲被秘密押往南京，先后软禁在莫干山与南京曹公馆。大量史料显示——“冯达暴露了身份，出卖了丁玲。”

　　“母亲说软禁时，国民党还让她与冯达住在一起。为了争取早点自由，又不损害革命利益，她交过一张‘回家养母，不参加社会活动，未经什么审讯’的纸条。1936年，母亲在冯雪峰等人的帮助下，想方设法去了延安。我是1934年10月3日出生，她带我走时，还给冯达留了些钱。”蒋祖慧说。

　　1980年代中期，蒋祖慧赴美演出。在台湾定居的冯达托人捎口信给她，渴望与她相见。

　　“我主要想了解我母亲的历史，倒不是说对他如何。哪知他一下子摔成颈椎高位截瘫。继母通过别人传信给我，请求我去看看他。我上台北看了他一次。我问他有没有看过周良沛写的《丁玲传》？他点头。我问，那些事情属实么？他又点头。我回来一两个月后，他就去世了。”

　　冯达在台湾从事翻译，为人沉默寡言，笔名“一心”——“一”是“丁”字的第一个笔划，“心”是“慧”字的末尾。

　　延安文艺整风运动，主席保了她

　　1942年，陈明与丁玲在蓝家坪文抗结婚。这时，他在中央研究院新闻研究室，丁玲则由边区文协调到《解放日报》。

　　同年2月，毛泽东作《整顿党的作风》和《反对党八股》报告。4月，中宣部作出《关于在延安讨论中央决定及毛泽东同志整顿三风报告的决定》。其后，中央发了22个文献，称为《整风文献》。

　　丁玲的《“三八节”有感》发表于1942年3月9日。她在回忆中说，“因为这篇文章，第一次对我提出批评是4月初的一次高级干部学习会上，这时延安各机关已经开始了学习整风。这次会是毛泽东亲自主持，讲了几句开场白。第一个发言的是曹轶欧(康生之妻)，她很有条理地批评了《‘三八节’有感》和《野百合花》……第二个发言是贺龙同志。我一向喜欢他……因此当他说：‘我们在前方打仗，后方却有人骂我们的总司令……’我还望着他笑，满心想他误会到哪里去了。”

　　除这两篇文章，萧军的《论同志的“爱”与“耐”》、艾青的《了解作家，尊重作家》等都对彼时延安存在的不良现象，提出了不同程度的批评，由此引发争议。

　　这些文章后来被国民党特务机关编入名为《关于〈野百合花〉及其它》的小册子，按语中写道：“在陕北，贪污、腐化，首长路线，派系交哄……使为了抗日号召跑到陕北的青年大失所望，更使许多老共产党员感到前途没落的悲愁。”国统区有些刊物还出了专号，标题为《从〈野百合花〉中看到延安之黑暗》，四处散发。

　　“丁玲住在文抗养病时，我们从她那里拿回了王实味写的《野百合花》。上面没有发稿单，稿上直接写了‘可用’两字。稿子的第一部分3月13日见报。

　　“第二天博古跑来，他拍拍陈企霞的肩膀说，老兄，这个写稿的是什么人？陈企霞告诉他后，他说，稿子以后不要再发了。13号下午，作家舒群就来报社接替了丁玲的工作。”黎辛清楚地记得那一幕。

　　丁玲写道，在那次“四月初的高级干部学习会”上，“毛泽东说，《‘三八节’有感》同《野百合花》不一样。《‘三八节’有感》虽然有批评，但还有建议。丁玲同王实味不同，丁玲是同志，王实味是托派。”

　　同年5月，毛泽东主持延安文艺座谈会。会上，他再次批评“暴露黑暗”的问题。

　　6月11日，丁玲在中央研究会批判王实味的大会上，结合自己的《“三八节”有感》作了反省。

　　“她的检讨有真心的认错，也有对王实味的批判。批，那是没办法，但批得有点过分。”黎辛说。

　　“王实味的问题，已经不是一个思想方法的问题、立场或态度的失当，而是一个动机问题，是反党的思想和反党的行为，已经是政治问题。”丁玲撰文痛斥“王实味为人卑劣、小气、反复无常，复杂而阴暗”，提出要“痛打落水狗”。

　　那场批判后，“丁玲与萧军的关系变得不好了。萧军觉得，怎么写点文章你们就这样批？”

　　“吴玉章(延安五老之一)主持纪念鲁迅大会，萧军发言，丁玲指他不对。两人又扯到王实味问题，萧军争辩说，你有99%的对，我有没有1%的道理？”黎辛说。

　　而据当年在场的陈明回忆，萧军说：我一支笔要管两个党，国民党与共产党。

　　丁玲反驳他：你是孤家寡人，共产党有千军万马，你一支笔怎么管？

　　冯雪峰的鼓励

　　和斯大林文学奖

　　1943年，整风转入审干阶段，7月15日，康生(时任中央总学习委员会副主任)作了《抢救失足者》报告。掀起“抢救失足者运动”。我(陈明)和丁玲也被隔离了，我们无法互通消息……丁玲由于1933年在上海遭绑架那段经历，思想压力很大……对于丁玲的审查，还涉及到她1942年写了《“三八节”有感》……因为这篇文章，丁玲被某些人“封”为延安“暴露黑暗派”的头头。

　　1978年在赵浩生写的访谈录《周扬笑谈历史功过》中说，周扬认为，在延安时，丁玲主持的文协是“暴露黑暗派”，丁玲是头。

　　丁玲研究会前任会长张炯说：“1933年丁玲被捕后，周扬接任她在左联的党团书记职务。他们的矛盾涉及了冯雪峰。冯雪峰参加长征后，中央派他到上海。他在上海住在鲁迅家，曾向鲁迅抱怨，上海地下党的人不向他汇报工作，其中就有周扬。尔后，鲁迅、茅盾与周扬等人又围绕‘国防文学’与‘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发生了‘两个口号’之争。这样，冯雪峰与周扬之间不和。而冯雪峰与丁玲的关系，在文艺界人尽皆知。”

　　“在和也频的许多接吻中，我常常想着要有一个是你的就好了。我常常想能再睡在你怀里一次，你的手放在我心上。”

　　1933年9月1日，以为丁玲可能遇害，冯雪峰在《文学》杂志上，将丁玲曾经写给他的情书，加了“不算情书”这个题目公开发表，以示纪念。

　　“还有一则传闻：1941年‘皖南事变’后，冯雪峰被国民党关押至上饶集中营，受尽折磨，几度濒临死亡的边缘。在狱中，他告诉难友、画家赖少其，他梦见一双美丽的大眼睛在支撑他，帮他度过难关。赖少其根据他的描述，画出了这双眼睛。1949年，赖少其见到丁玲时，马上醒悟到，这不就是冯雪峰说的那双眼睛么？”王中忱说了这样一件轶闻。

　　2007年，王中忱帮助陈明整理信件时，偶然发现一封署名“诚之”的写给丁玲的信。

　　他后来查实，“诚之”是冯雪峰用过的笔名，写信时间据推测应为1946年7月。信中写道：“你工作多年，生活了多年，斗争了(也被斗争了)多年，是否已准备从事比较概括性的，历史性的，思想性的，较巨型的作品的写作？请告诉我，——这实在是我最关心的。”

　　彼时，丁玲正在晋察冀边区参加土改。在那里，她开始酝酿她的巨作《太阳照在桑乾河上》。这期间，陈明与丁玲同在辛庄。

　　当时我们住在一家地主的院子里……我们在南屋坐着，见大门进来一个女孩子，十五六岁的样子，看上去很活泼，穿着一身很薄的花洋布衣服……丁玲立即抓住了这个人物的形象……这就是后来《太阳照在桑乾河上》的黑妮。

　　“她作为革命型作家，在当时创作文本上难免粗糙。《太阳照在桑乾河上》的第一个版本与后来的版本不一样。后来的版本主要靠陈明帮她加工，丁玲自己都说，陈明是她的改家。”张炯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