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玲在完稿后，复写了3份，其中一份送给周扬，希望他提提意见。

　　“周扬那时是华北宣传部副部长。据说他看后不表态，既不说行，也不说不行。又说他向上反映，认为书中存在一些问题，比如肯定了地主家庭成分的子女——黑妮，表现了富农路线。而其他看过稿的人，像胡乔木他们都说挺好。这样一来，丁玲自然要怪周扬没支持她。”

　　这是张炯的说法。陈明的回忆是这样的：

　　在整个开会期间，遇见周扬几次，《太阳照在桑乾河上》的出版问题，他一字未提，我也不问他，还是这样偏仄！？

　　1948年8月，《太阳照在桑乾河上》在大连光华书店出版，1951年成为斯大林文学奖候选作品。

　　1952年，丁玲和曹禺前往苏联参加果戈理逝世100周年纪念活动。

　　“对外文化协会的官员头天晚上对她说，我有一个好消息，但现在不能告诉您，明天您就会知道了。第二天，她获奖的消息通过电台公布出来。我母亲说，这个奖属于整个中国文艺工作者，也属于毛主席的文艺思想跟实践，我自己做了很少的工作。”蒋祖林告诉记者。

　　“没有陈明，

　　丁玲活不到1979年”

　　1953年，中国文协改为中国作协，丁玲当选为副主席。

　　这一时期，丁玲曾给胡乔木(时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写信，希望能卸掉身上的职务，专心创作。她在信中写道，“50岁对于女同志是一个痛苦的年龄。”

　　“等到1955年，丁玲本来可以一身轻松地躲到无锡创作《在严寒的日子里》，却仍然没有躲过灾难。”白发苍苍的张凤珠深深地叹了口气。1953年到1954年，她是丁玲的秘书，曾多次随同丁玲进入东总布胡同作协机关，那座中西合璧的建筑。

　　“丁玲每次进院子，总是欢声笑语，她被人群簇拥，很受爱戴，那情景就像欢迎一个女王，我绝没有夸张。”

　　她难忘1957年批斗丁玲的那个酷暑的8月。丁玲走进会场，陈明一直陪伴她。他们坐在一张小桌子后面，上百人的目光像无数钢针刺向她，要她交代问题，不等她说完，就高喊：“不要听她编小说！”“放老实点！”

　　有一次，去参加妇联组织的批斗会前，丁玲哭着对陈明说：我不想去，我害怕呀！陈明一直在她身边安慰鼓励。

　　“如果没有陈明，丁玲活不到1979年。”张凤珠说得很肯定。

　　张凤珠曾在中央文学研究所学习，该所为丁玲筹备成立。在运动中，它被称为“丁陈反党集团”的罪恶渊薮。

　　丁玲的具体罪状是：

　　宣扬“一本书主义”——在文学研究所里，丁玲无论当导师，还是跟学员讲话，都强调，要想当作家，就得拿出书来；

　　搞个人崇拜——“有一天，丁玲把我叫到她面前。可能有人告诉她，研究所礼堂里挂了4个人的像：鲁迅、郭沫若、茅盾、丁玲。她问我，看到没有？我说看到了。她问我为什么没告诉她。我那时很幼稚，认为这没什么。她很不高兴，让我马上打电话给田间(时任研究所主任)，把自己的像取下来。她说副主席有好几个呢，老舍、巴金，为什么要挂她的？”这是张凤珠的亲历。

　　“丁玲虽然是一个感性的女作家，但她懂阶级斗争是怎么回事。战争年代，她担心毛主席送她亲笔书写的《临江仙》有闪失，就请胡风代为保管；只要是她在胡风那里发稿，胡风都会想办法把稿费寄给她母亲。她对胡风心存感激。

　　“可你再看——陈明在书中写道——

　　我们在无锡写作期间，全国开始批判胡风，作家协会党组领导邵荃麟到了上海，把丁玲和我都找到上海去，给我们谈了一下胡风问题的情况，而且还把胡风的材料密信什么的都带去了……我们看到了一句话，心里踏实了，胡风在他所谓的密信里，把丁玲说成是《红楼梦》大观园里的王熙凤。

　　“她回京后，我跟她谈了一些机关反胡风的事情，她听了没反应。她为胡风在信中称她为‘凤姐’感到高兴。”张凤珠说。

　　“丁陈反党集团”

　　“打成‘丁陈反革命集团’，是1955年7月，中国作协开始追查谁给中央寄去了反映检查《文艺报》的匿名信，他们认为是陈企霞。其实，追查不过是找个借口。”黎辛说。

　　丁玲曾任《文艺报》主编，她向周扬要求，提升陈企霞当主编。“这个助手可没带给她好运。”

　　黎辛对这次政治运动记忆犹新：“党组书记周扬让刘白羽(副书记)和阮章竞(党总支书记)联合署名，写材料给中宣部部长陆定一，揭发丁玲、陈企霞问题。这样一来，他与丁玲的矛盾不会暴露出来。二来如果中央批准，他就是批斗执行人。”

　　1955年8月3日到9月6日，中国作协共开了16次党组扩大会议。从第4次会议起，集中揭露批判“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9月30日，中国作协党组将题为《关于丁玲同志等进行反党小集团活动及他们的处理意见的报告》，上报中宣部并转中央。

　　这份报告除了列出四款：“丁陈反党”内容外，还特别指出：“丁玲所犯反党的错误和她历史上被国民党逮捕后在南京的一段经过是有一定关系的，会后要对丁玲的这一段历史重新加以审查，作出结论。”12月15日，中共中央批发了该报告，即55(266)号文件。

　　1956年6月底，陆定一主持召开中宣部部长办公会议，决定成立复查小组，由张际春负责，重新查对丁玲、陈企霞的问题。

　　丁玲要求，先审查她在南京的历史，再查“丁陈反党集团”问题。

　　复查过程中，小组内部意见不统一，周扬等人坚持认为丁玲有变节行为。激烈争辩后，复查小组对丁玲在南京软禁的历史问题上得出结论：有变节性行为，定性为“政治错误”。对她从南京回到陕北根据地，结论是：在党的帮助下实现的。

　　丁玲与陈明表示，对“变节性行为”这一鉴定实难接受，要继续申诉。

　　黎辛1955年10月从中宣部文艺处调入中国作协任秘书长，参加过作协肃反领导小组，丁玲和周扬的那次“狭路相逢”，他是目击者。

　　1956年夏季的一天，丁玲到作协办事。她在小会议室里坐着，周扬刚好从外面进来，跑到她跟前，伸出手来说，“你好，丁玲同志。”

　　她起身便走，头也不回。刘白羽和周扬都生气说，太不像话了，她怎能这样呢？刘白羽说：“这根本不能和她讲话了，为她翻案作结论怎么办呢？”

　　丁玲主动提出汇报思想，要求总支听取以后向党组党委转报。她想诉说困难与委屈，催促尽快查对结论。有一次她竟然放声大哭，反复喊：我犯了什么罪？做党员怎么那么难啊？

　　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中国作协整风的一个最主要的问题，是许多人对于1955年批判丁陈那个党组扩大会提出意见，认为丁陈整错了，应该甄别平反。陈明的书中告诉我们的却是，很快，风云突变：

　　……但是到了7月25日，下午两点钟，中国作协党组重新处理“丁、陈反党小集团”问题的扩大会议……这一次，就改变为批判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的扩大会议……接着周扬讲话，他说，丁玲在历史上有三次反党。第一次在南京，第二次在延安写《“三八节”有感》，第三次就是现在，搞“丁陈反党集团”，调子定下来了。

　　那天会场上，陈企霞主动交待自己提供内容、让他人抄写匿名信的全过程。

　　同时他还揭发，陈明曾经打电话给他，扮成小女孩的声音叫他叔叔，约他晚上到一个公共汽车站见面，统一口径。

　　“这件事你叔叔都没向我说过，弄得我在会上好被动。”蒋祖林曾听母亲事后对他说。

　　斗争的矛头霎时对准了丁玲。面对众人的质问，周围打倒她的口号，她低着头，欲哭无泪，最后，索性伏在桌上，呜咽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