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10月末，作协党组给中央写出《关于批判丁陈反党集团经过的报告》，给中宣部写出《关于丁陈反党集团分子的处理决定》，提出解除丁玲作协副主席等一切行政职务及刊物编委，开除党籍，人民代表和作协理事头衔在下届选举时另行处理；作为“右派”分子第六类处理。

　　“我问她，为什么不再申诉呢，她有这个权利。”黎辛重重地说。1958年，他和参与复查丁玲历史问题的李之琏等人被打为反革命集团。

　　1958年1月，《文艺报》发表《再批判》，将丁玲的《“三八节”有感》等一批在延安受过批判的作品当作“大毒草”批判。

　　标题由毛泽东亲自改定，他在按语中写道：“谢谢丁玲、王实味等人的劳作，毒草成了肥料，他们成了我国广大人民的教员。他们确实能教育人民懂得我们的敌人是如何工作的。鼻子塞了的开通起来，天真烂漫、世事不知的青年人或老年人迅速知道了许多世事。”

　　“她说看到《再批判》后，知道毛泽东表态了，她再也不说话了。”黎辛说。

　　修改丁玲日记，

　　为了“呈现一个完美的丁玲”

　　“1961年的冬天，党委书记来我们家笑着说，给你报喜了。局里来电话通知，你的右派帽子摘掉了。我问他，我摘帽了，老丁的帽子摘了么？如果上面没说，那我也不摘。”陈明半个身子倚在红皮沙发上，自言自语。

　　1958年春节过后，陈明接到北京电影制片厂通知：保留厂籍，撤消级别，前往黑龙江密山监督劳动。那年6月，丁玲前往密山与他相聚。

　　那年中宣部就《丁玲历史审查结论》给出“政治上有自首变节行为”的定论，并对她逃离南京的背景提出疑问。

　　她和陈明在北大荒汤原农场生活5年，在宝泉岭农场待了6年，其中有两年是在牛棚中捱过。

　　1979年，旅美作家於梨华在友谊宾馆拜访她时，她兴致勃勃谈起自己在北大荒养了几年鸡，几乎成为养鸡能手。

　　於梨华听着难过：你是大作家，怎么会让你去养鸡？这不是对天才的糟蹋吗？你怎么忍受得了？

　　“文革”刚开始，在宝泉岭农场，有人跑去告诉陈明，批斗老丁了。陈明在楼上看到，“她穿了一件蓝色的大襟褂子，脸上被抹了灰，戴着高帽子在游街”，“红卫兵要她站在板凳上，丁玲领着喊：‘毛主席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小孩跟在旁边喊。”

　　1970年春天，我和丁玲被押回北京，进了秦城监狱，一关就是5年。入狱在我是第一遭，在丁玲是第二次……

　　我尽量锻炼自己的思维能力，每天背诵“语录”……我还在节假日举办“个人独唱会”……我口里唱着，耳旁又响起了丁玲往日的歌声，这时我的眼泪止不住往下流，颤抖着唱了最后一支歌……她和我，我和她，我们的相识、相知、相爱，就是从这支歌开始的。

　　“我想，陈老如果没和丁玲结婚，而与席萍过下去，也许磨难会少些。”李向东是《陈明回忆录》的另一位整理者。

　　当年因对自己与丁玲的关系有顾虑，陈明与烽火剧社的团员席萍结婚。丁玲得知，十分痛苦。

　　“丁玲在延安有个好友，是名叫罗兰的女战士。她得知实情后，当面把陈老骂了一通。陈老听说丁玲的心情后很后悔，决定与席萍分手，跟丁玲结合。”

　　陈明提出离婚时，席萍即将临盆，自然不同意。陈明采用了“鸡蛋里挑骨刺”的方法。万般无奈中，席萍带着儿子离开了他，将隐痛深埋在心底，“从没说过陈明与丁玲一句坏话”。

　　“陈老与席萍的儿子叫东海。父子很晚才相认。有一次，陈老听说席萍脑出血住院，发了一份长长的电报给东海，要东海在席萍醒来后念给她听。东海没这么做，他怕他妈听后再受刺激。”

　　李向东说他见过那份电报，“里面充满忏悔与内疚的意味。”

　　“他和我母亲在牢里关了6年，又在山西长治待了4年。刚到那里时，他们身上就两件换洗衣服，彻底的无产阶级。”蒋祖林低下头去。艰难时期，他与陈明见面最少，反而感情最深。

　　1993年2月，丁玲去世7年后，陈明整理了她从1947年到1954年的日记，以《四十年前的生活片断》为题，发表在《新文学史料》上。

　　不料，1994年5月22日，蒋祖林给《新文学史料》写信，严正指出《四十年前的生活片断》与原稿不符，并申明丁玲1948年的某篇日记原稿“现存我处”。

　　丁玲晚年好友、曾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的杨桂欣为此责怪陈明“糊涂”，认为他对丁玲日记的修改，会让读者在了解真相后对日记内容有所质疑，“陈明没有言语”。

　　“陈老在书中交待了他改动丁玲日记的初衷。他担心丁玲的文字不慎引来麻烦。而且，他希望向外界呈现一个完美无缺的丁玲。”李向东对陈明修改丁玲日记的做法给出了这样的解释。

　　“干这个事业，完全是一种牺牲，都是为了老丁。”客厅里，陈明陡然提高嗓门。

　　两个丁玲

　　1979年，摘掉“右派”帽子不久的丁玲与陈明回到北京。同年，人民文学出版社重印《太阳照在桑乾河上》。在《重印前言》中，丁玲表示，写这本书的时候，好像怀着战士冲锋般的感情喊着，“为了毛主席，冲啊！”

　　张凤珠说：“她问我，你读了这篇文章没有，听到什么反响？我说当然读过，我听到两种看法：一是不相信你说的是真话；还有一种是不理解，不能理解你蒙冤受屈，死去活来折腾二十多年以后，怎么还有红卫兵的感情，为毛主席而冲锋陷阵，为毛主席而写作。”

　　“她又问你是哪种？我说我是第二种。她说：我当初写作时就是这种感情，这是历史事实，无法改变。我说，可你这篇文章是现在写的啊！她沉默了一会儿，说，看来这二十几年，你政治上进步不大。”

　　周扬80代初对外忏悔，过去很多冤假错案虽不都是自己的错，但有自己经手，对青年作家显示友好姿态，颇受一批作家欢迎。

　　“丁玲有次在鲁迅文学院讲话，用挖苦语气影射周扬。”

　　“我经常跟她说周扬怎么反思自己，无非提醒她不要再讽刺周扬，弄不好有损于自己的形象。”张凤珠说。

　　丁玲并不高兴，“她反而对别人嘀咕，‘不知道张凤珠什么意思，总在我面前为周扬唱赞歌。’”

　　张凤珠坦言，自己心目中一向有两个丁玲，“写《莎菲女士日记》、《牛棚小品》时，她是真正的作家丁玲；写有些作品时，就是政治化的丁玲。”

　　1980年，丁玲发表了《作家是政治化了的人》，“1954年，有一位身居领导地位的人对我和周立波等人说：‘作家有什么了不起，党叫你当，你就是作家，党不叫你当，你什么也不是。’难道作家是‘党’叫当的，而且这里的‘党’是什么含义，我当时就想不清楚，后来从实践中知道，真有这么回事。”

　　杨桂欣记得他和丁玲有过一次谈话，“这几年，人家都说你保守，僵化，是一个左派。不等我说完，她便说，人家早有一定之规嘛，需要把丁玲当右派的时候，就把丁玲打成大右派。现在，他们是解放派，需要我丁玲左派，我就成了他们所指斥的保守呀、僵化呀，随他们去吧，我丁玲就是丁玲！”

　　1984年7月6日，陈明来到协和医院，一进门就递给丁玲一份文件说：“昨天就收到了，怕你晚上睡不好觉，在电话里没告诉你。”

　　那是中组部《关于丁玲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征求意见稿，和一部分提出的修改意见。丁玲坐在病房沙发上，戴上老花镜，一字一句看得很仔细。读毕，郑重地在上面写下自己的意见。

　　这时，她坐直身子，摘下眼镜，沉默良久，长出了一口气，说：“这下我可以死了。”

　　当时李向东的妻子王增如就在旁边，王是丁玲最后一任秘书，对她这句话“很不解，惊愕地望着她”。

　　“不能说丁玲‘左’或‘右’。”黎辛摇摇头，“1984年她办《中国》杂志，发表的朦胧诗比任何杂志都多。发表作品的多是那个年代的先锋作家，北岛、多多等人。”

　　他还举例：“遇罗锦的稿子，主编舒群不喜欢，可她一下发了6篇。北岛有句诗，把扬子江比作‘一块裹尸布’，有些老作家不满意，她也发。后来她和多年的好友舒群闹僵了。有一次，她和陈明去广西出差，临走前与舒群道别，舒群来了句‘逆风而行’。”

　　王中忱、李向东都曾为《中国》杂志效力，他们说丁玲办《中国》有一心愿，融合“五湖四海”，让老中青作家的好作品在上面云集。

　　“这是真的。”张凤珠、黎辛不约而同地肯定，“她是一个真正的作家，还是一个爱才的作家。”

　　但他们也说：“丁玲那时在文坛不属于得势一方，她需要一个平台，团结一批力量，能够与她的对手对垒。这也是真的。”

　　张炯记得丁玲刚回北京不久，某次文学研讨会上，“老太太披了一条鲜红的围巾。颜色耀眼，很能体现她的个性。”

　　待他1986年见到丁玲，“她躺在协和医院病房里，身上插满了管子。据说开始医院没太重视她，王震看她后，对医院发火了，这才变了样。”

　　那时她已呼吸困难，即将切开气管。2月14日上午，她要咳嗽，咳不出来，憋得满头是汗。她艰难地对陈明说出最后一句话：“死，是这样痛苦啊！”

　　(本刊记者 彭淑  发自北京 实习记者李超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