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避免凯恩斯主义依赖症

　　李义平 《 人民论坛 》(2010年第8期)

　　【摘要】经济周期可以强制性地解决经济运行过程中积累的各种矛盾，调整经济结构。一味地依赖扩张性财政政策有可能陷入凯恩斯主义依赖症的误区。当前，应坚决贯彻中央关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正确主张，以促进经济发展沿着健康的轨道有序运行。要用经济发展的有效机制代替频繁的宏观调控。宏观调控频繁，会诱导短期行为，甚至会造成经济发展的大起大落。因此，最重要的是通过改革建立起一个能够使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合理机制。要通过转变政府职能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使中国经济迈上新的台阶。

　　【关键词】经济周期  宏观调控政策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面对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我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宏观调控政策，使经济企稳回升。为了有效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面对当前的宏观经济形势和经济政策，以及进一步的改革，需要有更深层次的研究和思考。

　　应当客观看待经济危机

　　当回过头来看这场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时，我们对危机本身应当有更科学的认识。事实上，我们一旦选择了市场经济，就同时选择了与市场经济相伴的经济周期。所谓经济周期，就是一个发展阶段以后通常会出现一个相对萧条的阶段。在马克思经济学里，经济周期表现为危机、萧条、复苏、高涨四个阶段，这几个阶段是周而复始的，所不同的是有时这个阶段长一点，另外的阶段短一点。当然，人们都希望高涨阶段越长越好，甚至永远是高涨阶段更好。但是，正如一年四季不可能永远是夏天一样，经济发展也不可能永远是高涨阶段。

　　在笔者看来，危机是市场经济的一种内在构成，离开了危机，市场机制就是不完全的。危机的功能是可以强制性地解决经济运行过程中积累的各种矛盾，强制性地调整结构，挤出泡沫。于是我们看到，历史上每一次危机之后，都有创新，都有经济结构的提升和调整。难以设想，如果没有一次次的经济周期或经济危机，是否还会有发达国家如此迅猛的经济发展，是否会有经济结构一浪高过一浪的提升和调整。

　　既然经济周期有如此的积极作用，一旦危机来临，我们应当以平常心，像对待感冒发烧一样对待危机，且不可反应过度。如果一感冒就用抗生素，虽然表面上病情可能好转了，但却使问题更复杂了，隐藏着更深的矛盾，例如低层次的、过度重复建设等，贻误了创新、结构调整、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大好时机。

　　经济学家熊彼特说过一段十分有针对性的话，他说：“只有让他自己治愈自己才是可取的，任何人为的刺激带来的复苏，都会令那些在萧条中未能完成的剩余问题更加严重，从中又会产生出新的问题，再造成更严重的商业威胁。”当然，笔者并不是消极地要让危机“自己治愈自己”，而是说可以采取一些措施，但反应过度会使问题更为复杂。

　　宏观调控政策应着力避免凯恩斯主义依赖症

　　1929年始于美国的经济危机造就了凯恩斯的经济思想，凯恩斯主张通过国家干预，通过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刺激经济。凯恩斯经济思想一经诞生，就受到了西方国家政治家的普遍青睐，因为他们不必惧怕经济萧条导致他们下台，他们可以花钱制造繁荣。但是，在他们不断花钱制造繁荣的同时，刺激政策却带来了始料未及的消极后果，即滞胀。1976年9月28日，当时的英国首相卡拉汉在一次演讲中深有感触地说：“我们习惯于设想，你可以花钱摆脱一场衰退，以及靠减税和扩大政策开支来增加就业。我坦白地告诉你们，那个主意不复存在了，而且在它曾经存在的时候，它能起作用的也是靠将更大剂量的膨胀注入经济，然后第二步接着是更高水平的失业，那就是过去20年的历史。”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则批评凯恩斯主义是饮鸩止渴。

　　在一个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国家，实行扩张性政策带来的消极后果可能更为严重。原因在于：一、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市场已经充分地进行调节。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国家，由于市场经济的体制、机制尚未完全健全，来自市场机制的调节并不充分。二、市场经济国家的人们，特别是社会精英的思维习惯是遵循市场经济的基本逻辑的，而过渡国家则容易具有计划经济思维习惯的路径依赖。三、特有的纵向从属关系和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会使政策的调控效应不断放大。正是因为如此，针对萧条的调控，调控之后比调控以前的问题可能更为复杂。调控以前面对的仅仅是速度问题，调控以后虽然速度问题解决了，但面对的却是结构问题、通胀问题、环境问题、民生问题等更为复杂的问题。

　　面对这场经济危机，我国本次调控政策主要靠政府投资，靠大量的货币投入拉动经济。但企业的活力问题、消费拉动的问题都没有得到彻底有效地解决。如果要继续维持经济增长速度，就必须有继续的、更大量的投入，于是就会陷入凯恩斯主义的依赖症。笔者把凯恩斯主义的依赖症定义为一遇经济下滑，就通过扩张性财政政策刺激经济。由于“抗药性”，为了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政府需要的投入会越来越大。为了避免凯恩斯主义的依赖症，正确的出路是抓住企稳回升的时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因此，中央关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已经刻不容缓的判断是十分正确的。

　　用经济发展的有效机制代替频繁的宏观调控

　　亚当·斯密倡导的是自由市场经济，认为“看不见的手”会把经济运行中的一切调整到恰到好处。市场经济的实践使我们认识到市场经济离不开适当的宏观调控，这主要是由于市场失灵。市场失灵主要表现为：一、市场调节是一种事后调节，从价格形成、信号反馈到产品产出存在着一定的时滞，调节过程往往会发生“蛛网原理”(即本期的产量取决于上期的价格，且生产周期长，生产期间规模不能改变)所描述的波动。二、某些宏观经济变量，如财政支出总额，信贷收支总额和外汇收支总额，对于经济的健康运行具有决定性意义。然而，这些宏观总量的确定和控制都不是市场自身所能决定的，它们只能由有关的宏观经济当局根据市场动态和稳定经济的需要进行管理。三、外部性问题，即某些经济活动导致其他人受益或受损，例如污染，而没有计入产品的价格或成本时，市场机制有效配置资源的前提就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破坏，此时需要政府干预。四、公共产品的提供。五、遏制垄断，保护竞争。六、公平的收入分配政策。所有这些都是市场本身所解决不了的，需要科学的、理性的、合适的调控。

　　然而，我们必须强调的是，市场经济下的宏观调控，其目的在于修补和完善市场机制，最终让市场机制更好的发挥作用，而不是代替市场机制。这种宏观调控是第二位的，是相对“消极”的。如果市场运行的很好，“宏观调控”甚至可以“束之高阁”，而且几乎所有的宏观政策都是间接的，即通过影响市场影响企业。

　　如果宏观调控过于频繁，那就说明市场自我调节的机制还不健全，而且频繁的宏观调控，一次次变动的政策给人的信号是不确定的，会诱导短期行为，搞不好就会使经济大起大落。这些分析说明，我们既要宏观调控，更要改革。通过改革建立起一个能够使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制度安排是最重要的。

　　不转变政府职能就难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要避免凯恩斯主义的依赖症，使中国经济迈上新的台阶，就必须转变政府职能。不转变政府职能，就难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市场经济体制对于政府职能有一个准确的定位问题。

　　首先，政府是规则的制定者，是裁判员，而不是运动员。政府如果直接充当运动员，扮演市场主体的角色，就会简单地追求GDP的数量而忽视GDP的质量，并且不择手段。实际上，确定一个数量目标意义并不大，只要政府把公共服务搞好了，把微观主体搞活，企业的活动自然会日益活跃，经济发展就会又好又快。其次，政府一旦扮演了市场主体的角色，就会自觉不自觉地增加生产性投资，忽视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投资，如对教育、社保等方面的投资。如果这些方面的投资欠账太多，就会直接影响消费，影响内需。第三，当政府直接插手经济，国民收入的分配就容易向财政收入、企业利润倾斜，而不是劳动的收入，因为这样可以促进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第四，政府直接扮演主体的角色，直接投资、直接经营，就会有意无意地偏向国有企业，忽视其他经济成分的发展。

　　笔者以为，新的经济发展模式要求：一、政府要提供有效解决外部性的制度安排。环境污染问题实际上是私人成本没有反映社会成本，企业把私人成本外部化了，由社会负担。政府作为人民利益的代表，有责任为人民创造良好的环境。二、政府应着力提供充分的公共产品，着力于高级生产要素的培育。高级生产要素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性要素。三、政府应着力创造公平竞争的环境，最大限度地阻止垄断。由于垄断者的利益是以影响经济全局的经济发展效率为代价的，既会破坏竞争秩序，又会产生社会不公。创造公平竞争的环境，最好不要直接补贴企业和产业。因为，直接补贴产业和企业会扭曲信号，一方面会造成产能过剩，另一方面由于过度依赖政府补贴而难以建立良好的产业基础。四、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要求出发，修订干部的考核标准，完善选拔机制，不唯GDP为瞻。(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