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贸发展的“价值链提升”战略

　　丁 刚 《 人民论坛 》(2010年第8期)

　　【摘要】从全球产业价值链的角度分析，我国在全球产业价值链中的分工地位并不高，因此应实施价值链提升战略。当前我国价值链提升的战略重点主要是：大力发展服务贸易；大力推动自主创新；大力培育中国的跨国公司。而为了实施“价值链提升”战略，则应着力塑造人力资源、创新、品牌和开放四个新优势。

　　【关键词】全球产业价值链  提升  新优势

　　综观国际金融危机，将对世界经济和贸易长期发展格局产生深远影响。各国经济纷纷进入重新调整时期，特别是美国等发达国家将减少消费和提高储蓄率，这有助于纠正全球贸易严重失衡格局；但也将降低进口需求，制约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出口的增长，从而抑制国际贸易的增长。为此，未来中国外贸发展应积极实施“价值链提升”战略，逐步改变在全球出口价值链低端的位置，转变外贸发展方式，创新外贸发展空间，促进中国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所谓“价值链提升”战略，就是以全球化的视野、战略的高度，准确把握经济全球化的新机遇，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更高层次上参与国际经济技术合作与竞争，充分地、合理地利用国际产业转移，从而推动外贸和产业的协调可持续发展，提升中国在全球出口价值链中的地位。

　　基于全球产业价值链的外贸发展新途径

　　对一国出口贸易而言，增长有两种形式：一种是数量扩张型增长，一种是价值链提升型增长。由于受产业价值链整体水平的制约，长期以来中国出口贸易属于较为粗放的数量扩张型增长。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前相当一个时期表现为出口数量快速增长，同时出口价格不断下降，出口产品越来越受到反倾销等非关税贸易壁垒的影响；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出口总体下滑，其主要原因也是由于出口数量出现大幅减少。而基于全球产业价值链的出口“价值链提升”战略，则是经济全球化赋予外贸发展新的内涵，开辟了一条提升出口价值链，推动外贸和产业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新路。

　　一国产业升级是指产业结构由较低级形态向较高级形态的转换过程，也是高生产率产业(高附加价值产业)比重不断提高的过程，它包括了产出结构高度化、技术结构高度化、就业结构高度化和资产结构高度化等方面，是产业技术水平和生产率提高的必然结果。经济全球化不断深化，创新了产业升级的方式。具体而言，产业升级包括了以往的两种类型：一是产业部类的升级，即由以第一产业为主向以第二产业为主再向以第三产业为主的升级；二是产业之间的升级，即从密集使用较低级生产要素的传统产业向密集使用较高级生产要素的新兴行业的升级。产业升级在经济全球化的推动下还创新了第三种方式，也就是基于全球产业价值链的产业内部的升级，即从低技术含量、低附加值产业链条向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产业链条的升级。

　　产业升级是一国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内容，也是一国促进对外贸易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全球化背景下，在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只有不断实现产业升级，才能够提升产业国际竞争力，进而保持和增进国家的贸易利益与综合竞争实力；因此，产业升级对世界各国尤其是中国这样加工贸易庞大且处在价值链低端的发展中出口大国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对于任何一个产业而言，其价值活动都可粗略地划分为技术与资本密集环节(如研发设计、高级原材料生产、复杂加工和零部件生产等)、劳动密集环节(如简单加工和零部件生产、成品组装等)和信息与管理密集环节(如市场营销、管理运营、品牌运作、专业服务、金融服务、物流管理等，这些活动通常可归为总部经济活动和生产性服务活动两大类)。全球产业价值链是一条深凹的“U”型曲线(也称为“微笑曲线”)。由于全球劳动力跨境流动存在诸多障碍，导致不同国家之间劳动工资水平的巨大差异，而资本等其他生产要素却可以自由流动，导致资本回报的平均化。这样，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形成在全球生产价值链中不同环节的分工，通常劳动密集型的价值环节布局在发展中国家，这些环节的劳动生产率较低，附加价值也较低，而劳动生产率较高的技术与资本密集环节和信息与管理密集环节则分布在发达国家，从而形成了一条深凹的“U”型曲线。

　　在全球化背景下，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纷纷通过开放政策融入了全球分工体系，同时，产业内部分工也向工序之间、向日益细化的链条和模块之间的分工发展。国际分工的广化和深化，既提高了全球经济的效率和福利，也为发展中国家在不同产业的不同链条上嵌入全球经济体系，在全球范围内有效配置资源进而调整和提升产业结构创造了更多的时机和空间。

　　我国抓住经济全球化的机遇，积极对外开放，发挥劳动力资源比较优势，承接国际产业转移，产业构成情况迅速发展变化。20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接受了大量的外商投资企业在信息产业的投资，信息产业成为我国第一大工业部门，相应的出口产品结构中以IT产品为主的高新技术产品比重也迅速提高。按照传统的行业分类标准来衡量我国的工业结构，我国产业结构已经达到相当高的阶段，但是，应当看到，从全球产业价值链的角度分析，其实我国只是参与了全球信息技术产业劳动密集的环节而已，我国在全球产业价值链中的分工地位并不高。

　　我国在全球产业价值链中的分工地位较低，意味着提高我国全球产业价值链分工地位的空间较大。在今天的全球化时代，由于全球产业价值链的形成，后起国家产业升级变为三个方向：一是继续像以往一样进行从劳动密集产业到资本技术密集产业的产业间升级，更重要的是，沿着全球产业价值链从劳动密集的价值环节向两个方向提升，一个是向资本与技术密集的价值环节提升，另一个是向信息与管理密集的价值环节提升。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对于产业间的升级大多也可以归纳到价值环节的升级。不论是在传统产业还是在高新技术产业内，均存在着从低附加价值向高附加价值环节提升的空间。例如，在IT产业中，劳动密集的价值环节是电脑的组装。在上游环节中，附加价值更高的是线路板、显示卡等部件的生产，再往上游是芯片的生产、封装，附加价值更高；往下游，则分别存在物流、营销、品牌等多个服务环节，其附加价值也远高于电脑的组装环节。即使在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如服装业中，也存在着附加价值差异巨大的不同环节，成衣的生产附加价值最低。向产业上游回溯，高档面料的生产附加价值则有所提高，设计的附加价值更高；向产业的下游推进，物流、国际营销、品牌经营的附加价值也不断提高。

　　同理，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基于产业升级的理念，后起国家外贸发展特别是其出口贸易不仅可以继续从劳动密集产品(传统产业)到机电产品(资本密集产业)和高新技术产品(技术密集产业)方向延伸，而且可以着力按照一个崭新的方式——全球产业价值链条向资本与技术密集的价值环节和向信息与管理密集的价值环节两个方向展开，通过附加价值的大幅提升，促进外贸和产业协调可持续发展。“价值链提升战略”无疑将大大创新和拓展中国外贸发展空间。

　　“价值链提升”战略的重点

　　大力发展服务贸易。我国服务贸易多年来逆差持续扩大，2009年上半年逆差为167亿美元，表明我国服务业总体国际竞争力较弱。大力发展服务出口有利于充分发挥我国劳动力资源优势，也有利于提升我国服务业在全球分工中的地位和促进我国产业结构升级。在推动传统服务业继续扩大出口的同时，当前我国应该抓住服务外包的重大机遇，以服务外包作为扩大服务出口的突破点。我国发展服务外包具有诸多优势，但也存在不少约束：一是开拓国际市场的能力不足，缺乏有国际声誉的服务类大公司。二是人力资源产业链存在欠缺，高中低人才不配套，高端人才不足；人力资源数量与质量的不匹配；外语水平普遍不高，国际交流能力有待提高；技能培训与提高的教育培训体系不完善。三是商业运作环境有待完善。四是基础设施有待进一步完善，网络支持、水电、办公环境、交通存在一些约束，大城市房屋成本上涨过高。五是政策与法制环境有待改善，知识产权保护不力。六是缺乏对信息技术支撑的服务支持政策。为此，我们应当扬长避短，采取有力措施，推动服务外包大发展。要按照服务外包的要求，建立或完善服务外包的特殊经济园区，如软件园、科技研发园区、国际物流园区等，培育产业集群。要改善商业运作的软环境，包括：提高政策的透明度与可预见性；规范政府职能与行为；简化审批程序，提高政府办事效率等。

　　大力推动自主创新。后起国家的技术进步有两个来源，即外源式和内源式，外源式是指通过投资、贸易、模仿等方式从国际市场获取技术，内源式则是通过自主创新获取技术。针对具体的技术，究竟是外源式获取还是内源式获取，应该是由企业通盘比较收益、成本与风险后决定的事情。中国作为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正面临日益严峻的知识产权约束，因此，在国家层面上大力推动自主创新战略十分必要。增强自主创新能力，这是提升我国在全球产业价值链地位的核心，是实施出口“价值链提升战略”的关键。为此，未来我国在开放中推进自主创新，政府应重视以下几方面的工作：一要充分发挥外资在自主创新中的积极作用。进一步鼓励外商投资高新技术和高端制造环节；引导外资研发中心在信息技术、新材料、生物科技等高新技术领域开展原始创新；提高知识产权本地化比例；鼓励跨国公司与我国企业和科研院所建立技术合作战略联盟。二要大力引进海外高级专才，在税收、跨境流动、工作许可、居留、生活条件和家庭人员的就业、就学方面给予政策支持。三要结合本国国情，完善风险投资、证券市场等一系列推动创新成果产业化的金融制度。四要为本国企业在海外设立或并购研发机构、收购知识产权以及与国外合作开展创新活动，提供政策扶持与便利。五要大力加强知识产权保护。

　　大力培育中国跨国公司。经济全球化是跨国公司的时代，跨国公司是经济全球化最大的受益者，是全球资源配置和贸易的主导者，也是全球化不断深化的最大推动者。提升我国在全球产业价值链中的地位，实施出口“价值链提升”战略举措，主体是企业，能担此大任者，则必须是一大批中国的跨国公司。培育中国跨国公司，对于我国开拓国际市场和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促进外贸和产业协调可持续发展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深化对外开放的政策重点应是支持发展中国跨国公司。只有把重点放在支持培养一大批世界级的中国跨国公司，中国才能集中有限的资源，有效地建立适应经济全球化的主体力量，这是中国提升全球产业价值链地位最有效的办法。为此，政府政策的着力点：一是大力发展中国跨国公司，促进在主要出口产业中建立一批有核心竞争力和跨国经营能力的跨国公司，使它们成为参与全球贸易和产业发展的核心平台和载体；二是支持中国企业有条件、有选择地跨国收购兼并，加快中国企业的海外市场、资源、技术布局；三是在我国资本项目尚未完全开放的情况下，适当放松外汇管制，支持符合条件的企业的境内外融资，在不违背WTO规则的前提下，支持符合条件的企业的研发活动。

　　“价值链提升”战略的支撑条件

　　“价值链提升”战略的根本是要改变和提升我国的国际分工地位。全球化发展到今天，除劳动力之外的生产要素都可以自由跨境流动，资源禀赋不再成为决定一国的国际分工地位的关键。决定一国分工地位的是战略、体制和人力资源。我们必须围绕这几个基本要点，创造动态的比较优势，实现产业升级和贸易发展的目标。

　　创造新优势是时代发展的客观要求。经过改革开放30年的快速发展，我国人均GDP已经超过3000美元。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和资本、技术等要素的积累，我国的要素结构发生了显著变化，不同领域中的比较优势有消有长，在全球分工格局中的位置也在发生相应调整。随着我国对外贸易和外资流入在全球的比重不断提高，我国参与国际分工的方式、层次和特点也将随之进行调整、拓展和提升。这些新的情况和变化，要求我们在继续发挥好传统优势的同时，审时度势、扬长避短，努力形成参与国际竞争和合作的新优势。

　　新优势是相对于传统优势而言的。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新形势下形成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的新优势，就是要不断完善我国市场开放法律体系，实现政府管理行为的法制化，增加政府行为透明度，这是形成新优势的根本保证。用世贸组织规则和国际标准严格管理输出商品质量、国际技术转让的合同签订、对外投资的资本运作、海外企业的资产评估及信用评级等，这是形成新优势的前提。提升我国传统产业水平，加快传统产业的改造和技术升级，发挥后发优势，实现跨越式发展，这是形成新优势的基础。增强我国企业的核心竞争力，鼓励我国企业坚持技术创新，参与国际标准的制定，这是形成国际竞争新优势的关键。

　　实施“价值链提升”战略，应着力从以下几个方面创造和形成我国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的新优势：

　　一是人力资源优势。发达国家的经验证明，人力资本是保持经济长期增长的主要动力。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劳动力工资等要素价格将不断上升，单纯依靠廉价劳动力资源的发展模式难以为继。在此压力下，提升人力素质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其核心就是要通过加强教育培训等措施培育更高质量的人力资源，并与其他生产要素更有效地结合在一起，促进经济和贸易发展方式的转变。

　　二是创新优势。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创新能力日益成为国家竞争力的核心。目前，我们已经具备了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重要基础和良好条件。形成创新优势，就是通过形成有利于自主创新的体制机制，大力推进科技创新、制度创新和管理创新等，进一步激发经济和贸易成长的活力，使我国在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占据有利地位。

　　三是品牌优势。知名品牌的多少，是一个国家综合实力的体现。目前，我国的经济和贸易总量已居世界前几位，但在世界名牌之林中，我国产品的名牌却寥寥无几。缺乏品牌竞争力，已成为制约我国外贸和出口企业发展的重要因素。今后，打造品牌优势的重点就是要加强出口企业创立自主品牌的意识，以品牌资源整合出口企业的技术、管理、营销等优势，形成自身的核心竞争能力，不断提升在国际分工和贸易中的地位。

　　四是开放优势。30年对外开放的成功实践，推动了思想观念的解放和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新时期培育开放新优势，就是要通过构建更加成熟的开放型经济体系，进一步加快对外经济体制及相关政策的调整，促进国内市场的进一步规范和公平竞争，持续降低经济运行的组织成本和制度成本，使开放在促发展、促改革、促创新等方面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作者为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对外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房地产政策制定须谨慎前行

　　曹建海 《 人民论坛 》(2010年第8期)

　　【摘要】在房地产问题上，政策的制定需要谨慎前行，但更重要的是能够体现民意、适应时势。就目前而言，立足控制好金融风险的消除房地产泡沫、实施主动的低房价策略和政策，将有可能给中国的房地产业和国计民生，带来蓬勃向上的生机。

　　【关键词】房地产市场  调控措施  低房价策略

　　房地产市场与中国经济回暖

　　进入2010年，欧美国家仍处于房价下跌和房屋拍卖的寒冷之中，但在中国政府政策的大力支持下，房价自2009年3月以来扶摇直上，如脱缰野马一样不可收拾。中国的房地产市场迅猛复苏，似乎是因为中国经济已经从危机中彻底回暖。从统计数据上看起来很像。根据国务院总理温家宝3月5日所做的政府工作报告，2009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达到33.5万亿元，比2008年增长8.7%，超额完成了年初订下的保八任务。然而，如果考虑到2009年广义货币供给M2同比增长27.7%，全国新建商品房销售价格同比上涨24.2%，那么中国的GDP增长，很难剔除由于货币的过度注入而引起的房价、地价升值带来的仅仅表现为统计上的经济增长。

　　仅以房地产业为例，2009年实现商品房销售额实现4.4万亿元，当年房价简单算术升值超过24%，估计商品房销售利润率至少可以达到40%，房地产开发商由于房价上涨实现利润1.76万亿；同期作为倒卖土地源头的地方政府土地出让收入达到1.6万亿，按至少60%的净利润率计算，可以实现利润0.96万亿元。两项合计，房地产业在2009年创造的利润达到了创纪录的2.72万亿元，占到了当年全国33.5万亿元GDP的8.12%。

　　可以想象，如果没有2008年11月国务院对房地产的一揽子救市政策和天量信贷资金投放的催动，上述由房地产开发商和地方政府土地储备中心“创造”的高达GDP8%的、作为其行业增加值一部分的房地产超额利润，很显然是不可能实现的。如果没有中央政府政策的强力刺激，中国房地产市场很难一改2008年初房价持续回落的颓势，绝大多数房地产商将陷入亏损甚至破产的境地，全行业绝然不可能实现盈利；地方政府的土地拍卖，也绝对不可能出现超过2007年的“地王”频现的疯狂场面，地方政府维持土地交易的保本，或许是最大可能的情况；在二手房市场，由于价格和成交量暴涨，主要城市2009年二手房交易量超过了2006年到2008年三年的总和，价格也出现了平均超过30%以上的涨幅。

　　种种因素表明，房地产市场的回暖甚至过热，是本次中国经济从全球经济衰退中脱颖而出的一个关键因素。从投资者和房地产从业者的分析来看，城市化和经济增长会支撑房价的上涨，他们热衷于房价上涨带来的投资利益；从地方政府层面来看，房价的继续上涨刺激房地产市场交易活跃，土地财政和房地产的GDP拉动效应，都令地方政府不肯打压过热的房地产市场。所以，站在决策者的立场，只要在社会承受的范围内，他们能够且愿意接受房价上涨的各种社会损益及其现实。

　　高房价所带来的诸多后果

　　值得全体中国人深思的是，作为最基本的民生产品，房地产在很多地方已经成为地方政府、开发商和公众最重要的投资工具，“全民炒房”态势已经显露。由于投资获利的层层加码，当前中国一些大城市的房价水平，相对于当地居民家庭的可支配收入，已经达到了超乎想象的高度。在北京，建成区的房价与家庭收入比目前已经超过了30倍，房价与租金(年)之比则超过了50倍；在上海的中心区，不少楼盘的单价超过10万元人民币，超过了当前东京核心区的住宅价格，而上海的单位土地产出不到东京的1/20。中国的高房价问题，再次成为国内外人士热议的焦点问题，国际主流媒体都对中国的房价引起的泡沫问题表示了关注。

　　如果中央政府坚持认为，当前为抗衡全球衰退而采取的宽松金融政策不可动摇，在“流动性陷阱”阶段，大量注入的流动性将毫无例外地进入股市、房地产等资产市场，引起房价、股价在积存泡沫的基础上持续上涨。这必然带来政府领导人所不愿意看到的几大问题：一是引起占绝大多数的社会底层的普遍不满，一定程度上影响到执政党和政府领导人的公信力；二是对其他产业和居民消费形成挤压，人为压制人民生活水平，阻碍产业结构升级步伐；三是由此培育出来的大量投机机构，利用相同手法炒作估值过低的农产品，引发全国农产品供给危机。虽然中央强调经济结构和转换经济增长方式，但由于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冰火两重天，大量民营企业放弃实体产业经营，转而从事房地产投资，甚至中国著名的联想和海尔集团都已成为地产商。目前，中国急于将投资依赖型经济转换到以居民消费为主导的经济上来，但高房价迫使许多家庭不得不将越来越多的收入投入到住房上，而购买其他商品的支出势必被耗尽，严重影响民生水平和产业竞争力的提高。从长期来看，越积越大的泡沫破裂必然严重危及中国银行体系——这是一个严重依赖房地产、把房地产信贷资产看作最优资产的商业银行体系，它的安危关系到中国绝大多数人的生计和稳定。

　　现行房地产政策评析

　　未来房价走势将会如何？被寄予厚望的今年十一届人大三次会议审议的政府工作报告，并没有真正发力遏制全民关注的疯狂房地产问题，而是强调继续实施庞大赤字的积极财政政策，以及广义货币M2增长目标为17%，这个超过GDP计划增长速度两倍的货币扩张政策，给房地产热提供了持续的政策想象空间。

　　特别需要指出，虽然本次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了“满足人民群众的基本住房需求”的目标，但前面的“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要坚决遏制部分城市房价过快上涨势头”的定性，再次重复了“国十一条”所强调的“房价只能涨，最好慢慢涨”的“稳定高房价”的宗旨。

　　和历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一样，老调重弹的房地产调控措施，从来没有触及过地方政府倒卖土地这一关键环节。在笔者看来，城市土地拍卖机制直接推动了整个城市地价和房价体系的重构。在商品房市场供不应求的条件下，政府拍卖土地的行为，极易引起整个城市地价的连锁上涨。用“帐篷效应”来形容地方政府土地出让形成的泡沫，可能是非常形象的。可以说，在卖方市场的情况下，政府土地拍卖是高房价的根本推手之一。不仅如此，政府收储、出让土地的行为，还容量滋生腐败，直接危害民生。在多数地区，城市建设规划可以随意修改，由此变成了地方政府和房地产开发商合起来侵犯城乡居民居住财产权利的重要工具。这种以公共利益为借口，以城市规划为工具，在对居民用地进行强行拆迁的过程中，导致拆迁过程中的冲突愈加激烈，群体性事件越来越多。

　　在房地产调控措施上，所谓支持居民自住性住房消费，在高房价下极易形成大批中等和中低收入家庭沦为房奴、透支消费未来的不可持续局面；对小户型和中低价位普通商品房的重点强调，很显然是在用高价房混淆政策房的概念；打击投机从字面上看很好，但可能与众多政策中的鼓励改善性住房的做法自相矛盾，导致大量投机行为以“改善性住房”名目得以规避；相对于2009年3.6万亿的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规模，中央财政632亿元保障性住房专项补助资金，可谓是杯水车薪，很难想象对于保障中低收入城镇家庭和平抑商品房价格能起到多大的作用；关于完善土地收入管理使用办法、抑制土地价格过快上涨的说法，很难想象这个政策能帮助政府解决高房价问题。

　　未来房地产政策何去何从

　　可见，在房地产问题上，政策的制定需要谨慎前行，但更重要的是能够体现民意、适应时势。怎样实现既刺激经济健康增长、又能有效地抑制甚至打压房价的目标，而不是简单地控制房价涨幅，是摆在决策者面前的一个根本选择。或者，如果更换一种思路，通过扩大多种形式的住房供给、打击房屋投机、降低房价的办法，则有望实现房地产业健康发展与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双赢局面。可惜，这种思路可能降低房价，首先会遭受来自已经持有巨量基于高房价风险敞口资产的商业银行体系的坚决反对，地方政府和房地产开发商也不能容忍房价下降对自身利益的影响。由此，政策的发起，必然会遭遇重重的困难。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如果中央政府不能通过冷却楼价来消解房地产泡沫，那么经济刺激的力度越大、时间越持久，中国房地产的美好时光变成险恶结局的危险就越大。

　　面对国土资源等部门反复强调的对于小产权房的清理，笔者认为这似乎是一种变相的为高房价托市的手段。其实，小产权房是城乡居民应对高房价、解决他们居住问题而不得已采取的手段。因此，作为一项重要的社会财富，政府没有必要将小产权房视为洪水猛兽，也不必欲拆除而后快。

　　中国有一句古话，“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任何政策的实施都是有代价的，更何况是充满争议的房地产政策。如果今年中央政府继续实施有利于地方政府和开发商的建议，房价的回落则来自房地产泡沫的破裂，这势必给中国经济带来毁灭性的打击；而立足控制好金融风险的消除房地产泡沫、实施主动的低房价策略和政策，将有可能给中国的房地产业和国计民生带来蓬勃向上的生机。(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