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未来的脊梁：新乡绅

　　新乡绅这个概念是指：受过良好教育的，拥有一定财富或者创业能力的，乐善好施的，在当地具有一定威望的乡村人士。由无数个这样的“乡村人士”所构成的一个新的阶层，可以称之为新乡绅阶层。这个阶层的形成，离不开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支持和信赖，新乡绅承载了人民的重托，能够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挑起大梁。新乡绅阶层的出现，对坚持和践行科学发展观，走出一条可持续发展的路子，从而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

　　本专题作者宋青宜女士对中国的三农问题有较深的研究，此组稿子是她近期的研究成果。我们先将部分内容载编于此，以飨读者。  (编者)

　　中国需要新乡绅吗？

　　中国的三农问题

　　我对中国农村问题的关注，或者说我的“中国农村情结”的形成，始于18年前。那天，我在电视上看到一则新闻，播的是关于浙江省武义县贫困乡村孩子失学的事情。我被这则新闻所打动，就和武义县联系，希望能为那些孩子们做些什么。后来，我通过县里扶贫办结识了10个孩子，并帮助他们一直读完高中或大学。我那时去过好多趟武义，亲眼目睹了那里的贫穷与落后。我觉得，要真正改变农村的面貌，热心人们的资助，只能解决一时一事，却解决不了农村脱贫的问题。于是，我就向县里建议，根据现有的条件，我可以帮助武义引进日本蘑菇的种植技术。因为我长期在日本侨居，结识了不少日本农业专家。武义县当时的扶贫办主任叫董春法，是一个非常敬业也非常有想法的干部，他被我的真诚所打动，说服了县里的领导，组建了一个考察小组去了日本。

　　随着武义引进日本蘑菇的种植技术的成功，我对中国的农业问题也就特别留意起来。当时我觉得，中国的农业要发展，一定要掌握现代的农业生产技术；继续满足于落后的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肯定无法脱贫致富。不过现在想起来，当时的想法还是单纯了些。

　　为了对中国农村能够有一个较为全面较为深入的了解，我常常会利用回国的时间往农村跑。在这些年中，我去过河南、山东、安徽、浙江、江西等地的农村，作了大量的调查研究。

　　随着调查研究的深入，我对中国农村的情况越来越了解。在这里，我不打算为中国的农村唱多少赞歌。因为，事实本来就客观摆在那儿。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来，在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和关切下，通过农村广大基层干部的努力和广大农民的努力，中国农村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正在向更高的层次迈进。这些，都是有目共睹的。而我在以下有限的篇幅中，主要还是想冷静和理性地来看看我们的农业、农村和农民，到底还存在着哪些问题。找到了问题的所在，我们才可以对症下药，进而去解决问题。

　　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即我们所说的“三农”问题，作为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一个最重要问题之一，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开始探索和解决这个问题。

　　邓小平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在“三农”问题上，进行理论和实践双重探索和双重创新的先行者。早在1979年3月，邓小平就指出：“现在全国人口有9亿多，其中80%是农民……耕地少，人口多特别是农民多，这种情况不是很容易改变的。这就成为中国现代化建设必须考虑的特点。”几年后他又指出：“对内搞活经济，首先从农村着手……中国社会是不是安定，中国经济能不能发展，首先要看农村能不能发展，农民生活是不是好起来。”深刻揭示出“三农”问题与中国的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在阐明为什么把解决“三农”问题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突破口和基础时，邓小平分析道：“因为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的80%，农村不稳定，整个政治局势就不稳定，农民没有摆脱贫困，就是我国没有摆脱贫困。”到20世纪的经济发展目标时，邓小平反复强调的关键仍然是农民，说：“很重要的是这80%的人口能不能达到。”

　　1995年2月24日，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强调指出：“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形势下，一定要正确处理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全党要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要更加重视农业和农村工作。”

　　2007年1月，胡锦涛在吉林考察工作时强调，要毫不动摇地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放在全党工作重中之重的战略思想，认真落实支农惠农政策，积极发展现代农业，着力抓好粮食生产，加快农村社会事业发展，扎扎实实把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推向前进。

　　“三农”问题既然那么被重视，它的问题到底在哪儿？

　　对于这个问题，自然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按照我的观点，主要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农业问题：

　　中国的农业问题表现在农业生产方式的落后。许多农村，甚至还在用较原始的落后的农业生产方式“发展着农业”。一家一户为单位的小农生产模式，是农村较为普遍的模式。虽然也有一些人抱团合作，但无论是规模还是技术，都还非常落后。这些，都和农业的现代化差距甚远。

　　农业问题最令人担忧的，我认为是“伪现代化”的盛行。农业现代化等于“化肥＋农药”，成了许多农民，甚至许多官员的共识。这是非常可怕的事。

　　由于在农业生产中，为了追求产量，农民大量采用化肥和农药，结果导致土壤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农产品遭到了严重的污染。

　　土壤的污染，触目惊心—土壤污染具有隐蔽性和潜伏性、不可逆性等特点。目前，土壤污染对中国国民健康和经济社会的巨大危害已经显现。据权威估算，中国每年因重金属污染的粮食达1200万吨，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超过200亿元。农业和土壤修复专家认为，目前中国以占全球7%的耕地养活着占全球22%的人口，耕地资源十分紧缺，而土壤一旦遭到破坏，修复十分困难。尽管现实已经非常严峻，但相当多的干部和企业在追求GDP、追求效益时，对土壤污染的严重性和危害性缺乏认识。同时，由于经费短缺等原因，国内一些学者开展土壤修复试验难以深度推进。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环境修复中心主任陈同斌说，与水污染、大气污染不同的是，土壤污染影响是根本性的，如果不加以有效防治，仅靠土壤自然恢复，一般需要两三百年。

　　尽管土壤污染的情况已经实实在在摆在那儿了，但我们农村的干部和农民却不以为然。甚至有的乡村干部说：“不让我们用农药用化肥，我们只有向温家宝去要产量了。”

　　其实，当我们的农业高度依赖化学物品的时候，日本、意大利等国的农场，却早已回过头来大力发展有机农业。日本著名的大松农场“场主”大松秀男对我说，他们的农村长期以来一直坚持不用化肥和农药，他说，只有这样，才能种出“真正的粮食”来。在他看来，只有做到远离化肥和农药，才是真正实现了原生态的符合自然规律的现代农业生产。总之，在日本农业专家眼中，通过化肥和农药来实现的农业，是害人的所谓的现代化农业，也是不可持续的农业。

　　这也使我想到了胡锦涛总书记倡导的科学发展观。根据我的理解，科学发展观的本质意义是，我们的发展，一定要遵循客观规律。违背客观规律，就是不科学的。中共在解读科学发展观的时候，提出了“五个统筹”，即“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这其中，我认为最基础最根本的是要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就是遵循客观规律去发展。

　　我们现在的农业生产，通过杀虫剂把虫子给杀了，通过除草剂把草给除了，这就违背了自然界的客观规律，这样的发展，本质上是破坏了生态平衡，是不科学的。

　　中国的农业问题太多太杂，但在我看来，都不是关键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问题。我认为的关键问题，就是中国的农业生产，破坏了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原则，走在了一条用所谓的现代科学来加速我们自身毁灭的路。

　　在此，我又不得不提出一个沉重的话题，那就是粮食安全问题。所谓“粮食安全”，是指“让人类获得足够的，有利于健康的食物”，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要吃得饱也要吃得好。在“饱”和“好”上，我们都存在严重的问题。关于“饱”，就涉及到耕地的问题，我们现在的情况是，大量的土地不种庄稼了，用来搞工业开发区和发展房地产了。

　　有资料显示：近二十年来，中国耕地数量呈现不断减少态势。1986年—1995年间，仅建设占地便使耕地减少1.45亿亩；1996年—2006年间净减少1.23亿亩，平均每年净减少1230万亩。在此情形之下，2010年保有19.2亿亩耕地的目标被迫“提前”到2005年，而到2005年，全国耕地只剩下18.31亿亩；到2006年，再减少到了18.27亿亩，直逼18亿亩这一红线。

　　为确保守住18亿亩耕地，中国政府实行了最严格的耕地保护政策，如冻结审批、严查、垂直管理、建立土地督察制度等。但情况并不乐观。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一些专家或者一些官员认为，中国的粮食已经足够了，不需要对耕地加以严控；粮食真的不够吃了，可以进口。我认为这种观点是非常荒唐的。据我所知，每年全球粮食交易量才2亿多吨，而中国每年粮食需求为5亿吨，中国如果缺粮，谁供应得起？再说，13亿中国人的吃饭问题，总不能依靠他国来解决吧。我们的命运咽喉，总不能让人家给掐着吧。还有一个严酷的事实是，我们农业生产所需的种子，有大问题。由于大部分的种子被外国人所垄断，一个农业大国无种子的时代，正在悄然向我们走来。如此下去，我们的命运咽喉，就真的要被人家掐住了。

　　正由于许多中国人对情况的不了解，所以也就没有危机感。结果是，我们的18亿亩耕地的红线，正在被突破。变着法儿占用耕地的现象，比比皆是，触目惊心。

　　退一步说，我们的确守住了18亿亩耕地的红线，但在这18亿亩耕地中生产出来的粮食，就是安全的吗？这就涉及到“好”了。这个问题，似乎无庸赘述了。因为大量的农药和化肥“催生”出来的粮食，会是“好”的吗？最近我听说，中国黑龙江目前生产的有机大米，售价达到了20多元一公斤了。在杭州做卖米生意的朋友告诉我，还卖得挺好。这说明，对“好”的粮食和“孬”的粮食，大家还是会有自己的选择的。有钱的人，为了生命的质量，当然会买黑龙江的大米了。那经济条件差的人呢，就只有吃化肥和农药“催生”的大米了。有一个农民曾经惊讶而困顿地对我说：“怎么，你们城里人毒不死的？”听到这样的话，我的心情感到特别沉重。

　　中国总理温家宝在今年的新春团拜会上，首次提出了他的“尊严论”： “要让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严。”“尊严论”立即引起广泛的关注和热议。温家宝后来在接受媒体的采访时，解释了“尊严论”的含义：“我提出‘要让老百姓活得更有尊严’，主要指三个方面：第一，就是每个公民在宪法和法律规定的范围内，都享有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自由和权利，国家要保护每个人的自由和人权。无论是什么人在法律面前，都享有平等。第二，国家发展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除此之外，没有其他。第三，整个社会的全面发展必须以每个人的发展为前提，因此，我们要给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创造有利的条件，让他们的聪明才智竞相迸发。这就是我讲的尊严的含义。”其中第二点，我认为说得特别好。“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在我看来，在粮食安全问题上，吃“饱”是一个方面，因为，饿着肚子的人是不会有尊严的；吃“好”，同样也是一种“需要”。要有尊严地活着，就一定要健康。这点是很重要的。一个病殃殃的人，是很难维护他的尊严的。

　　所以，在我看来，中国的农业问题，就是要解决吃饱和吃好的粮食安全问题。这是当下中国农业的基本问题。

　　农村问题：

　　所谓农村问题，在我看来，主要是一个农村的社会管理问题。

　　比如说，国家提出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二十字目标”“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中的“村容整洁”，在农村具体实施的时候，在我看来是有问题的。我在某地考察的时候，发现许多自然村被拆了，统一集中到了一地。这个地方新盖起了一幢幢的房子，倒是整齐了，但却存在很多问题。首先，这么一拆，拆掉了原有的“村落文化”。原先，一个一个的自然村，都是多少年来自然形成的；每个村都有自己的文化，也是自然形成并被大家认可的。正因为有了这种各具特色的“村落文化”，才会更好地实行村民的自治，所以，“村落文化”对农村的社会管理是非常重要的，它是农村保持长期稳定的重要的元素。还有，许多村落是相当有历史的，是有深厚的文化积淀的。许多村落中的建筑，本身就是需要保护的文物。现在我们这么一刀切，全拆掉了。那我们的文化遗产也就从此灰飞烟灭了。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场文化浩劫。

　　我们的乡村干部为什么会把国家的“经”给唱歪了呢？关键的一条就是“政绩欲望的冲动”。在他们看来，集中在一起的一排一排的农舍，才漂亮才好看，也才算整洁。也只有这样，才显眼才会被上级认可和表扬。于是他们就不惜人力物力大肆折腾起来。结果怎样，老百姓并不买账说好，反而是怨声载道。

　　其实，大拆大建本无必要。只要我们对原有的村落环境卫生整治一番，对那些过于破败的老屋进行修缮就行了。在我看来，那些自然而然地，错落有致地散落在山坡、田间的村落更美。我们到过欧州，那些东一幢西一座的，处在田野浓绿中的农舍，常常会给人以童话世界般的美感。它常常让我们发出赞叹并难以忘怀。我们的农村，需要的不是集中在一起的，造作的，屏弃原有文化的水泥建筑群，我们需要的是“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意境，需要的是天人合一的自然环境。

　　另一个农村问题是，村民的民主自治问题。

　　中国自1982年开始，宪法就确定村民委员会是“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此后，《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经过十年试行，在1998年11月正式颁布实施，以法律形式赋予农民自己管理自己重大事务的权利。中共十七大报告和十七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提升为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必须坚持的四项政治制度之一。

　　但是，以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为核心内容的村民自治管理体制和工作机制，并没有在广大农村得到完善和完整地执行。由于农村普遍的“空心化”，在经济落后地区，鉴于村干部的报酬与工作量不成正比，优秀村干部人选大多外出务工，留在本村合适的人选积极性又不高；而在经济发达地区，虽然村干部报酬很少，但是农村的土地等要素资源在这些发达地区价值巨大，不少人争着当村干部。于是通过贿选，花费几万元、十几万元和几十万元贿赂村民获得选票而当选村主任等新闻，在沿海地区时有耳闻。而这些人担任村干部的目的，显然并不是为了带领群众共同致富，相反，往往是为了获取更多的私利。

　　尽管国家对新农村建设不遗余力，尽管有一套运行多年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以及其他相关法律和制度，但限于农村基层民主建设的现状和环境，农村社会现代化进程缓慢。而要打破这种现状，在我看来，最根本的不是缺资金，不是缺制度，而是缺人，缺真正政治可靠、品德优良、能力很强、群众信服，能做群众工作，有开拓意识的带头人；缺懂生产、懂农业的技术带头人，缺受过良好教育的、有一定文化知识的扎根农村的知识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