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问题：

　　农业问题也好，农村问题也好，最根本的还是农民问题。而农民问题的核心，是文化素质问题。

　　现在的情况非常严重也非常令人担忧，那就是“两个流失”：一是劳动力的流失，一是文化力的流失。

　　所谓劳动力的流失，是事出有因的。农村青壮年向往城市生活，成群结队到城市打工谋生，这是很正常的，也是工业化、城市化带来的必然结果。工业要发展，城市在扩大，自然需要大量的农民工。让农村的富余劳动力离开土地，也是解决农村收入长期偏低的好办法。但毛病出在“富余劳动力”这个概念上。

　　农村的劳动力真的富余了吗？我不知道有多少人认真、理性地思考过这个问题，反正摆在那儿的事实是我们对这个问题的思考实在太少了。我们应该说“农村富余人口”才对。中国农村的确是“人多地少”，太多的嘴冲着太少的耕地要吃的，这当然不行。所以将一部分富余的人口，这其中也包括一部分年轻力壮者，转移到城市或富庶地区，这种统筹和平衡是必要的，也是公平的。但问题是，我们将“富余人口”和“富余劳动力”混在了一起，或者是用“富余劳动力”取代了“富余人口”。结果是农村的劳动力大量流失，剩下的就是我们所说的“386199(指妇女、儿童和老人)部队”了。这是一支不堪重任的“部队”。“降大任与斯”是违背规律的。

　　所谓文化力的流失，主要是指农村文化的“沙漠化趋势”。原文化部副部长、现任中华文化促进会主席高占祥在他的专著《文化力》中创造性地提出了“文化力是软实力的核心”的重要论断，以全球的视野和未来的眼光，用大量的数据、事实，透过语言、历史、心理、教育、政治、经济、管理等众多层面，描述了文化在人类文明演进及个人成长中的意义和价值，论证了文化力在国家崛起、民族复兴、经济腾飞、企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并在此基础上大胆而细致地提出了把握文化力，充分发挥其潜在优势的有效方法和途径。同样，在我看来，农业要发展，太需要文化力了。但现在的突出问题是，留在土地上的农民，越来越缺少文化，即便是读过几年书的农民也大多加入了涌向城市的“民工潮”。无知的农民，和“386199部队”一样，根本不可能担当起需要现代科学知识支撑的现代化的新农村建设的重任。我们的“改变农业增长方式” 的期望也只能是奢望。现在的农民，只能靠继承老祖宗的小农生产方式来养家糊口。

　　另一方面，也极为重要，那就是农民在无缘于现代科学知识的同时，也失去了对中国数千年来的传统文化的传承。由于近代中国历史上的多次反儒批孔，以及中国在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时候对传统文化的忽视和不屑，中华文化的源流在奔涌时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障碍。由此带来的严重后果是，“仁、义、礼、智、信”被认为是特别迂腐和背时的东西；而不择手段、投机钻营、坑蒙拐骗、巧取豪夺、违法乱纪的人却被捧为“强者”和“能人”。这种文化灾难自然也波及到了中国的农村。失去对现代科学知识掌握的农民再加上不知不觉中也把中华传统文化给抛弃这一层“冰霜”，我们的农民真的是没文化了。而且，这种“文化沙漠化”的趋势并没有得到有效遏制。

　　这里我还想说的是，文化就是价值观，它回答什么是好的，可以做的；什么是不好的，不该做的。文化上出了问题，也就是价值观出了问题。文前我提到过日本的“大松农场”场主大松秀男，他对我说：“生命是大自然赋予的。我以及我的孩子们都在大自然中享受生命。感谢自然，尊重生命，难道不应该是我们应尽的义务吗？”正因为他有这样的认识，他对土地投以了无限的爱。他把土地也看成是有生命的。他说：“土地，就是我们的母亲。”当他来到中国农村考察时，见到田头地间被丢弃在那儿的农药和化肥袋子，脸上就流露出痛苦、惋惜的表情。中国农民对土地的不珍爱，或者说是不知道如何去珍爱，就是价值观有问题了。本来，珍爱土地是“靠田吃饭”的农民最本能的价值观。遗憾的是，这一切似乎在渐渐地离我们而去。

　　农村文化力的“疲软”，显然无法推动其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

　　这也是中国“三农”问题的症结所在。

　　中国需要新乡绅

　　现在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这样一条逻辑线索：中国的“三农”问题是中国面临的最为重要的问题。“三农”问题不解决，中国是不可能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或者说是不可能成为一个真正现代化的强国的。而“三农”中，最基础的最根本的是农民问题。农民有诸多问题，但农民文化素质的低下是主要问题。

　　如何解决农民文化素质低下的这个主要问题呢？我认为，当下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努力创造条件，让有文化的人留在土地上，从而蓄积起推动农村经济生活快速前进的力量，即文化力。

　　有鉴于此，我提出了“在农村打造新乡绅阶层”这个命题(与此同时，我们在打造新乡绅阶层的时候，也为解决中国大学生就业问题找到了一条出路。这，我将在其他文章中加以阐述)。

　　中国人对“乡绅”这个词并不陌生。简而言之，历史上的乡绅阶层主要由科举及第未仕或落第士子、当地较有文化的中小地主、退休回乡或长期赋闲居乡养病的中小官吏、宗族元老等一批在乡村社会有影响的人物构成。他们近似于官而异于官，近似于民又在民之上。尽管他们中有些人曾经掌柄过有限的权印，极少数人可能升迁官衙，但从整体而言，他们始终处在封建社会的清议派和统治集团的在野派位置。他们获得的各种社会地位是封建统治结构在其乡村社会组织运作中的典型体现。

　　今天，我们综合考察乡绅的历史功过，承认其承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造福乡里的历史贡献，重视其主导乡间舆论与阐释国家政策的桥梁作用和正面效果，那么，培育起当代的新乡绅阶层，对中国三农问题的解决，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的柯可研究员，他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之红乡绅论》中的主要观点，令我感同深受：

　　社会主义农村的“红乡绅”，主要由以下几部分人组成。一、乡镇党政部门与村委会里有政治资本的党政干部及其亲属；有功勋荣誉、海外关系、上层社会关系等社会资本的乡村退休官员、复退军人、知名人士、乡镇村民及其家属等一批有社会影响的人物；受过专业训练立志回乡发展，有文化资本、独到眼光和较高技能的知识分子和专业人才；执行改革开放政策后，乡村首先富裕起来的有经济资本的乡镇民营企业家，外出经商、创业、务工致富的返乡农民等。

　　我与柯可研究员的观点所不同的是，我把当代的乡绅称为新乡绅，这样便于和历史上的旧乡绅加以区别；同时我所谓的新乡绅，主要是指受过良好教育的，通过诸如政府及社会支持等而获得一定资本的或者具有创业能力的，乐善好施的，经过一定时间努力得到了村民的信任进而具有话语权的回乡人士。

　　所谓受过良好教育，是指上过大学。这些人拥有一定的文化知识，善于学习，善于接受新事物和研究新问题，视野广阔，富有理想，勇于创新。同时，他们崇尚人文精神，热爱中华传统文化，讲道德，讲诚信，有爱心，有智慧；主张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和谐发展，追求天人合一。

　　所谓拥有一定资本或创业能力，是指这些决心在农村干一番事业的人，得到了政府的支持和扶植，获得了一定的创业经费或银行无息、低息贷款，或者有其他投资者的加盟，总之，他们已经具备了在乡村创办经济实体的能力。在资本、技术和市场对接上，他们具备了一定的条件。

　　所谓乐善好施，是指他们是“自我价值的追求者和实现者”。他们在精神上有较高的需求。所以，他们应该是农村致富的带头人。他们认为“一人富不算富，大家富才算富”。他们是公益事业的热心人，筑路、修桥、建水库等，都少不了他们的慷慨解囊。

　　所谓有话语权，是指他们和乡亲们一条心，他们通过自己的点点滴滴的努力，或者说他们凭着自己高尚的人格魅力，获得了乡亲们的尊敬和爱戴。他们能够坚持正义并主持公道。因此，他们在乡亲们中具有较高的威望，是值得信赖的人。

　　总之，新乡绅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带头人。他们和村里的村党支部、村委会，以及村代会，并不存在什么矛盾。也许，他们中有不少人本身就是其中的成员，比如，他可以是村党支部支书、村委会主任，或者村民代表。

　　正如我所说的，新乡绅们是践行胡锦涛倡导的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力量，是中国农村未来的希望。而中国农村的希望就是中国未来的希望。所以我才会有这样的结论—“新乡绅是中国未来的脊梁”。                           ■

　　本专题撰稿人

　　宋青宜简介

　　宋青宜女士是知名的旅日华人，上世纪八十年代赴日本进入东京女子大学攻读硕士学位(日本文学史)，在日本和中国办有企业，现任日中环境协会理事长、中华文化促进会常务理事。著有《点亮的神灯》、《中国的选择》等书；也在报刊上发表过众多文章。由于宋青宜女士一直致力于中日关系的友好事业，被媒体誉为“中日友好的民间使者”。中国的三农问题、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问题等，也是宋青宜女士长期关注和研究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