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富民穷”的局面怎么打破

　　作者：王占阳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政治学教研室主任、教授王占阳：收入分配制度不合理其中一条就是行政开支太大，国富民穷的现象比较突出。导致国富民穷的根本原因，就是公共财政还没有真正建立起来。

　　多年来，我国收入分配制度的演变有好的一面，也有恶化的一面。从好的方面看，应该说，社会收入的总水平还是提高了，民生财政也有了一定的进展。但另一方面，收入分配不公的大格局不仅没有改变，而且还有恶化的趋势。以基尼系数来说，最新的数字已在0.5以上，中国已经成为了世界上基尼系数最高的国家之一，这是一个极大的问题。

　　收入分配制度不合理的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国富民穷。分配制度改革的重点也应是再分配改革。导致国富民穷的根本原因是，权力过分集中的政治体制致使我国严重缺乏社会公众对于财政收支的民主监督、民主参与和民主决策，特殊利益集团的游说能力强大，“内部人”决策的公正性缺乏制度保障。缺乏公共财政制度的后果是国富民穷，它也只有通过建立公共财政制度才能被消除。公共财政制度具有以下四个基本特征：

　　一是民生性。民生财政包括财政收支两方面。首先是财政收入要适度，特别是不能过多地取之于民。目前我国的税费负担之重已在世界上名列前茅。2008年，全国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为12.5万亿元，政府总收入也约为12.5万亿元，基本上是1：1，这个比例实在是太高了。按照国际标准，政府总收入至少应当减少50%。这样实行还钱于民，总额可达6.25万亿元之巨。其次是财政收入要更多地用之于民。2008年，全国预算内财政性教育、医疗、社会保障、就业、文化支出总计19665亿元，仅占当年预算内财政总支出的31.4%；如果再加上更少用于民生的预算外收入(预算内、外收入之比也是1：1)，这个比例更会降到20%多。而在国际上，与我国处于同等发展水平的国家，这个数字一般都在50%以上，发达国家更是高达60%-70%。这就表明，我国的民生支出实在太少，其比重应当提高到50%以上。按2008年预算内收支计算，这就是应向民间返还1.25万亿元。如此少收多支，总计可向民间返还7.5万亿元之巨，相当于全国人民的实际收入水平立即提高60%多。若能如此，则国富民穷、内需不足、“新三座大山”等问题，即可迎刃而解。

　　二是公开性。公共财政就是公民财政，因而也是阳光财政。有公开性才能实现和保障民生财政。因此，今后几年应当大力推进阳光财政。应该是能公开多少就公开多少，至少是把大部分预算内外收支明细尽快地公之于众。

　　三是民主性。民主财政的核心是财政收支的决策权应该切实放到人大，执行权应该放到政府，司法权应该放到法院和检察院，监督权也应该独立于行政部门。这样才能在制度上确保民生财政和阳光财政。在政治体制改革尚未到位的情况下，现阶段则可用发展参与式民主的方法弥补之。也就是说，目前应当大幅度地开放和扩大社会公众对于国民收入再分配改革的民主参与和民主监督，以广泛民意的力量直接推动和保障真正公正的再分配改革。否则，以公平分配为目标的改革就有可能被少数人再次篡改为加剧分配不公的假改革。

　　四是法治性。法治财政的核心是财政收支都须依法进行，违法必究。这样才能使公共财政的民生性、公开性、民主性得到切实保障。而人治财政的随意性非常大，几乎没有任何法律(特别是刑法)约束，这就给财政领域的腐败、特权和分配不公留下了很大的制度漏洞。所以我国也必须走法治财政这条路。 (作者为中央社会主义学院政治学教研室主任、教授)

　　数 字

　　中国的贫富差距究竟有多大

　　1 以基尼系数反映的居民收入差距逐年拉大，超过国际公认承受线。据世界银行的测算，我国2009年的基尼系数高达0.47。

　　2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中国社会科学院2009年城市蓝皮书指出，中国城乡收入差距大约在4-6倍左右。

　　3 行业间的收入差距扩大。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统计，目前垄断行业职工的平均工资是其他行业的2-3倍，实际收入差距可能在5-10倍之间。

　　4 各阶层之间的收入差距的扩大速度明显加快。由国家发改委、国家统计局和中国社科院等编写的《中国居民收入分配年度报告(2004)》中指出，最高收入10%的富裕家庭其财产总额占全部居民财产的45%，而最低收入10%的家庭相应比例仅为1.4%。财富差距达到32倍。

　　不稳定幻像”与维稳怪圈

　　作者：孙立平

　　陷阱三 社会冲突的陷阱：

　　本次问卷调查结果显示，“人心不稳，社会动荡”也是中国可能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一大诱因，共有2319人选择此项，占总35 %，排在第3位。

　　利益的矛盾和冲突，和其它的矛盾相比，有个特点，就是它是一个最理性的东西，是可以用讨价还价、协商、合议这样的方式来解决的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孙立平：尽管我们社会当中有着种种的矛盾，但是发生大的社会动荡的危机的可能性并不大。近年来，有人说，10年之内中国一定会发生大的社会危机。我就不太同意这样的观点。

　　近些年来，由于社会矛盾的激化，中国的社会稳定问题在引起多方面的关注。许多研究或明或暗地预示，如果这些社会矛盾得不到缓解，某种形式的社会动荡就可能会发生，有人甚至认为，现在已经到了社会动荡的边缘。因此，如何分析和判断中国社会稳定的形势，就成为判断中国社会未来走势的一个重要因素。

　　社会动荡与“不稳定幻像”

　　稳定问题之所以成为国人关注的一大焦点问题，与长期以来在我们社会中形成的一种 “不稳定幻像”是有直接关系的。

　　所谓不稳定幻像，其实就是一种以为社会矛盾很多、很严重，发生社会动荡的可能性很大的主观感觉。应当说，这种“不稳定幻像”在我们社会中相当普遍地存在着，并影响了我们对目前社会矛盾和冲突的看法与处理方式。换言之，这种“不稳定幻像”是导致社会稳定问题泛化的一个重要因素。

　　前些年有人说，10年之内中国一定会发生大的社会危机。一开始我就很不同意这样的观点。2003年的时候我写过一篇很长的文章，其中的一个结论就是，中国发生大规模社会动荡的可能性并不大，但社会治安会明显恶化。对社会不公的反应方式之一，就是破坏社会治安。

　　近些年来我一直在重复这样一个观点，绝大多数的社会矛盾冲突是一种利益的矛盾冲突，这是一个最基本的定位。不要把它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也不要把它当做一个刑事治安案件，而是要当做一个利益的问题来处理，这是我们把握这些社会矛盾首先要解决的一个问题。导致社会抗拒或社会动荡背后深层次的原因是什么？通过案例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实际上主要还是失业、下岗、农民负担、拆迁等与人们切身相关的利益问题。

　　现在人民内部矛盾究竟是什么，按照我个人的看法，其实从根本上来说就是一种利益矛盾。利益的矛盾和冲突应当说是我们社会当中的一种惯常现象。

　　利益的矛盾和冲突，和其它的矛盾相比，有个特点，就是它是一个最理性的东西。宗教的矛盾、文化的矛盾、政府的矛盾、意识形态的矛盾、民族的矛盾，经常是一个有你无我、你死我活的东西。而利益的问题不一样，利益的问题更多的时候不是一个有无的问题，而是一个多少的问题。相对来说利益的问题是能谈的，能够讨价还价的，是可以用讨价还价、协商、合议这样的方式来解决的。

　　“不稳定幻像”的形成，与我们对这种新型利益矛盾不熟悉、缺乏有效应对手段而产生的担忧心理有直接关系。我个人看法，和世界的其他国家比，我们的社会矛盾冲突虽然越来越多，但并没有到一个我们明显比其他国家要更严重的程度。

　　中国社会的弹性

　　过去的20多年中，人们曾经多次对中国社会做出过危机与崩溃的预测，但事实上，这些预测都没有得到事实的应验。于是，有人甚至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对中国的预测为什么总是测不准？其中的一个最基本的因素，就是人们往往看到了那些能够酿成危机甚或崩溃的因素，但却对这个社会自身的弹性，却有意无意地忽略了。

　　不能否认，我们这个社会有很脆弱的一面，但同时也应当注意到的是，这个社会本身也具有相当强的弹性。经济体制改革以及与此相伴随的经济迅速增长更进一步增强了这个社会结构的弹性。

　　这个弹性可以概括为八个方面：第一，三七开或者四六开的城乡人口结构使我们有一个很大处理矛盾的空间。第二，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有一种矛盾和危机分散化的效益。比如说像劳资关系，这个现在跟政府已经基本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第三，经济的发展为解决许多问题提供了条件。第四，政府掌握着大量的资源，具有很强的运用资源的能力。第五，不同群体的追求出现更大的差异。第六，上层的精英结成了比较巩固的联盟，从坏处说有可能在利益分配上拿到太多；但从另一个角度说，这个联盟的出现也有利于稳定社会。第七，市场主义话语的形成，就是一种自我归因。第八，改革开放30多年来，政府在处理各种危机和矛盾上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这八个方面赋予中国社会很强的结构弹性。正是这种弹性，使得这个社会往往能够在面临严重危机的紧急时刻化险为夷，尽管一些问题被拖延下来后形成更严重的隐患。

　　值得注意的是，多年来，存在着一种“社会矛盾严重——民众会起来造反”的惯性推理逻辑，其实这种逻辑往往是缺乏分析的结果。强调危机的威胁有积极的一面，即敦促政府解决某些问题；但也有有害的一面，即导致政府“过分反应”——不必要的控制，同时用“维持稳定”挤掉许多应该做的事情。

　　跳出“社会维稳怪圈”

　　近些年来，我们实际上已经陷入“维稳的怪圈”：各级政府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用于维稳，但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的数量非但没减，反而不断增加，在某种意义上已经陷入“越维稳越不稳”的恶性循环。

　　为什么会陷入“维稳怪圈”，与事实上已经形成的僵硬的稳定观有极大的关系。我们社会为了这种稳定的思维定式，正在付出日益高昂的代价。 改革前的几十年，我们对阶级斗争的状态估计过重；现在，有些官员对群体性事件的性质估计过重，以致形成了“僵硬的稳定思维”。但正如有人说的，“稳定”压倒腐败了吗？压倒贫富差距了吗？没有。最后被压倒的是民众表达自己正当利益的权利。

　　维稳需要新思维。现有稳定思维的最大误区之一，是将民众的利益表达与社会稳定对立起来，将公民正当的利益诉求与表达视为不稳定因素。在目前的维稳模式下，通过压制和牺牲弱势群体的利益表达，来实现短期内的社会稳定，成了相当普遍的做法。结果是不仅治标不治本，反而起到了维护既有利益格局的作用，甚至对社会公正造成严重损害。

　　维稳的工作不是要消除、也不可能完全消除利益矛盾和冲突，而是要为其设立规则，要为这类问题的解决提供制度化渠道与方式，建立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有效的利益均衡机制。当前，不同的群体在争取自己的利益方面出现了不平衡，有的群体有能力为自己争取利益，有的则没有能力为自己争取利益。在这种情况下，就可能需要通过权力的均衡来建立市场经济条件下利益均衡机制。同时，政府还要注意防止用“运动式治理”替代真正的制度化建设。

　　中国现在需要解决的不是绝对稳定的问题，而是秩序的问题。我们要追求的不是一时的太平，而是长治久安，是经济和社会生活的有序化。

　　说到底，某些群体维护既得利益的工具之一就是曲解稳定，用稳定的问题来绑架社会。我们不应当夸大社会不稳定的可能性。我们这个社会要有自信，以正常的心态、实事求是地判断和定位当前的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高瞻远瞩，进行制度化建设，形成解决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的制度化方式，才是我们真正的出路。 (作者为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博导)

　　运动式维稳是不可取的

　　作者：杨宜勇

　　谨防社会动荡，维护社会稳定，就要切实解决好教育、就业、医疗、分配、社保等与群众基本生活密切相关的的民生问题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杨宜勇：社会问题的增加也是一个好事。这表示人们敢于表达自己的诉求了，社会要有一个宽容的心态来理解这个现象。

　　虽然现在社会对贫富差距的忍受力比过去提高了，但如果不遏制贫富悬殊和分配不公加剧的势头，后果可能不堪设想。去年我国人均GDP已接近3700美元，经济发展转型和社会结构重塑都进入了关键阶段。其他国家的实践证明，这一阶段尤其要防止出现经济增长停滞、贫富差距拉大以及社会动荡。

　　群众利益无小事，民生问题大于天。谨防社会动荡，维护社会稳定，就要切实解决好教育、就业、医疗、分配、社保等与群众基本生活密切相关的的民生问题。有人讲房价太高、腐败问题、贫富差距拉大等都是社会不稳定的因素，这里面公众情绪的渲染比较重，不宜将这种情绪化的渲染直接与一个社会的安定与否挂钩。以房价为例，都认为房价太高，为什么总是降不下来。房价也是买出来的。在房价这个问题上，应当三个板子一起打。即不仅开发商、政府有问题，消费者个体也有问题。这也反映了一种社会的浮躁情绪。当然，从根本上来看，还是我们在住房问题上没有处理好。

　　现阶段，我国正处于“黄金发展期”，但也是“矛盾凸显期”， 中国的人均GDP到2010年将有望达到4000美元。这样一个发展阶段，社会矛盾和问题会增加，这是一个很正常的现象。从一个方面看，这些问题的增加也是一个好事。 这表示人们敢于表达自己的诉求了，社会要有一个宽容的心态来理解这个现象。 在改革推进的过程中，由于劳资纠纷，拆迁等问题没有处理好，个人利益没有得到很好地保护，导致近年来群体性事件频发，也成为我们现在比较突出的社会问题。但这些都是人民内部的矛盾，不用过多地担心，只要我们从机制体制上做好文章，这些都是可以解决的。我是比较乐观的，中国会比较顺利地度过这个阶段。

　　民生安自然就天下稳。但稳定有多种状态，举例来说，一个钢球，放在平面桌子上，滚到哪算哪，这就是随机稳定；如果把这个钢球放到一个大球上，可以立住，但一旦破坏这种状态，就很难再回复；但如何有一个为这个钢球量身定做的槽，钢球无论怎样拿进拿出，钢球的状态都可以回到原点，非常稳定。在我看来，我们所需要的就是这第三种状态，而这个槽实际上就是各种体制机制的建设。运动式的维稳是不可取的，关键还是要靠制度建设。

　　维稳必须遵循社会稳定的科学发展规律。保持社会稳定有两种方式：一是勉强维持的稳定，即它组织的稳定，这是一种消极的稳定。“文革”期间就是一种典型的消极稳定，比如1978年12月13日邓小平说“最可怕的是鸦雀无声” 。二是百事畅达的稳定，即自组织的稳定，这是一种积极的稳定。2008年11月以来中央已下达的四批中央投资中，民生工程投资所占比重超过50%，对返乡农民工和大学生就业以及社会保障、贫困救助、增加居民收入、基础设施建设等都起到了积极而有效的作用。一年多来我们所取得的明显成效世界公认。

　　2020年全面小康社会，我理解就是低标准的广义福利社会。2050年我们要从制度上建成中等的福利社会。改善民生必须“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只有着力加强经济社会体制改革和制度建设，才能达到打基础管长远的最终目的，社会才能和谐、稳定、健康发展。 (作者为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

　　还没摆脱城市化冒进误区

　　作者：陆大道

　　陷阱四 过度城市化陷阱：

　　本次问卷调查结果显示，过度城市化问题是中国可能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诱因之一，共有2120人选择此项，占总32%，排在第4位。

　　中国科学院院士陆大道：超出经济发展与就业增长能力的过快、过高的城市化，并不是由工业化来推动的，而是由大量的失去土地的农民和人口的失业所造成的，这是虚假的城市化和贫困的城市化。

　　在大规模城市化过程中，许多城市的发展超出了正常轨道，城市建设布局出现无序乃至失控，使社会经济发展与资源、生态、环境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愈来愈严重，已经对我国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构成了危害。

　　近年来，我曾多次上书中央，直陈我国城市化发展与规划建设中出现的盲目追求大规模、高标准以及严重浪费土地等令人不安的一些趋向，并用“冒进式”城市化来形容这场自上而下的大规模的“造城运动”。现在情况虽有所好转，但城市化发展的盲目性和存在的问题依然很多。比如“劳民伤财”的政府形象工程；急功近利的规划调整；寅吃卯粮的圈地运动等等。

　　实际上，中国还没有完全摆脱城市化冒进误区。在城镇化率从20%提高到40%这个过程中，英国经历了120年，法国经历了100年，德国经历了80年，美国经历了40年，前苏联和日本分别经历了30年，而中国仅用了22年。城市化水平应该由经济发展水平和就业岗位的增加来决定。超出经济发展与就业增长能力的过快、过高的城市化，并不是由工业化来推动的，而是由大量的失去土地的农民和人口的失业所造成的，这是虚假的城市化和贫困的城市化。

　　蔓延式的城市建设。许多城市的发展，摊子都铺得很大，各项设施缺乏严格的占地标准，以致乱占土地。城市周围的开发区太多。在过去10年间，我国各类建设滥占耕地呈现愈演愈烈之势。冒进式城镇化导致城镇建设用地盲目扩张和无序蔓延，过度侵占了大量的优质耕地。

　　“大都市”，“大”规划。据不完全统计，各地提出要建设国际性大都市的城市不在少数。许多城市提出不切实际的发展目标，要求按现有人口和产业规模的两倍乃至三倍、四倍进行大城市规划。一些城市运用超前标准进行用地和各项基础设施的规划，如会展中心、中央商务区、多个高尔夫球场等等塑造城市形象。许多中小城市，也将城市发展框架拉得很大 。

　　有些发达地区的农村小城镇建设“城不像城、乡不像乡”现象依然没有改变。 在一些中小城镇周围及大城市的郊区，城市化发展很快。但却是：远看像城镇，但每家房子是独立的，缺乏必要的道路、给排水和环境卫生系统，形成了“城乡两不像”的状况。

　　造成上述问题的主要原因有以下几方面：其一，对我国国情和城市化道路缺乏清楚的认识。我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经济总量迅速扩张但水土资源严重不足的国家。 大规划不一定带来大发展，却可能引起巨大的风险。其二，科学的城市规划工作没有跟上。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城市化速度过快。一系列城市发展方针的制定和规划工作跟不上。在大规模快速城市化过程中，曾经提出了“经营城市”的理念和口号，使土地和水资源等过度开发利用。其三，政府领导的政绩观不全面。不少地区对“城市化”规模和速度纷纷提出高指标，形成彼此竞赛之势，以不适当的超前标准规划建设城市。更有甚者，以大绿地、大广场、大立交、大马路等作为政绩工程和形象工程。其四，城市管理严重滞后。城市规划和城市管理的立法工作薄弱，缺乏符合我国城市化要求的指标体系。 (作者为中国科学院院士)